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真正问题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我的力量。
我喜欢从具有价值的问题中完全除去坏的结果。因为在邪恶结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观察一个行动的适当立场。……也从来没有对这些观念浪费过我的时间……从根本上说，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一种粗劣命令：你不应思想——我对另外一个问题感到莫大的兴趣——“人类的拯救”之赖于这个问题远比赖于任何一项神学的奇迹为甚：此即营养问题。
因为这个“文化”自始至终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完全要我们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所谓理想目标而当作“古典”文化——似乎我们的努力结合“古典的”和德国的在一个概念之下的企图，自始就不是注定的一样！甚至这有点可笑——只要你去刻画一个“受过正统教化的”来比锡公民，你就会感到这是可笑的！——诚然，我承认，一直至我长到很大的时候，我的食物都是很坏的——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厨师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赞扬它是“无关于个人的”、“无我的”、“利他的”。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相信，饮洒和吸烟最初只是年轻人的浪费，最后简直是坏习惯。
尽可能不要老是坐着不动；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空旷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随着身体自由活动而来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肉活动的思想。一切偏执都可能是起于内脏。
没有人能够随地生活的；凡是一个需要完成伟大事业而这伟大事业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内脏上稍稍有一点麻痹，一旦正常化以后，就足以把一个天才变成平庸人物。
天才几乎必然是舒适的。
天才都是有赖于快速的机能活动，都是有赖于一种继续不断为自己获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性。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那些不适于我的地方渡过的。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也就是说我生命中多余而愚钝的因素，及是对生理状况的无知——那可厌的“理想主义”；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好的东西来，它不能带来任何解决与报偿。
疾病开始使我接近理性。
一个人必须尽可能的远离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是精神饱满最初的一种本能的谨慎。……对我而言，一些令人愉快的、聪明的、智慧的书，就是我借以复原的东西——应该是一本德国书吗？
上帝惟一的理由是他的不存在。
他肯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像美是什么东西；当我评断某些人们或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需要去想出一个具有半人半兽神。那种性生之神的必然性的。
一个人不能想出这东西——他就是这东西，或者不是这东西。伟大的诗人只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发掘——这种情形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致后来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
驱使一个人疯狂的不是疑惑而是确定。……但是要感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是深奥的，也就是必须是一位哲学家……
没有乌云掩盖过我们的天空。
我想，我对于华格纳所能创造的可惊事物，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更清楚，我想我对于那些只有华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现在因为我的力量足以使那些最可疑而危险的东西转变为有利于我的东西，因而我变得更为有力的，所以我把华格纳看做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限制一个人听觉和视觉范围，把一个人自己孤立于许多事物以外——这是初步的智虑谨慎，这是表示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必然的东西的初步证明。
不断需要保护自己的人，可能大大的削弱他的体能以致不能再防护自己了。
另一种智虑谨慎和自卫方式，是尽可能的少作反应就是使自己脱离那种迫使一个人停止他的“自由”和创造力而只变为一束反应的环境和处境。
一个他所读到的思想发出反庆——最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学者把他一切能力都放在肯定或否定批判那早已被想出来的东西上面——他自己不再思想了——他本身的自卫本能消灭了，否则他会对书本有所排拒的。因此，学者是一个衰颓者。
用道德上的名词来说：爱一个人的邻人以及为他人和其他东西而活，可能是保持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手段。
它开始发生支配作用，它慢慢地使你从离失和偏误中回转来，它促成一个人的种性质和能力，而这些性质和能力有一天将成为你整个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主要事业、“目的”、“志向”和“意义”方面，透露一点消息之前，它会慢慢地培养一切有用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去，我的一生简直是可惊的。为了重新估评各种价值，也许需要比一般人所具有的更多的才能；尤其需要那些现在还不一定互相矛盾和破坏的对立才能。
直到我所有的能力突然间都达到成熟分阶段，而在某一天完全的爆发出来为止。
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东西会与它现在的状况有所不同：我不希望自己有所不同……我总是一样。我从来没有任何欲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活了四十四岁以后，竟然能够说，他从严没有为荣誉、女人或金钱心过——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这种念头过去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中，因为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四岁。
我的回答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饮食、地点、气候、娱乐，所有自爱的辩解——比人们向来认为根本的一切东西，更为想像不到的重要。
人们却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寻求人性的“神性”……所有政治问题、所有社会秩序问题、所有教育问题，都彻头彻尾的变得虚假了，因为最有害的人们被视为最伟大的人们，也因为人们被要求去轻视这些“细节”，说得更正确一点，去轻视这些生活的基本需求。
对任何健全本能的迹象非常敏感，乃是我的特色。在我的身上，没有一点病象；纵使我时常患着严重的疾病，但是我从来没有变为病态的；在我的本性中，你找不到一点热狂的痕迹。……悲伤态度不属于伟大性；一个需要采取一种态度的人是虚假的。……凡是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中，能看到我的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一点紧张的痕迹，相反的，只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愉快，因为在这七十天中，我怀着一种对后世的责任感，毫无间断的，完成了很多伟大的工作——在我之前，没有曾经做过这样多工作，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做这许多工作。
我一生气恼那些在血管中具有卑劣血液的人。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性是对命运之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但他必须去爱它……
来自：尼采《尼采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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