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化，亦非河流文化。
故并无西方人所谓在摇篮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伦一般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中国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培育出来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划一块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沟而成封土。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兀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两格或多出一格者。
《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最佳，“贡”法最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从春秋到战国，已有郡与县。造在远处的称“县”。县者，悬也，即悬于格子线之外之意。此乃封建崩溃，郡县兴起之情况。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大叔派兵攻击闯入水泽的萑苻之盗，但攻之无效，仍不能禁，遂只好采取增加一项新的征收税。本来视农民为盗贼的，现在不得已而加征一项商业税一类的名目，其实就是“征诛”。古人所以看不起工商业者，便是一开始视经营工商业者为奸利之大，其因在此。直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老观念，在有些人的脑中，仍或难免。
《周礼》又载曰：“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
“遂”为2尺宽，其人行道曰“径”；“沟”为4尺宽；“洫”为8尺宽；“浍”为16尺宽；一“川”为一万家地。为900万亩，其大水田曰“川”。“径”上可跑牛马；“畛”上可通行大车；“涂”上可跑乘车；“道”是双道，同时可并行通过两乘车；“路”大约2丈宽，可同时并行通过三乘车。
以上为《周礼》书中之讲法，可见当时水利兴修与陆路建设已初具规模。《周礼》出书于战国末年晚周时代，其时已有大批农田出现，先冲破了格子线，山川也开发了。种植稻麦需要较多水利兴修。
除了上述农、工、商之外，尚有一种“士”、《论语》中云“学而优则仕”，此种“士”乃西方社会所无。亦非中产或有产阶级，却是社会上的领导者。
中国的经济思想，约略言之可分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的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以上为中国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
制度是思想具体化的表现，此种轨物主义一直延伸到贾谊和董仲舒，即人的穷富有一极限的标准，乃根据文化的意义而建立。此种思想引发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司马迁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轨物主义和老子的主张相反。
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chú huàn]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的主张，也相当接近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不义而获得富贵，才是可耻，但用劳力而获得的财富，那是光明正大的。
汉武帝并不采用董仲舒之政策，犹如文帝之不能用贾谊。武帝唯独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尊儒家孔子”的意见而已。
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冶铁之生产到战国才兴盛。此时不但有大盐商，也有大铁商出现。古代特别受人注意的商大是盐商和铁商，因盐铁是家家户户必用之物，生意大而获利极丰。
汉代的政府财政总管是大司农，所管不限于农业，乃管理全国的财政。
汉代九卿之一的少府专管王室财政，谓之小财政部。此卿管王室的“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正如颜师古所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均输法者，照政府的解释，是各郡设“输官”后，人民只需将所贡土产送到郡的“输官”处，而郡的输官由京师委派，因此不必劳师动众的由民间直接运输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
司马迁为李陵事，得罪武帝，吏议判死刑，无钱买爵赎死刑，因此不得已接受宫刑代死
汉时朝廷卖爵，其性质有如近代国家之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
汉代国家财政，主要靠田租、算赋及更赋三大收入。
当时的工商兼并、列侯诸王之骄奢以及武帝之挥霍，实乃当时时势所造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特殊变相。故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其在平民社会中造成一种骄奢纵恣资产阶级风气，其功罪颇难定评。
莽朝复杂而紊乱的币制，使百姓愦乱，货币不能流通，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此实为王莽最大之秕政。
中国在商、周时代已有饮酒文化。到汉代时，酿酒业已有改进。首先是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制麴术的改良。酒的品种亦随着酿酒原料多样化而增加。
中国古代酿酒是先用麹，使谷物糖化及酒化。汉代酿酒偶也用“糵”，但主要的酒药是麹。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制酒用麹的比例是：一酿用粗米二斛，麹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种酿酒方法比诸今日亦相差不远。
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坏的朝代，但在制度上仍是有它的一套。它定出了两个制度：品官占田制和户调制。
南方产茶亦盛，唐代陆羽《茶经》中亦提到茶为南方之佳木。所谓茶者，槚、蔎、茗、荈，都是茶的别称。古代亦有宴饮时以茶代酒者。如吴主孙皓“或密赐茶萍以当酒”。
当时侨郡所占之地都是连山带水，不光是平原。当时有言曰：“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此种情况与北方汉代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相似。可见此时南方之土地问题与农业关系小，与商业关系大也。
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及宗教各方面，汉代均不及魏晋南北朝，上述所产生的文学、艺术、宗教及建筑等各项成就，均由经济资源富裕所带动，可见南北朝时代是富有的朝代，但问题在于当时社会不平等，南北又不能统一，遂为世人所轻视。
当时南朝有条规则，即军人、士人，并无关市之税。但其他人则不得免税。
读书人及二品清官。当时由土族充当的官叫清官；寒人充当者为浊官。
北朝在商业上言，并无南朝般活跃蓬勃。北朝是“异族统治”时代，但此四字亦非准确，可称“胡汉合作”。此乃由于汉人之影响力相当大。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为“异族统治”时期，即北朝、元代（正统异族）及清代（汉代之满族）。北朝时乃是中国文化插入了异族统治。
元雍饮食极为讲究，每饭必具海陆珍馐，一餐所费数万钱。陈留侯李崇曾对人道：“商阳（即元雍）一食，敌我千日。”李崇当时为尚书令，亦僮仆1000人，富倾天下。但他却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日常只有“韭茹”、“韭葅”两味菜肴而已。其友人李元佑对人说：“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佑答以“二九（韭）一十八”，闻者大笑。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宗教对久经战乱的社会人生特别需要，故造成佛教特别兴盛。就东晋南朝来说，东晋100余年间，有佛寺1700余所。到梁代时，佛寺增至2800余座。梁武帝萧衍曾三次入同泰寺为僧，僧寺经济也配合其他条件而日益盛大。
至东魏、北齐时，于是“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遂造成了僧尼多于民众之现象，政府及王室税收剧减，不敷应用。
曹不灭汉献帝，公元221年正式迁都洛阳。公元265年，司马炎亦以洛阳为西晋之京都，历时近100年。
龙门石窟此地有青山对峙，伊水北流，俨然一座天然门阙，古称“伊阙”。石窟有三，其规模较云冈略小，但亦动用了80万2360名工人建造。唐代诗人白居易称赞：“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来的分崩动乱，至隋复告统一。隋自文帝坚、炀帝广至恭帝侗三朝，历时38年。如以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算起，至恭帝灭亡，不过29年。隋代国祚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
由上述记载，足见隋代粮食布帛储存之丰盛。隋文帝既然轻徭薄赋、何以又如此空前富裕?其原因有下列数端：首先，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过太规模之战祸，天下之宁静和平，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其次，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代仍然承袭了此良好的风气。
不过，隋代致富原因之更为重要者，便是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已全部消除，整个社会同处一平等地位，而同属干一政权管辖之下，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隋代尚有一良好之制度，为后世所称道者，厥为义仓与社仓之建立。
文帝因节省开支，稳定币值，奠立了安定富庶的立国基础。宋代学者苏轼亦称道说：“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太宗本人亦勤于朝政。他尝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将刺史掌政时善恶之事迹，皆注于名下。又常遣员巡察，问民间疾苦。此时期君臣齐心努力，共同望治，实国史所罕见。
唐代大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有一项，要一项。有田有身有家，便有租庸调。此即为民制产，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之政策上，自可使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
近人有轻视唐代之租庸调制者，讥为杂拼的租税。其实却巧拼成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和力役之征，并非胡乱拼凑。
当时100户(家）曰里，5里曰乡。城市曰里，郊外曰村。各设里正、村正。4家曰邻，20家曰保，100户曰里，里有5保。
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
除口分田及永业田外，唐代尚有两种田：一种是职分田，另一种是公廨田。
两税制以田亩为主，其实即为资产税，即有多少资本抽多少税一并以大历十四年为收税之标准。此制在当时有极大之震撼，可说毁誉参半。
故清代之赋税制度最不合理，亦因为清制乃跟随唐代之两税法演变而来。
两税制实际上并非“量出为入”。所谓“定额以收”，乃是非法之权令，将无名之暴赋均加入田地之赋税内，一切租庸调各税均加入田租内。如田被水冲坏，人逃走他乡，但田租反而加重。农民逃聚之地区因人口增多，而摊派反而减少，故大大乐于逃亡他处。
租庸调制是税目分明，两税法则并归一项。
刘晏为唐代财政史上最成功之伟大人物，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两件大事，即盐政改革与渭运。
驿站的马都是官马。马身上打有烙印，打印部分不再长毛。其上注明年岁，马老了要换；印上亦注明是属哪个驿站一驿站每养一匹马，可发给40亩田。田中不种稻米，专植苜蓿，此苜蓿乃汉武帝时由西域运来，可作马的粮食；亦可作肥料，所以马不能多养，否则将影响农业经济。
当时每隔30里路设置一驿。全国共有1643所驿馆。其中陆驿占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两兼的驿有86所。
一匹马需要40亩地种苜蓿供给饲料，一都亭就需要有3000亩广的牧场，故都亭的规模相当宏大。因公途经驿站者，可在驿站休息，限住三天，兼供膳宿，但不得久往。
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
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
西方是由废除堡垒而成立新的都市；中国城市则由不动而永远在政治、经济上有其地位。因此中西经济不能并论。
当时司马迁主张自由经济，晃错、董仲舒等则主张统制经济。
中国的社会，东汉以后进入门第社会。晋有占田制，此时特许大门第可多占土地；至六朝，行均田制，但并不平等；此时期特许贵族可拥有奴隶及耕牛，可配得较多士地；至唐代，行租庸调制；而行两税制度后，土地政策又有大变。
中国东汉以后的门第社会传承了1000年以上，至唐安史之乱后而止。
司马光、欧阳修是史学家，讲求现实，所以不再主张行方田制；但王安石只学经学，并非学史学，故较偏重于理论，而不太重视实际也。
宋代之役，与汉、唐之更、庸不同，最重要的是一种“衙前”的官役。
大致来说、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但司马光则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
但北方人仍反对之，此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当司马光执政时，恢复了服役，又为南方（四川）的苏轼所反对。
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后，初不知田地之功用，却将田地尽变牧场以养牛马。当时助元得天下的辽人，名叫耶律楚材，他从金国投元，劝政府不可将田地变为牧场。因田地可收租税，可成为国库主要收入来源。于是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开始劝农。
每一农社选出年长而懂农事者为社长，由社长协助政府劝农。
农社的建立，实在是一种良好互助的经济合作制度。
元代对农社社长有特别优待的措施，例如可免差役，可免当兵等，以便社长能专职全力劝督农桑。
元之农社制度，实是一种农村自治。此制度非蒙古人设计，实乃由宋代“乡约”制度而来。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有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及均田等，但自唐代租庸调制以后，改行两税制，此下便没有土地制度，二直下来到清代都可说大体上是实行两税制。
明代有“黄册”与“鱼鳞册”两种册籍之设立，一直沿用到清代和民国。但这两种册籍并非制度。今日的内政部已无户口册与土地册了。
凡可收到一万石粮的地区，设粮长及副粮长各一人，由区内拥有田亩最多者担任，以便催征及押运，并交给中央点收。如工作尽责而良好者，可获擢用，任职为政府官吏。因粮长原自富农中选出，行为必较地方小吏纯朴诚恳，不易有贪污情事。明太祖曾言：“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
明代除“诡寄”外，由于田多役重，于是又有一种称为“飞洒”的，便是将自己的田亩分散写入人别人的名下。行使这种勾当，首先得与衙门中管鱼鳞册的勾结买通，又称为“洒田”或“洒粮”。由于将田分别飞散在别户身上，所以亦称“飞洒”。
于是要求生员“寄田”以逃避赋税，“诡寄”者，即将田集中寄在生员身上以避税也。
总括来说，乡官、生员与吏胥，是明末三大病。明清的吏胥问题最难解决。
人民用碎银缴入国库时，要将之熔成大块之元宝，由零碎的变成整块时，便得加上人工及损耗，故缴纳碎银时要加上若干耗银，此即所谓“火耗问题”。
由于火耗问题，使田租增加。明代开始用银元，直至清末，有了较大数量的墨西哥银元与大清银元流通，银币才有了标准重量。
梁启超曾论到何以银币重量定为七钱二分。其理由是银币不可过重或过轻，故以七钱二分为适合。
而且购买力低，经商十分不便。因此，宋代四川人发明了“交子”，即印一纸当作钱币。
漕运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特别的课题。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而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漕运就是水道运输，中国在古代时，漕运的问题不大。
综上所述、宋以前1000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是北方；宋以来1000余年之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则是三吴水利一最重要的要靠人力经营，开塘浦、挖沟洫，需要人力以赴。孔子也曾说过：“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见兴修水利，不可稍懈，是古今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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