闲余整理家族百年史，突然对父辈充满了敬意。
他们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卑微，柔弱，在乱世中蝼蚁一般，偏偏坚韧如丝，咽下了巨大的苦难，艰苦地打了一场长达一生的持久战，只为了“活着”二字。
我想，这样的一生虽窄若手掌，但也宽若天地。
（一）船
家族与船的因缘，是命运的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
民国的码头
1937年，在全国震惊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
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1942年2月20日,东京正式宣布香港为日军占领地。
1941年岁末，南中国海，在颠簸的难民船上，我当年只有九岁的爷爷惶恐的缩在一角。身边是同样形容憔悴、不知所措的亲人，他的母亲，三个兄弟三个姐妹——他的父亲已经在离乱中死亡。从沦陷香港逃出来的难民有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更多的是一脸的麻木，极度的痛苦和惊吓后的麻木。
正值黄昏，回头一望，西天残阳如血，那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流血。
他对我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上船情景，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潮水一样涌向码头，无数的小船在维多利亚港内碰来撞去，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外，人潮狂乱推挤，到处是挣扎救命但没有人理会的人头，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我爷爷在香港出生，在1941年之前，他还是过着相对无忧无虑的日子。纵然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历史的大变局，纵然大陆已经饱受战火的蹂躏，但是对于出生生活在当时还没有被战争波及的香港来说，他对战争的想象仅仅局限于逃难来香港衣衫褴褛的难民，大人一谈论就会眉头紧锁的东西。他本来以为生活还会这样平静地延续下去。
那天他还像往常一样上课，突然，巨大的轰鸣传来，课室的玻璃全都震碎了。他望向窗外，看到多辆飞机在香港上空盘旋，不停地投下炸弹。之后，就是惊叫的人群，防空洞摇晃的灯光，到处是日军奸淫, 屠杀, 掠夺,纵火的痕迹。他的房子被征用了，全家被迫搬到了中环。当时规定的每人每天半斤口粮根本不够吃，我曾祖母便用曾祖父过世后留下的钱到黑市上买米。爷爷说，其他人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有人都开始吃老鼠了。
后来，我查到这一段关于香港沦陷的资料，对当时祖辈在当时的苦难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将所有的大公司、仓库全部贴上封条,大批物资用船运往日本,香港市场物资奇缺。最初日军规定市民食米定量配给每人每天限定6两4钱,后来即停止供应,造成黑市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至200多元。饿死、病死的居民很多。1944年夏,因燃料缺乏,电力厂不能发电,全港停电数月。
当时,海南岛石碌地方挖掘铁矿,需要大批劳动力,日军利用香港青年人因为生活苦不堪言,想离开香港的心理,欺骗一批青年去开矿。有7000名青年分三批被软硬兼施骗至海南岛。青年们经过海上4天的折磨和虐待,很多人已经死在船上,尸体被扔进海中喂鱼,剩下的到了海南后,被关进临时收容所,不准外出,强迫他们下矿井、修路、做苦工。由于吃不饱,加上水土不服,劳动强度超过人体极限,大多数青年被折磨而死,直到日军投降,才有少数人生还。
日本侵占香港后,推行军用票制度,这十足是一种掠夺!最初,军用票与港币同时流通,规定港币2元兑换军用票1元,过了一年,变成港币4元换1张军用票,日军搜刮到大量港币后,到仍使用港币的澳门抢购物资。1943年6月30日,日军干脆宣布停用港币,一律使用军用票。港币成了一堆废纸,港民变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日军的以战养战。地痞汉奸也为虎作伥,一些流氓手执利斧、短枪,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收取保护费……”
香港沦陷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曾祖父得了当时流行的疫病，那个时候，缺医少药，被疫病折磨了一段时间后，曾祖父终于闭上眼睛。爷爷说，曾祖父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不甘心。
关于曾祖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曾祖父的父亲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农民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而他，却在1919年，踏上了去南洋的船，之后，再也没有音信。当年，我太祖父和我祖父丧父的年龄一样大，也是九岁。
不知道，当爷爷坐船逃难在南中国海迎着寒风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他的祖辈曾经在南洋的风尘苦旅？
我问爷爷，为什么他不去靠种田为生而是跑去南洋。爷爷告诉我，那时候都是一般农民基本上没有田地，大多是做佃户，而且辛亥革命之后东莞处于无政府状态，东莞的水乡区域由当年的号称“水乡皇帝”的军阀占据，除了要交租给地主还要交租给军阀，各军阀之间还经常为争地盘而火拼。在家乡种田的日子实在难过，而外出南洋的冒险家们总会有一两个衣锦还乡，刺激着乡民原本封闭的神经。
无数次的彻夜思考挣扎，无数次看着家徒四壁的破房子和面有菜色的妻儿，无数次看到南洋冒险家向家里寄去的数目不少的汇票，我曾曾祖父终于坚定了信心。
但是，衣锦还乡的冒险家毕竟是少数的幸运儿。大部分南洋的闯荡者不是葬身大海，就是倒下在南洋热湿的瘴气中。
我曾祖父丧父后生活更加艰难了。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去香港打拼。听说，他是一个很倔强的汉子，加上从小在社会底层摸爬打滚练就的人情练达和灵活处事，使他能够从一无所有的修船学徒混到到船厂的总经理。
船，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命脉。
船厂生意刚有起色的时候，就面临着香港沦陷。他亲眼看到自己一辈子的呕心沥血、殚精极虑所造就的成果毁于日军的炮火，加上疫病发作，没有熬多久就撒手人寰。
“我不甘心……”这句话我现在听起来有无限的苍凉和悲怆。但时代的变局，从来都是覆雨翻云，不问苍生。曾祖父那点非常微薄但为之奋斗一生的愿望，在乱世之中，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碾为齑粉。
曾祖父死后，曾祖母就不得不撑起整个家庭。曾祖母是一个十分坚毅的女人。她带着儿女一路逃难，最后又回到东莞。家中是在难以为继的时候，就靠她一个人挑着扁担叫卖，她柔弱的身躯挑起了全家的生计，直至抗战结束。
回溯家族当年历史，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重要的转折都离不开船的身影。
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当船在珠三角密集的水网中穿行，当船在一个个人声鼎沸的码头抛锚起航，当船带着千年故土对外面世界的探询驶向大江驶向大海，当无数的货物、资讯、人员通过船流通聚散，当梁启超、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乘着越洋的轮船回国，带着新鲜的西方文明，当列强用舰船打开中国的国门、用船载走了那么多青壮的中国男人去南洋去旧金山做苦力……
船，对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船，在当时接驳了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血管，船，震颤着长期迟钝的中国传统城乡的神经系统。一个封闭的中国不需要船做出这么多文章，一个还是安土重迁的家族命运不会和船紧密相连。
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局促使船在时代扮演无声又重要的角色，它既带来了文明和希望，也驮着屈辱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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