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和姨夫是老牌大学的同学，典型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校园恋。后来分在同个科研系统工作，直到先后退休。唯一的女儿传承他俩的读书天赋，事业成功，只是长期定居国外。而老两口优厚的退休工资加上女儿时不时的电话问候，倒也生活的平静滋润。
五年前姨妈的右舌根长了个溃疡，一直不好。后来影响到吃饭，就去医院检查。就医的结论是“增生”，需两个月随访一次。四年前姨妈接受医生的建议，切除了“增生”部分，手术很成功。以后仍然是两个月一次的随访。
姨妈是我妈唯一的姐姐，非常亲密，姨夫也年事已高，所以表姐透过越洋电话把她妈就医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在那时，无非就是不定时的打电话或登门和姨妈寒暄，然后两个月一次开车载她去见医生。姨妈的个性一直直爽开朗，我也乐得当个车夫。
两年前，姨妈舌根的溃疡卷土重来。一开始，医生判断说是”顽固型”，按时随访就好。那段时间每次在医院等候的时间姨妈还会和一些脸熟的病友相互聊起自己的病情，彼此加油打气，千万记得“不要多想，吃好喝好”的原则。而那时姨妈的老宅也恰逢动迁，拿了一笔不小的动迁费。所以姨妈经常说：“一个人哪有样样如意啊？就弄个小毛小病折腾折腾呗。”而再往后，医生把随访改成一月一次，也逐渐加上了“可能、注意、必要时”等用语。终于一年前用姨妈再次接受了手术，这次的结论很冷酷———鳞状细胞癌。唯一庆幸的是高分化，就是恶性程度偏低的意思。手术创面在口腔里，术后的两周时间都是“鼻饲”。当一个家庭成员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对他的整个家庭便是颠覆。姨夫开始每天上菜场变着花样买鱼、买鸽子、买各种蔬菜水果，表姐也只得暂时抛下工作和家庭回到父母身边。虽然大家都很小心的避讳“癌症”这个词，但每餐之后必须洗净挂起的鼻饲口袋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个人疾病的存在。
姨妈还是坚持乐观，直到医生告诉她需要接受放疗。尽管医生强调姨妈的指标显示是放疗的临界点，放疗只是一个防御性的治疗措施。但放疗前一系列的检查、排队、等报告的繁琐和疲惫，让她时不时发问：”为什么是我？“
放疗室在医院的一处地下室，走下去，左右两边都是等候区。第一次时间比较久，要根据每个病人的病灶制作出一个立体的模具。姨妈的靶向区域在舌根，所以模具覆盖颜面部，直至锁骨。等待的时间走廊里充斥着咳嗽声和痰音。抬头看看，才发现好些人都经历了“气切”。不知道是保护伤口也或是用来遮挡，“气切”的病人都会在喉咙处挡一块纱布帘。那帘子遮在发黑的（后来知道发黑是因为放疗造成的）脖颈处显得格外刺目，伴随着咳嗽和出气不时掀动。如果说前几次的放疗让姨妈还在庆幸她没有被“气切”那么残酷，那接下来放疗带来的反应让她慢慢投降了。
进行到第八次，姨妈开始有恶心和口腔溃疡的情况，嗅觉和味觉逐渐不灵敏，进食变得缓慢和困难。从病友们相互交流中得知，有的人从第一次就有反应，有些人则相对再晚些。而除此之外，皮肤变黑，牙齿变疏松，甚至掉发都有可能出现。本能的求生欲让姨妈几乎每次都会说：“完成一次就是一次胜利。”她开始担心她还有那么多钱没用完怎么办？开始懊悔之前的节俭，开始计划治疗结束后即便是一次农家乐都要找八星级的酒店。
第二十二次。口腔严重的溃疡已经让姨妈不太能开口说话，影响进食。终日流食又和饥饿感形成死循环。痛苦不堪，脾气自然暴躁。姨夫买不对和她胃口的菜和表姐稍稍错会她手语的意思都可以变成是让她快死的理由。
第二十五次。姨妈突然用笔在本子上写下一段话———她要拿出一百万送给她条件艰苦的堂弟。理由是她命里承受不了那么多钱，需要散一点财，才能续一段命。
终于三十次的放疗捱过去了。除了脖子一圈仍然有些发黑，其余的反应基本在两三个月后恢复了。接下来就是每三个月一次的随访。姨妈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早睡早起，饮食清淡已成了她的日常。海参、枫斗每日必吃。一百万也送出去了，并常常自语说此生未做过亏心事，望老天菩萨保佑。唯一希望是不敢奢求长命百岁，但求平安活过全市平均年龄。
很幸运，时至今日姨妈健在，各项指标也平稳。虽然她已经认定她体内埋下了炸弹，不知会在何时引爆。在陪伴她就医的过程中，我目睹过远比她不幸的案例。我无法忘记当一对父母被医生告知他们六岁的孩子连手术的资格都不具备时，他们已经不能做出任何表情的脸孔；不会忘记放疗过程中一位年轻的母亲从勇敢到必须勇敢，再到无力勇敢的艰难过程；忘不了每一滴为亲人留下的泪，记得每一声因为不甘而发出的叹息。现在回想当时对姨妈所谓的安慰其实是多么苍白无力。一路走来，我只是旁观，我看着他们的痛苦极力的用想象去感受，进而用尽安慰之词盼望会送去宽慰。然而终究我没有“身受”，怎么会有“感同”？任何语言都抵不过一纸检查报告，所谓的意志全押在那部分幸运的百分比里。
珍惜所有吧，如果病魔不曾找你；请尽量勇敢吧，如果病魔还没打算彻底击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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