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驯化能力决定文明程度
比如他认为说，地球上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
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有价值的、可驯化的野生物种，比如说牛、猪、羊、狗、马等这些物种，有的成为了人类的食物，有的成为了人类劳作的辅助性伙伴，而人类对这些野生物种的驯化的时间点决定了他们的文明初始程度。
根据戴蒙德的研究，人类可驯化的野生物种在整个地球也仅仅出现在非常狭小的9个区域，而这些区域就常常被认为是人类农业的起源。
比如说，我们在中东地区、印度地区、华夏地区……就看到了最早的可驯化物种的很多经验。
在不同的文明体中，早期的华夏人显然是开化最早和最早慧的那一个族群，因为中国人在华北地区最早种植出了耐寒的粟，由此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粮食和温饱问题，另外，在华南地区最早培育出了一年两熟的水稻。
所以戴蒙德在这本书中谈到，人类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最初始的文明程度。
二、病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
另外，戴蒙德在书中把病菌作为了人类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不可测的，可以说是既带有偶然性，又带有必然性的一个选择项。所以你看，它的书名叫《枪炮、病菌与钢铁》。
戴蒙德说，在整个近代史上，杀死人类的主要杀手是什么呢？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砍杀，是不同技术的迭代，但是他认为，真正的、最主要的人类杀手是谁呢？是那些看不见的敌人，它们叫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这些病菌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2020年，刚刚发生了一场新冠疫情，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当它突然间爆发的时候，比如1月份在中国的武汉地区，打乱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然后当它3月份开始向全球蔓延的时候，它打乱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甚至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够明确地回答，这一年的新冠疫情对这100年来人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状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且我认为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人类历史上已经无数次发生过这样的景象，而在历史上有几次这些流行病的发作，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轨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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