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老何最早的印象，是我坐在一面四四方方的镜子前，他左手摸着我的头打量，右手拿着一个发出“嗡嗡嗡”声音的电推子，只消几分钟，就给我整出一顶漂亮的平头。
虽然叫平头，但我从来不觉得它平，尤其是见了鲁迅先生的平头之后，我发现我那根本就是个圆寸。
老何掀起我胸前的白大褂子，用一块海绵在我的脖子上扫啊扫，再朝着我的后颈猛吹了一口气，一股凉意顺着我的后背直达尾椎骨。
我站起身来，望着镜子里的老何说了一声“谢谢何叔”，正要从包里掏钱，他拦住我说，
“叔叔都叫了，还要啥钱，赶紧去玩儿吧。”
读小学的时候，我和老何的儿子小何成了好朋友。也是从那时开始，每次理发他都要我叫一声“何叔”，他说叫了叔叔便不收钱。
老何是我们镇上的理发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还是我年少时候依靠最多的人。
2.
八十年代的时候，老何就在镇上开了理发店，因为生意做得好，所以能够一边照顾小何一边赚钱。
那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开家长会。因为每到那天，有家长来的孩子都要把座位让给家长，然后自己在旁边站着，他们站得底气十足；没有家长来的孩子只能把双手叠在桌上坐着，垂头丧气。
我是住在乡里的孩子，因为家离学校很远，父母常年在外，家里只有爷爷奶奶，所以一般也不让他们赶过来。
而家长会上没有家长，怎么说都是有一点失望的。虽然像我那样的孩子也不少，但小时候的我还是很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给家长让座，然后自己挺直了胸脯站在一旁。
直到有一次，在家长会就要开始的时候小何拉了我一把，他让我和他站到一起，旁边坐着的是老何。
老何笑着跟我说，“就在这里站着吧， 我给你们两个开家长会。”
说着小何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等着家长会的开始。那天，老师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以前他只是表扬特别的优秀的孩子和来了家长的孩子，而我，则是第一次在家长会上被表扬。
也是从那时起，老何便真正做了我的“家长”。
3.
07年上了初中，我们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次青年亚文化浪潮，进入到非主流时期。
我们很少再去找老何理发，就连小何也剪了长长的的斜刘海，我们彻底告别了老何一手缔造的平头时代。
整个非主流时期都是很浮夸的，我们的头发一天比一天长，露出来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小，裤子上的破洞也越来越大。终于，因为作风问题我们被请了家长。
老何带着我和小何从学校出来，给了我们钱，让我们自己去理发。
我俩很诧异，因为他在老师面前曾愤怒地表示，“老子回去亲自给他们剪！”
老何伸着手说，“我剪得不好看，你们拿着钱自己去剪吧。”
那时候我突然感觉，我们让老何有些孤独了。虽然没再去找老何理发，但与他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深。
4.
08年的我还在上初一。
关于那个年代，一切有关下午的回忆都是舒适的。
金黄的阳光打在走廊的地面上，教室内所有人都趴在课桌上熟睡，外面有蝉鸣鸟叫，太阳底下也总有几个行人。一阵铃响过后，教室里的脑袋都懒洋洋地竖起来，然后是打呵欠，伸懒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但五月份的一个下午，我们趴在课桌上感受到了整栋楼的猛烈摇晃。
作为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享受完的孩子，不知道地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也没有谁经历过地震。总之大家都在慌乱中跑下楼，站在操场上不安地等待着。
有人说电话打不通了，有人开始想念远方的父母，有人已经开始哭了，一切不安和焦虑以及糟糕的想法都在脑子里不停往外冒，我们站在空旷中的每一秒都惴惴不安。
直到，快五点的时候老何出现了。
他背了一个鼓鼓的双肩包，怀里抱着一箱矿泉水，头上挂着汗，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在人群里踮起脚瞪着眼，直冲了过来。没等他说话，旁边一个孩子哇地哭了，不停地问叔叔我们是不是都要死了，我和小何也都咬着手指不敢说话。
老何一边用袖子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我们，说不用害怕，地震结束了。紧接着他拿下背包，拿出里面塞得紧紧的食物分给我们，又告诉我们包里还有手电筒和衣服，嘱咐我们听老师的话，下一秒便消失在人群里了。
那天晚上，学校统一安排在操场上睡觉，镇上的热心市民都被动员起来。 他们拿来帐篷，搬来床垫，带来更多食物，又冒着危险进入宿舍帮我们拿出被子，而老何就在其中。
第二天，老何亲自把我送回了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像是一夜没睡。
回家之后，奶奶说，老何在地震那天下午去过我家里，他给家人报了我的平安，然后又骑着摩托车赶回了学校。
后来，校方为了感谢当天来帮忙的市民，登了一个热心市民荣誉榜，黑色正楷书写的老何的名字排在前面。
那个时候的老何，在我眼里是个英雄。
5.
就像地震那天，老何会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出现一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也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上高中去了市里，一个月才回家一次，见到老何的时间也少了。有一回，他给小何送生活费来了城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城里见到老何。
一件深灰色的工装外套，下面套着一条宽松的黑裤子，黑皮鞋脚尖的地方被磨破了皮。也许是太久没见到他，我突然觉得他不再是我心中那个能撑起一片天的何叔了，更像是一个普通人。
他把手伸进上衣里面，从左边胸口掏出一叠钱，用右手食指在舌尖一划，数了几张给小何，准备收起来的时候又添了两张。
离开的时候，我和小何都没有回头。那个时候的离别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后面那个人一定还站在那里望着。
回到学校的时候，小何从那几张钱里面抽出两张递给我，他说是我奶奶托老何带来的。可是那张钱上面，还沾着细碎的头发渣，小何停顿了一下，我也沉默了。
不知道那天中午老何有没有吃完饭再回去，但我想在他心里，把钱送到了，也就安心了。只是，我奶奶根本没有托他送给我生活费。
6.
每逢节假日，市里的几所高中同时放假，为了赶上回乡镇的班车，放学后我们都是百米冲刺直奔车站。
在那个欠发达的地方，交通运载能力更是有限的。从车站开出的每一辆班车里都塞满了人，但车屁股后面仍有一大堆人追着要上车，那景象和「釜山行」里一大波丧尸追火车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坐不到车是常有的事，最后我们只能在车站门口等着，等着老何安排车来接我们回家。是的，老何是我们最后的保障，如果没有他，高中三年我们连回家都是个问题。
后来老何干脆自己买了车。他开着崭新的面包车出现在校门口时，我们都高兴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解释道，“既可以接送你们上学，又可以在镇上做跑车的生意，赚个代步钱，平时就打理理发店，这样也忙得过来。”
其实，他就是想给我们提供好一点的条件。
小车穿梭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几只脑袋随着车身摇晃而齐刷刷摆动，车里没有播放音乐，我们的心里却都响起了歌声。那是老何给予我们的风光岁月，我记得他总喜欢说，“好好珍惜现在这些时光，娃儿们，以后就没机会了。”
我们都接连点头，然后相视而笑以示不屑。那个年纪的孩子从来都不会听一些过来人的劝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未来会怎样。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对他的那些话渐渐有了体会。
于是时间，就给人留下了遗憾。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老何好像也是我的父亲，可我却从来只把他当做一个“大人”。
7.
关于老何最后的印象，是在高考那几天。
那年高考正值酷暑，老何在考完试接我们回家的路上跟我们开玩笑，“我一天就喝了十几瓶水，你们怎么熬过来的呀，那么热。”
我们抢着说，
“何叔，教室里不热，开风扇了。”
“我们考室在背阴面，连风扇都不用开。”
那天我们在车里高兴得要死，但是车开得不快，比平时要稳很多，因为车屁股后面装了太多我们的书，老何之前就嘱咐过，
“书千万不能丢，丢了你们以后就后悔了。”
到了镇上，老何又习惯性地先带我们下馆子。
我们正聊着，隔壁桌也坐着一对父子。父亲一脸严肃地训道，“饭吃了老子就带你去理发，你说你头发留这么长，你留给哪个看！”
那孩子翻了一个白眼，“理就理！反正不理平头，现在早就没人理平头了，不信你去学校看。”
当时我没在意，后来小何跟我说起我才反应过来，那天老何也在一旁，那些话他肯定也听到了。
而他给别人理了一辈子平头，听到那种话，应该挺难过的吧。尤其是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孩子，都好几年不让他理发了。
老何的孤独遇到了我们不成熟的年纪，他只能独自吞咽下去。而这些，我们当时没能体会。
8.
上大学之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再没见过老何。
我与老何的关系就像与他儿子的关系一样，曾经亲密无间到可以吃同一个包子，但现在我们连在一起吃包子的机会都没有。
老何的店铺还开着，但走近一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人。里面没了那几面大镜子，门口只摆着一面玻璃柜台，里面坐着一个看着手机一直笑的中年女人。
后来小何跟我们说起，他爸现在已经没做理发生意了，早就搬去了城里，做着一份开出租车的工作。
我说要去看看老何，但小何委婉地拒绝了。
“我爸他现在太忙了，以后有机会了我让他请你吃饭。”
我忙伸手拒绝，“别别别，我请吧。”
是啊，我该请老何吃饭的，但至今也没找到机会。
我想再见到老何的时候，他一定还会说让我们珍惜时光这种话。十多年了，我们在他面前从小屁孩长成了大学生，又从大学生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成年人，社会身份的靠拢却没有拉近我们的距离，反而让我们越来越远。
我更加害怕的是，那个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老何，如今再面对我们，会因为我们都上了大学走入社会而变得拘谨，自觉卑微，会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表达喜乐了。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而言只怕会有更多惭愧。
尽管在老何心里，他对我们必定没有遗憾，但是我还希望，他有一天也能为我们自豪。
写在最后面：
何叔只是记忆里一个极平凡的人，平凡得像贴在中学门口那张写着热心市民的红纸黑字，时间久了，那张纸被揭掉也就没人再记得。
但于我而言，他并不简单。
在四川北部那些贫困落后的乡镇，大多数与何叔一样的父亲那一辈人，都常年务工在外，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老人照顾，我就是其一。
那个时候，何叔“扮演”了我的父亲，他帮我开家长会，地震时候对我悉心的照顾，当我回不到家的时候他会想办法，他知道高考是我们人生的关键时期，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在离我们不远的校门外，在该回家时把我送回家，在我们饿了的时候会主动带我们吃一碗热米粉。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从来都不吝啬，就像小时候剪头发，我叫一声何叔他就笑着说不收钱了。
父亲总是跟我说，“你要多感谢你何叔啊，过年过节去看看人家。”
我往往不耐烦地回答，我知道啦。
我知道，可是我没做到。
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回奶奶打来电话，问我家里堆在楼上的书还要不要了。
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是何叔劝我留下来的，我让奶奶也千万留着。
后来我回去了四川老家，在那一堆布满灰尘的旧书里翻看，找到一本2011年的读者，那本杂志是放假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买的，那天正好是何叔找车来接我们回家的一天，也正是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这些事。
的确，老何说的话很多时候是没错的。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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