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下）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下）

流水账般写了在我和哥哥求学过程中父亲的付出。写到卖木柴部分，我的眼角还是会湿润，仿佛就在昨天。其实除了挣钱，父亲还给了我们无限的爱。

父亲平时寡言少语，在我和哥哥吵闹打架时还会用荆条棍抽我们，从小我们很怕他。幼时我和哥哥打打闹闹，我想跟哥哥玩，哥哥却嫌弃我是个跟屁虫，老跟父母告他的壮，所以有时候抢玩具、吃食也毫不相让。父母劳累一天回到家，听到我们的争吵声，难免烦躁，就会不管我们倆谁占理各打五十大板。记忆里父亲都是先打哥哥，无论打得多疼，哥哥都不哭不犟，而我在旁边吓得哇哇哭。父亲是真打，细细的荆条抽在小腿上，那酸爽谁尝谁知道。其实父亲打完哥哥，火已消了大半，再看我哭得凶，打我时下手就很轻了。即使这样，我和哥哥就惧怕他。在饭桌上或是平常，只要父亲一瞪眼，我和哥哥立马住嘴，不敢再说话。父亲上山，我和哥哥在家写作业，偶尔难免偷懒，一起玩耍起争执，但只要听到屋后放木头的动静，我和哥哥无论多大矛盾也会马上化干戈为玉帛，装得相安无事。我们倆一起想避免父亲责罚的办法，有种面对共同敌人，同仇敌忾的感觉。我和哥哥各自成家后，有时春节相聚，还会讲起这些，觉得非常有趣儿。父亲在一边会很尴尬地解释说：“那会儿只想让你们听话，好好读书，对比现在是严厉了些。”

就是这样严厉的父亲，给予我们的爱如大山一般深厚。即使靠拉板车卖柴，父亲每次赶集回来，都会给我和哥哥带些吃的：几块饼干、几颗糖、几个烂了一半特价处理的苹果……..在吃鸡蛋都很奢侈的年代，这些给我和哥哥留下了许多的美好回忆。对于这些好吃的，我和哥哥每次都让父母也尝一尝，可是他们每次都以不喜欢吃为借口让给我们。重要节日餐桌上出现鸡或者鱼时，鸡头鸡爪子鱼头鱼尾永远都是父亲的，把好的部分都让给了我们。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下）

虽然父亲对我和哥哥寄予厚望，但他从不督促我们学习。放学后是否写作业、在学校有没听话、考试多少分，他从来不过问。一方面可能是他自知文化程度不够，教不了我们。另一个他很忙，忙着挣钱，再者，我和哥哥学习很主动，根本轮不上他插手。但作为我和哥哥学习的后勤保障人员，父亲工作是非常到位的。

老家的学校特别分散、远。学前班到二年级是一个学校，离家有三里地；三四年级学校离家有六里地，需要住宿，每周三、五回家；五六年级在乡里，更远，有10多里，也是住宿，一周回去一次；初中在镇上，有15里；高中更远，30里，每月回家一次。从开始住宿起，只要突然降温或者放学时下雨，父亲就会分别给我和哥哥送衣服、送伞。那时的交通特别不方便，从家里到乡里只能靠腿走，要翻一座山，到镇上可以骑自行车，但下雨下雪时，也只能走。很多家长都不管孩子，很少有人送。但父亲几乎每次都送。从家走到乡里给我送完，在到镇上，哥哥读高中后，还要送到县城里。别人是下雪天在家休息睡觉，而父亲顶着一头白雪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除了送衣服送伞，同学还很羡慕我有父亲送吃的。住校时，自己带米带菜，学校帮煮米饭。所谓的菜就是能保存时间长点的咸菜。天天吃就烦了。父亲经常赶集卖柴路过学校，于是每次都会让妈妈给我炒个好吃的菜装在罐头瓶里带给我。以致于同学们对父亲都很熟了，每次只要父亲一出现在学校，就有同学跑过来告诉我“你爹来了，给你送菜”。然后我就在他们羡慕的目光中跑出教室。

小学时，我们都是几个小伙伴结伴走路上下学。初中离家远了，父亲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可是有山坡，骑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父亲就尽量在周日、周五去赶集，周日让我坐在木柴上，把我送到镇上；周五卖完柴可以捎带我回家。就这样持续到高中，高中时多了一段8块钱从镇上到市里的公交。其实高中时，父亲也将他卖柴的拖拉机开进过市里，一直开到火车站，不过车上拉的是整棵木头，一车大约能拉15根直径30厘米长约2米的木头。这样的木头卖的价格高一些，一吨300元左右。

在读高中以前，父亲在我心中都是无所不能的，我为他感到自豪。可自从上了高中，父亲突然变得卑微起来，身上的阳光突然就被遮挡了。2000年左右，老家政府开始宣传保护森林，禁止砍伐。平常柴火灶做饭的木柴是允许的，但不能整棵卖。而那个时候很多家庭开始用煤做饭，需要木柴的人越来越少，所以父亲的木柴不好卖了。父亲无意中听别人提起，市里火车站旁的木才厂收木头，价格还高，他便在心里有了打算。盗伐的人很多，从镇上到市里的路上，经常有林业所的人拦截检查，一旦被查到是要被没收罚款的。可是为了我们的学费，父亲还是要试一试。

我每月回家一次。父亲会在我返校的那天备好木头，前一天晚上装上拖拉机车，凌晨两点出发。我坐在木头上，听着拖拉机发出突突的声音，抬头就是一片星空。从那时起，我便没有了陪父亲卖木柴的新奇快乐，更多的是担心，担心被人查到，担心拖拉机被来来往往的货车撞到。开始几次都很幸运，恰好执法的人下班，我们躲过去了。可还是撞见了。那天下着小雨，漆黑的小路旁突然冒出几个打着手电筒的人拦住了我们。我披着雨衣，坐在拖拉机上。木头用塑料布盖着。父亲下车，拿出提前备好他从来没舍得抽的香烟一一递上去，小心翼翼地跟他们解释，家里有两个学生，需要钱，请他们行行好放我们过去。最终那些人让父亲从车上搬下5根木头，算作罚款，放我们走了。父亲觉得很庆幸，千恩万谢。木头拉到木材厂卖掉后，父亲说“即使被逮到，少几根，也还是很划算，以后我可以和你妈来，你就好好学习吧。”记得当时我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在父亲侥幸逃脱加足马力往前开的时候，我哭了。为了我们他才变得那么卑微，才会去铤而走险。后来父亲果然不再让我陪了。从妈妈口中，知道他们又被查过，便劝他们别再去卖树了。妈妈说自家山上的树，不偷不抢，怎么不能卖，况且只有靠这个给我们赚学费，种地根本挣不了钱。知道无法劝阻，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多挣钱，孝敬他们，让他们扬眉吐气‘。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下）

高中时，父亲很少再去学校看我。除了路途远，更多是因为我不让他去了。那是一所省重点高中，所在的班级大部分同学都是市政府的孩子，从农村来的只有3个。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穷的。我的鞋子是妈妈手纳的千层底，穿的衣服是亲戚给的。在初中时，同学之间从未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一下子不能适应。再加上有一个非常势利的班主任，经常拿我教育那些富家子弟“你们看看某某，穿的吃的啥都比不上你们，学习还那么刻苦，你们天天干啥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想找个洞钻进去。我沉默寡言了许多，每天只顾学习，父亲大概是从哥哥那听说了我在学校的事儿，一次回家后，他小心翼翼问我要不要给老师送些农特产，我一口拒绝了。压抑的三年终于过去了，高考结束后开始估分填报志愿，我觉得自己没考好，不知道能报哪些学校。父亲不知道从哪打听到了班主任的家庭地址，带着小姑父一起带了自己养的2只鸡、100个鸡蛋、10斤芝麻油送到老师家里，请他帮忙预估下我能考上的学校。当时具体的情形我无从得知，只知道当天老师在教室看到我，说”你爸来过了，你的分数上二本应该差不多“。是的，在这个学校里，即使我那么努力学习，我的成绩也不过班级15名左右，我的英语非常差，因为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我不喜欢。可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只能上二本。当时哥哥已毕业在北京工作，我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了北京的学校。到了查分那一天，父亲带着我去借用邻居的电话，当得知实际分数远高于预估分时，我真的觉得老天开了一次眼，善待了我。

上了大学后，父亲的负担减轻了许多，我也申请了助学贷款，哥哥也会给我生活费，我自己也有做家教，跟家里要钱的次数就少了。但父亲依旧闲不下来，田里、山上，样样不落，也还去卖柴，但频次没有高了。在我毕业后，父亲给自己买了摩托车、三轮车，又开始做些小买卖。感觉那个高大自信的父亲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