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视苏格拉底为理论家，批判性科学和乐观的理性信仰的第一位代表，他敬佩他，但也对后者进行彻底无情地批判。在真理面前，一切都是可质疑、可批判的。为此，他甚至把苏格拉底的出身、面相的丑陋都用来作为证据——与之相反，丑陋在施特劳斯那里却代表了哲学的“丑陋”本性，哲学不讨人喜欢，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但“丑陋”提醒人们，那看起来不好的，也许恰恰是好的——，“一个容貌的怪物，一个精神的怪物。”
“一个善于看相的外国人来到雅典，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是一个怪物，——他心中隐藏着所有的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仅仅回答：‘您了解我，先生！’”但这是不是又是哲学家的一个反讽，要知道，反讽几乎渗透在苏格拉底所有的对话中。因为面对嘲笑，他接着又说：“不过这些恶习被他借助理性克服。”
丑陋仅仅是尼采的托辞，他真正要攻击的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辩证法和修辞术让那些智者派（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希比亚，欧提德穆）风格化为肆无忌惮的演说家类型。对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对真理的哲学探究，而是赢利和个人的好处。他们使用自己那辩证的演讲术，只是为了进行自我标榜，喋喋不休的咬文嚼字，以及貌似哲学的吹毛求疵。
尼采说，正如在阿里斯多芬喜剧《蛙》中所描绘的一样，由于理性主义和辩证思维方式的出现，“一种高贵的鉴赏力被战胜了，”雅典人开始堕落。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凡是得先证明自己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这是一个哲学的、本质论上的断言，不是对于科学证明、实验、假说这些进程的否认。一个宗教的例子是，对于信徒，上帝无需证明，像生命、阳光一样真实；对于无神论者，证明是徒劳的，他们只相信拿到手的东西。
“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他知道，使用它会引起猜疑，而且它少有说服力。”因此在大多数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没有真正说服对方。苏格拉底就好像歌德笔下的列那狐，它对狮子诺勃尔和宫廷成员运用诡计多端的、“辩证的”演讲，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敌对方的道德败坏，两次成功躲过确定无疑的死亡。区别在于，苏格拉底没有躲过控告和死亡。
在尼采这里，苏格拉底将理性变成了一个暴君，它让希腊人陷入两难困境：要么毁灭，要么——荒谬地理性。在“理性=德行=幸福”的等式中，理性似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尼采痛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当洞穴中人被带到日光之下，仿佛是从幻象、阴影和错觉世界里被解放，得到了理性的启蒙；尼采否认这一点，他们被痛苦地灼伤双眼，因为真理之光是刺目之光，“刺目”是对理性僭越的警告。
“最刺目的日光，绝对的理性，明亮、清醒、小心、自觉、拒绝本能、抵抗本能的生活，其自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向‘德行’，‘健康’和幸福的回归之路⋯⋯必须战胜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等于本能。”
末了，连苏格拉底也意识到他不是治愈人们灵魂的医生，他也是个在辩证法似的理性世界中兜圈子的病人。他向雅典人索要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悄声自语：这里只有死神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仅是染病已久⋯⋯”
这是唯一让尼采称道的地方，苏格拉底终于认清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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