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性符号是一种直接表现内涵的“符号”，更为抽象，其“结构”隐藏在了其符号之下。例如古文字和数字其实同时具备两种特性，只不过我们在观察研究，以及将其往后的发展时，往往只侧重其一面。例如现在看到的阿拉伯数字、以及中文数字中，其几何性已经逐步“分化”出去或者说“隐藏”得更深了，更为得侧重数字数量本身的表达上了。例如，甲骨文中的“十”、“七”等。前文就已经提到了过的甲骨文的“七”为十字形，仍能从中窥探出“七”原本可能与“四方”紧密相关的内涵。所以在此，我们暂且将数字性与几何性分开，着重来解析更为直观的“结构”，也就是符号的笔画本身。
空、圆，以及螺旋、环点符等
最“神秘”的符号便是与“空”相关的“0”。当然，古人们总不可能在书中留下空白的一页，然后告诉你这便是“空”。所以，“0”和“圆”便成了“空”的指代和具象化，相当于“无极”和“太极”的关系，包括前文也提到，有时候古人只好用“圆”的图形勉强来描绘“空”。而圆的含义之前已经探讨了不少。除开表述为时间的具体和抽象的圆环之外，更是对万物自身“自旋”状态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空”的描述。在天象层面中，圆指的便是公转和自转的运行的轨道。“圆”这一符号看似简单，就是循环、圆满等含义，但是同“0”和“1”一样，其实这才是符号几何性的“基础”架构。
延伸开来，若增加时间维度来看，这些“类圆周运动”则呈现为螺旋状。太极图即是此类之中，包括甲骨金文中的“申”、“寿”、“良”等字。
而这种“旋转”、“循环”的静止状态，或者说“基准”状态，则一般以“四向”的形式为标准。除了较为简化的四向，其倍数的变体，例如八向，十二向、三十六向、七十二向、三百六十五向的具有扩散特征的符号、图案非常的多。诸如十字、井字（亞、明堂图）、万字符、米字符等，皆是如此。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各建筑地面、穹顶等上的图案，北京隆福寺正觉殿藻井上的天文图、前文所提的文物曾侯乙墓漆箱盖、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甚至太和殿的五方符牌、北京城的建设、华盛顿城市规划等整个摆设、建筑等布局都形成了一个更为融入环境的“符号”。
所以当我们将“符号”加入到神王隐喻的解读之后，怒触不周山与涿鹿之战或许还有更为根本的天文意义。神王之争的根本意义在于争夺帝位。何为帝位？在人类社会来说，即是最高、最中心的权力象征。我们再来想想，在皇权天授的时期，天即是权力的传接和中心。那么天又是指的什么呢？那便是时间。不管是政治上的天象预测，还是人类社会农耕、生活的需要，时间——也就是历法的制定正是皇权的代表性事务。先来看看黄帝——地球上（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法制定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最初的可考古考证的纪时历法，即是天干地支所组合的六十花甲子。后来演化成了现今仍然使用的日月合历——农历。天干地支和农历是又是由什么而来呢？其主要便是黄道等分12分的历法划分，同时这也正是地支的由来，也是农历中二十四节气的源头（西方的12星座划分也是由黄道划分而来，具体参见此章第一节）。而黄道划分的本质，或者说关键之一，就是在于行星的偏心率。从数学或者是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偏心率直接决定了行星相对于恒星（太阳）的位置（角度），也就是决定了历法中黄道的等分是否更接近于正圆。而笔者认为，这正是上古神话中，神王地位之争的本质——正圆即是中心地位的象征，即是历法天象循环、完美的象征。
但是，当我们理解了“圆”这一符号时，再一次回头去看上一章的猜测，又会有更不一样的发现。若干年的演化，已经不可能去要求流传下来的语言完全记录着最为原始的隐喻了，所以当我们总在纠结于神王们的特征是否完全符合古籍记载，对应的是否刚刚好时，其实我们更可以发现，此类隐喻指明与天体的一一对应性仅仅是个“参数”，更为重要的是在暗示着天体运动中的“系统关联性”。
怒触不周山与涿鹿之战，这些“争帝”的过程是在暗示什么呢？我们需要先来看看“帝”到底是什么。从字形的创造中就很明晰的表现出了“甲”十字形的四方之象。再加入四角方向的形成“米”形，正是寓意着对于周天四象的进一步划分。天帝将天等分，将圆等分，位居其中而巡视八方，如帝王出巡之意。也就是说帝者，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八卦八向的含义，在术语上，也就是“四向生八卦”的过程。“帝”，其交汇正是表其位置中心，其伸展之象正是表其向之扩展，后文有些帝字其上加一横，正是表其“天”。（所以帝即是圆满，而其字形仓颉书中为最后一个字，若对应地支则为亥，那么传说九天玄女的坐骑是猪，实际上可能表达的是九天玄女在亥之上，在帝之上而来。）故为帝者当巡视四方，当以天宣历。古代的“帝”星或许也正是取自于此。
所以，伏羲的故事以及上古两场争帝之战，实际上都暗示天象的基本规律之一——“循环”，将其简单几何化即是“圆”。这一基本规律是古代天文学，特别是历法学的架构基础。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进一步理解古今中外各类文化中对于圆形图案的“痴迷”。例如“圆光”的问题。“圆光”，顾名思义，即圆形的光晕。这一形象（或者说图案）常在中外的各类宗教文化中出现，一般常用于绘画中置于神明的头部背后，用于体现神明的“能力”或者说“能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记录了佛教中的绘画常于佛首处绘制“圆光”的事情：《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²⁸⁹
在西方，宗教人物的头部背后也常被画上了圆形的金光闪闪的的“光晕”。这在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之一，西方绘画之父乔托·迪邦多内的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其实沈括在《梦溪笔谈》的另一短篇《佛光常圆》中就已经明示了原因：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²⁹⁰
此篇实际上说明了佛光为什么是圆形，并且应该恒定为圆形，而非因画面的原因调整至椭圆，甚至拖尾。佛光常圆，且为定果之光，所象征的本质正是“圆形”以及“光”这两大因素背后所隐藏的“完美、循环”之意，所以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圆光”都应该是“圆形”的，而变形其实就已经不能代表此意了。（此外，乔托的画作中，也大多都注意了保持“光”的圆形，我们可以比较得出，其大多数画作中，尽量地保持了各类侧身侧面人物的“圆光”的正圆形状）
再回到古代历法来看，不论是使用数字纪时，还是前文所提的干支纪时，本质上都遵循着“循环”的基础。放在实际天文观测中，行星（甚至恒星）都是沿着接近圆形的轨道在循环运行，再将其简化至平面上，即是“圆”。
所以，古代历法上使用的各类方式，大多都是采用的“割圆术”一类的方式。也就是以无限接近于圆形的方式来模拟计算天体的运行。曲京安先生提到，“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种历法计算，都是某种数值逼近的过程。”²⁹¹
而历法中的“逼近”概念直接关系到对于古代哲学、天文思想的认识。在现代数学中，微积分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用“微元”与“无限逼近”。而微积分同样是现代天文学中从天体物理到天体测量都必须用到的基础方法。而所谓的利用“微元”来“逼近”，特别是天文学中关于轨道计算以及道家的术数模式，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解释，即是《周髀算经》也提到的重要概念“割圆”，一种用等分线段无限逼近完美圆形的理念。
但是行星的运行轨道实际上各有自己的形状，并不是完全地为“正圆”。所以，仅有此原理计算而得出的历法和星体位置，与实际上的观测是有一定差距的。同时也等于说，当星体的运行更加接近于“正圆”之时，对于天体位置以及整个历法的计算也就是更加的简单，从而较少地需要基于历史观测来修正其运行规律。而在平面观测来说，“偏心率”这一数据直接影响着其轨道与“正圆”的差距大小。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比喻，当我们制作钟表时，尽量的需要确保齿轮的精密度，这样钟表的指针会跳动得更为平均。当我们站在北天之极观察整个太阳系时，行星们就如同这跳动的指针。
同时，天象的观测、预测，特别是其中的历法，直接代表着某一帝王或者说某一朝代统治的权威性。所以，一旦我们将偏心率与上文所提的神王与星体互相对应之时，或许就可以发现“争帝”故事中或许还杂糅了一些的天文学知识，同时也或许能就此发现甲骨文中“帝”一类字形的来源。
三角形、六芒星（Hexagram）、五角星
三角形、六芒星即属于此类。而五角星属于其中的特殊变化。五角星在传统文化中，一般可以对应五行。六芒星（所罗门之星）与六部莲花、六道、以及遁甲九宫中，四向宫与艮、坤两宫的组合。在西方的解释中，六芒星的其中四角也同样是解释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但是另外两角被解释为上下。而笔者认为，这与九宫的分布也并无矛盾之处。实际上，艮、坤两宫是由中央五宫分化而来，一阴一阳，即为中央五宫连接“上下”的“通道”。此外，共济会的徽章一般也呈现出由圆规和曲尺组合成的六芒星图样。
而五角星的特别之处在于，相较于六芒星（六向）来说，某一向其实在代表两处。可视同为一处或者着重于其中一处。所以，在西方的五角星符号中，存在着正倒之别。例如，倒五角星在西方文化中可以作为代表恶魔撒旦的符号，而正五角星则象征较为美好的事物。如果用九宫的方式来理解，可以理解为艮与坤的区别和合一。在塔罗牌中同样有关于星星、五角星的牌面，正逆所读含义即是类似的概念。所以相对而言，六芒星属于正反合一的符号。需要补充的是，此并不代表符号本身具有“好坏”，这取决于站在何种角度去理解。
正多面体
在几何型符号的研究历史上，还有一类著名的符号即正多面体。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²⁹²认为正多面体对应于西方著名的四大元素以及“以太”（当时认为存在于宇宙各处的物质）。柏拉图以几何将四元素以及“以太”形象化为对应的五种正多面体。
柏拉图视“四古典元素”为元素，其形状如正多面体中的其中四个。火的热令人感到尖锐和刺痛，好像小小的正四面体。空气是用正八面体制的，可以粗略感受到，它极细小的结合体十分顺滑。当水放到人的手上，它会自然流出，那它就应该是由很多小球所组成，好像正二十面体。土与其他的元素相异，因为它可以被堆栈，正如立方体。剩下没有用的正多面体——正十二面体，柏拉图以不清晰的语调写：“神使用正十二面体以整理整个天空旳星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添加了第五个元素——以太（希腊文：Αιθήρ），并认为天空是用此组成，但他没有直接将以太和正十二面体连系。约翰尼斯·开普勒²⁹³（Johannes Kepler）依随文艺复兴建立数学对应的传统，将五个正多面体对应五个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同时它们本身亦对应了五个古典元素。当然，笔者也觉得柏拉图仅仅凭着例如“尖锐和刺痛”等感觉来对应其关系，的确是草率的。三维世界的多面体正是平面符号的延伸。如果说平面几何图案能对应，三维立体应该也是可以如此推测的。笔者觉得三维世界中仅有的五个正多面体，的确可能与五行有某种对应关系。
“根据传说，柏拉图在学院入口的大门上，铭刻着下面这句话：不识几何者，不能入此学园。如果要在我哈佛研究室门口，也挂上一块标志的话，我会将文字修改成[不识几何者，不能出此门。]”²⁹⁴
这段话是丘成桐²⁹⁵先生在其《丘成桐谈空间的内在形状》的“终曲”一章作为楔子的。该章中，丘成桐先生重新谈到了几何的意义，并言：
“纵使柏拉图在《蒂迈欧斯篇》中提出的万有理论细节，令现代人觉得荒谬、甚至疯狂，但是柏拉图对宇宙的看法与弦论的内涵其实颇有共同之处。这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都是几何化（geometrization）,认为人们观察的物理现象直接发源自几何。柏拉图用以他为名的正多面体来探索这项目标，而弦论则非常类似的使用卡拉比-丘流形来进行其大业。柏拉图的尝试虽然已经失败，我们希望新一波的努力将会有更好的结果。”²⁹⁶
关于几何、关于柏拉图的立体，丘先生在此章中还谈到了不少，读者可以多参考原文。在笔者看来，丘先生所提的正是这些数理、几何、符号、甚至文字的根本内涵。这些所谓的逻辑和“符号”都是我们用以来探索真理的“桥梁”。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先人在描述此类知识的时候，是以描述“时空的本质”为目标，这些“符号”即是对于时空直观的、平面化和生活化的描述。
从《阴符经》的解读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古文化（特别是文字）可能来源于天象；而相关的神话、甚至古代天文等方方面面，都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在前文中，笔者不只一次的暗示了天象虽然是这些知识的根源，但是更进一层，我们所见的天象也只是表象。天象的实质在于各种用于参考位置的“虚实”星体在天空中的轨迹，也就是那些看不见的线条和坐标，这也正是几何的意义。不论是简单的文字、还是星宿的组合连线，以及演化成的神仙画像或是动物，还是星体的运行轨道等等，化作最简单的，我们能用肉眼看见的，就是简单的几何图形线条。当然，几何图形作为肉眼可见的最简单的线条也不是最为根本的，不可分的“物质”。至少还有三点是需要知道的：
一是从数字本身来说，每一个数字本身就具有几何性、方向性，正如笔者言文字具有方向性。或者按数学语言来说就是，每一个数字都可以看作一个“向量”。
二是丘先生在前面那段话所提到的，“弦论用卡拉比-丘流形来进行其大业”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当描述高维度的几何形成的时候，肉眼是无法发现其结构的，或者说肉眼可见的只是描述高维度几何的在我们所能见的世界的表象。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只是立体的人、星体以及世界，或者说前文所提的那些二维的文字、几何图案，三式等平面式盘等等，甚至是比如在下文中，笔者会将数字“1”比喻成单位空间量，我们能看到（或者说分辨出）以单位空间量组成的三维空间，但看不见（更准确来讲是无法用肉眼分辨）在“最小尺度”之下还有什么。
三是数学的根本。数字可以作为一种文字、几何可以在二维平面向我们展现一个事物或者一个图案，但是其实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数字本身或者说几何本身，只是在描述一种“运算关系”。打个也许有些不太恰当，但是较为容易理解的比方：我们可以在纸面上书写，来演算“1+1”等于2，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不用通过书写，在脑海中演算这一过程和结果，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脑海中演算的依据是“1+1=2”的这个概念，而非写在纸面上的数字1或2。（当然，说其不太恰当是因为，人脑中的演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象电脑一样依靠二极管这种物质作为逻辑运算器。但是人和电脑的区别也在于此——意识，笔者认为正是所谓意识和物质的转换点，正是《西游记》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人身珍贵，区别于其他，正是因为其有“九窍”，可以“修仙”。）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也就能理解，大部分的宗教及其圣人，在其根本智慧的阐述和圣人自己的表达中，都将其智慧描述得玄虚，大都表达过类似不准或者不要为自己建立偶像崇拜的话语，也许正是因为其智慧的根源确实指的是肉眼不可见或者不可辨别的“东西”，将其具象化，描述得越多，以及将圣人偶像化一样，如同佛家言“着相”，“见色不见空”。他们并不是在阻挠和反对人们对于本源的探究，而是在苦口婆心地重点提醒着人们，可以在探索的路上研究“相”是什么，但是不要走入死胡同。越是执着于“相”，“色”，就越难以发现原来最为简单的本源就是其“空”。
²⁸⁹引自（宋）沈括著《梦溪笔谈》，施适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0月版，P111
²⁹⁰引自（宋）沈括著《梦溪笔谈》，施适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0月版，P109
²⁹¹引自曲京安《中国历法与数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二版，P322
²⁹²柏拉图（Plato）：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²⁹³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分别是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
²⁹⁴引自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丘成桐谈空间的内在形状》，翁秉仁、赵学信合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P413
²⁹⁵丘成桐（Shing-Tung Yau），原籍广东省蕉岭县，美籍华人（客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知名数学家。囊括了菲尔兹奖（1982）、克拉福德奖（1994）、沃尔夫奖（2010）等奖项，1982年度荣获最高数学奖菲尔兹奖，是第一位获得这项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也是继陈省身后第二位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华人。
²⁹⁶引自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丘成桐谈空间的内在形状》，翁秉仁、赵学信合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P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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