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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的桎梏:中国经济史的停滞“怪圈” ——读《贫穷的本质

1300年的桎梏:中国经济史的停滞“怪圈” ——读《贫穷的本质

作者: 经济地理学笔记 | 来源:发表于2017-02-14 22:51 被阅读153次

    按:根据近期学习经济史以及贫穷经济学的一点收获和心得,尝试对中国经济史上,中国大停滞的历史做出一个解释,是为学思,关于儒家、道家思想的论述只是零星的阅读和思考,后续还会做系统的学习,此处论述如有不当,欢迎商榷讨论。

    秦晖先生有文《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国富民穷”》,“怪圈”一词用的很棒,历来历史“治乱循坏”,这表示繁荣——崩溃的怪圈。这自然是着眼于朝代而言,这里借用“怪圈”一词,从一个更加宏观的130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的历史着眼,用约翰·肯尼斯的关于贫穷的本质的一些理论做一番阐释,觉得挺有意思。

    为什么着眼在1300年的历史,主要是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大致在隋唐发展到一个极富的状态,此后1300年直到清道光年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依据一些经济史的论据而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定型后一段十分稳定的时期。孔孟甚至老庄思想塑造了1300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于对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者马涛说孔子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渊源,整个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论证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中就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即早在孔子就已经有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马可·波罗将儒家思想带到了西方,对魁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当·斯密继承了魁奈的思想。

    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几乎都寄托着孔孟、老庄的思想。无论是“仁、礼”、让,还是“道、自然”均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形成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下,中国的小农思想十分盛行。这种安于现状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甚至是文明停滞不前;再有道家遵从自然规律,崇尚“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更使老百姓安于现状,循不可捉摸的“道”而动,“道法自然”,自然不变,规律不变,人如何变?社会如何变?亚当·斯密对世界经济的划分中,所做的分类中认为所说的欧洲的经济是蓬勃发展的,南亚的经济是衰败的,中国的经济是停滞不前的,是有思想渊源的。

    与其说停滞,不前毋宁说贫穷,历史上的富有,如果相对起其他文明的蓬勃发展,也终究是贫穷,于是这个命题便进入到贫穷的讨论范围了。本来觉得这样的思考有些牵强,但是却不想刚刚好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

    对一国的贫穷,约翰·肯尼斯罗列了几种他认为并不合理的解释:1、一个国家的矿物资源、人口数量,也就是资源禀赋决定贫富的意思;2、人民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感知到自由企业、自由竞争和市场的优势,他们被地主或资本家剥削,它们产生的剩余价值被掠夺者无偿的占有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所有者占有了,所以就没有改善的动力,生产力依然极为低下。3、一国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缺乏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或者经验丰富的技术和管理人才;4、民族的固有倾向。一般认为,英国人比爱尔兰人,或者曾经比爱尔兰人更加勤奋;德国人比法国人或波兰人亦然,瑞士人比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中国人和日本人则比别的民族都更勤奋。5、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扩展,他认为贫穷的国家是主要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在与工业国家的贸易中遭受持续的痛苦。农业和原材料产业产生出超出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劳动驱逐(labor-expelling)。制造业及类似行业产生的劳动者比他们要求的要少——这就是劳动吸收(labor-absorbing)。因此,作为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贫穷国家,有一个持久的劳动剩余。工资以及相关的价格,被劳动剩余和相关的将劳动驱逐到工业中的需要压低了。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成本和价格因为吸纳劳动的需要——从农业和其他初级生产中吸纳——而被抬高了。

    然而他这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其实这些原因放来解释中国经济也不尽合理。我们说资源禀赋,那么可想而知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发展是应该没那么快的,它们的资源都十分匮乏,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资源禀赋,倒不如说是日本传承中国传统,是一个比较勤奋的民族所以发展快,那么中国是个勤奋的民族,为什么历史上的中有1000多年的停滞不前?直到战争与掠夺彻底击溃了这种传统,然后马克思主义又将孔孟、老庄思想孕育的中国人的脑子洗劫而空,才走向新的发展。如果说是因为剥削,那么为什么在更加剥削的秦汉乃至隋唐,中国可以发展至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这显然不能清除解释中国1300多年的大停滞。

    这种停滞的持续的贫困的判断如果用某种平衡来解释就是约翰·肯尼斯所讲的贫困的均衡化的倾向。富有国家会倾向于越来越好的逐渐富裕,而贫穷国家则其倾向于贫困化的平均之中,希望总是渺茫。于是乎贫穷的地区和国家在贫穷中逐渐顺从和习惯,形成均衡,这种均衡或许会遇到外来力量的干预,如果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则任会逐渐恢复均衡,这有点像“蛛网模型”中的稳定均衡;如果没有外力干涉,那么这个系统则更倾向于习惯,这种习惯被约翰·肯尼斯称之为“贫穷的接纳”。人们一旦对贫穷产生一种潜意识的共识,就会产生一种舒服和自然之感,“顺从”、“让”和“安土重迁”的思想就是一种维持贫穷的动态平衡之“道”,这种接纳的力量使贫困延续,如果存在临时的改变的话,有会恢复到以前的贫困的水平。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都充斥小农思想,在隋唐以后的1300多年尤其发展的稳定。虽然这在现在社会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然而在历史上,在治乱的历史周期中,它却成为一种羁绊,成了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工具,也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阻碍。所以也就成就了每一个时期的接续的以朝代为单位的小周期的繁荣与崩溃,却使得大周期的历史停滞不前,在世界的中心逐渐变成了世界的东方,这又是一种悲哀,遑论那些国富民贫的历史的苦难。

    所以,在这个维度上讲鸦片战争,讲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将改革开放,很多道理都是明的了。你有的是平衡与接纳,想的却是发展和进步,只能期盼一些不自愿和压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是这样,刚好使得中国在巨变中打破平衡,焕发生机;也使得英国在工业革命人口与财富膨胀寻找新的依托,双双都是由一个贫困走向另一个贫困,然而进步了,这是双赢的事。

    石匠

    2017年1月4日夜

    南湖畔10栋603石头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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