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一文中，就借鉴“西方学者的原型模式理论”，构拟出了“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循环模式”，并得出了“中国神话原型模式的时空坐标”：
“ 1.东方程式：日出处，春天，青色，早晨，(汤)谷。
2.南方程式：日中处，夏天，朱色，正午，昆吾。
3.西方程式：日落处，秋天，白色，黄昏，昧谷。
4.北方程式：日隐处，冬天，黑色，夜晚，幽都。”
并得出初步结论：
“ 以上通过对中国上古宇宙观的象征原型模式系统的初步建构，我们探讨了神话意识的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的等值及循环特征，了解了以太阳运行周期为其发生根源的阴间地狱观念、地载于水的观念和天圆地方观念，构拟出三分世界的神话宇宙观模式，这就为进一步研究许多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重组上古神话谱系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提供了基本的“元语言”。
运用这种具有深层解释力量的元语言，我们可以对下列课题提出新的解释。
首先，中国古代礼制中聚讼了两千多年的明堂问题可以得到冰释：那上圆下方，四周环之以水的帝王建筑不正是以人工的符号形式重造出来的小宇宙模型吗?
其次，作为中国哲学智慧象征的《易》太极图的本义也将在宇宙时空循环图式的对比之下照然若揭。
其三，作为中国哲学第一本体论范畴的“道”，其原型乃是以原始混沌大水为起点和终点的太阳循环运行之道。据此还可理解，老庄哲学为什么以道之“返”即重归混沌状态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归真返朴为其社会理想。原来道家的基本思想是从神话循环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其主旨同前引第四首祭祀歌中所谓“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息息相通，可以说是一种以北方、黑色、冬天、藏伏为旨归的玄冥哲学，同以春天、生命、东方为原型的儒家乐生文化适成对照。
其四，四季和四方的循环观念已经自身蕴含了阴阳五行思想的种子，后代的五行相生说，五德始终说皆以神话循环模式为原型。
其五，参照神话宇宙观的原型模式，可以论证中国原始创世神话为海洋型创业神话，而后起的洪水神话、阴间神话及老庄的混沌神话皆可溯源于海洋型创世神话。”
我们可以看到，叶先生其实已经表明不仅是在神话学本身，还是在相关的其他文化问题上，中国上古的时空观（或者说宇宙模型）正是其创始和发展背后的“元语言”。
而关于上古的时空观，除开以楚帛书图画之类的形式，或是各种类似明堂的建筑形式来展现时，更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天文历法（需注明的是，还包括古老的占星术，上古时期，历法和占星术本就是同一个事物）《史记·历书》云：“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於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於诸侯。”
前文曾提及《夏禹书》很可能与时令之计相关，其实也是有迹可寻的。《拾遗记》载有各时期之异闻，其中一段便于夏禹有关。其记夏禹治水之时：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着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一说金瓶）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此异闻之隐喻，特别是“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或许正象征着大禹继承了伏羲时期的纪时之法。
而在古历法中，我们能够发现“元语言”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虚实”。
“虚实”的体现，其实从开头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即是方向上的“对立”。在古历法中，最为七政四余中的“四余”。如果说七政一般指代看得见的星体，那么四余正是“看不见的”的一类。四余：紫气、月孛、罗喉、计都。在历法或者一般的佛家或道家知识解读中²⁷⁷，余称为余奴，是五星之余气。气为木余、孛为水余、罗为火余、计为土余、金无余气。四余并非真实的星体，而是天文上的某些特殊位置点，为虚星。
其一、即是在空间位置上的“对立”。其实在探讨人的“对立面”——“鬼神”之时就探讨了这一点，在简单的线段、平面，甚至三维来看，这些事物正是处于“对立的位置”。在天球坐标中，这些可以看作是可以直接“见到”的坐标交点。也有的是在指天地中另一层的对应，最为明显的即为前文所述“北极”对应“太阳”一样，属于不同层面的核心、“帝”。
不仅是虚星，实星也是一样。例如水星，希腊人给它起了两个古老的名字，当它出现在早晨时叫阿波罗，当它出现在傍晚叫赫耳墨斯。包括在埃及神话中，太阳神拉在清晨的时候叫做阿顿（aton），而在黄昏的时候叫做阿图姆（atum），也是同一种表达方式。以及印度神话中苏里耶（Surya）和沙维特利（Saviitr）分别为太阳神本身的神格以及活动的神格。中国古代关于金星的起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中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这里所说的“启明”和“长庚”，实际上都是“金星”，当其先太阳而出地平线时，被称为“启明”，而后太阳而出地平线时，被称为“长庚”。这也体现了古人认为同一个星在不同位置，尤其是“相对”位置存在区别的概念。同时笔者认为，这里还有可能有个理解上的偏差。阿波罗在希腊神话中一直明确为太阳神，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水星在早晨跟随太阳出现，从而被误认为阿波罗神，导致了这样的混淆，此“阿波罗”的称呼应该主要是指代水星紧紧跟随太阳的含义。而赫尔墨斯的罗马名正是墨丘利（Mercury），即水星的英文。在中国，一般称水星为辰星，早晨之晨正是辰随日出之意。而关于“赫尔墨斯”和辰星、水星的内涵关联，参见第三卷中的探讨。
其二、但我们需要是，例如启明和长庚的“对立”，虽然是空间位置上的“对立”，但其实也暗含着更为深层的“对立”，即“时间”上的“对立”。例如《甘石星经》曰：“月一星，在昴之南，毕之北。月精在昴、毕，日精在氐、房，自司其度。”这是描述在“地”的日、月与“天地之交”的月精、日精的对应。而日、月对应的日精——日星、月精——月星同样不是实际的星体，而只是分别在昴宿、毕宿和氐宿、房宿两处的“位置”。什么位置呢？日星和月星的位置在同一圆面上的位置差不多正好相对。若以黄道座标系统来定位，两处所分割的两个部分黄经差分别为175度和185度左右。
但如果此刻读者认为古人计算天文之时有如此之大的误差，那就再次误会了古人。因为其实这个分法的目的是等分“时间”，也就是太阳的相对运行在两个部分所待的日数是基本相同的。由这个例子就可以发现，其实更深一层来看，古人并不只是在计算看得见的那些位置，也就是说“对立”并不仅仅是距离、平面位置等，更重要的是在以看不见的“时间”为标准。其实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就是如此。二十四节气作为农历的重要组成结构，用于指导了华夏几千年来农耕生活。二十四节气本质上是指的地球相对于太阳的二十四个位置，但不仅仅是“位置”。二十四节气的本质是在强调“时间”的等分，对应的地球绕太阳的运行距离并不一样，古人强调和计算的不完全是纸面上可以画出的长度等数值，而是只能借助其他数量单位来理解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可以结合第一章关于地理的理解发现，“天地”二字还具有更深一层含义，即：“天”字更深一层为指代时间，“地”字更深一层为指代空间。天生地，天地再而生人，实际上正是在暗示时间、空间与人三者之间的产生关系。
但是，“虚实”或许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
我们虽然知道了二十四节气是什么作用，但是何为节、何为气？我们来看看传统文化中绕不开的词语“五行”。2016年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通知，社会舆论开始大范围的对该《基准》竟然要求“知道阴阳五行”，称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争论。有人说，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也就罢了，哪有什么“现实意义”。更是举出李约瑟这样的大家，说其虽推崇中国古代科技、哲学思想，但也认为“五行”观念是纯粹的糟粕。拿李约瑟先生出来反倒可笑，因为李约瑟先生其实是十足的道学爱好者。并且，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李约瑟先生虽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有杰出贡献而被称为权威，但莫说他一个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英国和法国的英国人，就连祖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华夏的现代中国人，也不见得就能理解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和现实意义。退一万步来论，就算其不含所谓的“具体意义”，这些传统文化的名词本身就具有民族标志性意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太极计划”来命名引力波探测活动，以“墨子号”来命名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中就体现了此内涵。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孙小淳先生由此提出的疑问更需要大家来思考：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在现代科学中还能有如此的影响，还能启发很多中外科学家的思考，我们的科普教学中为什么就提都不能提呢？”²⁷⁸
先来了解一下五行之说的历史。考证《阴符经》时提到，五行之说盛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而已考证的最早记载为《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其实，详细探究最初对于五行或者说五德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古人主要是在借五行以喻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五行生胜”理论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说法即是如此，包括天干、地支等其实都有类似的含义。更进一步来说，即可以理解为数理关系，换做更为哲学的说法即“动静”的关系。
“行”并不是“星”，“德”最初的原本含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我们再次回到第二卷中看一看甲骨金文中，“行”、“德”二字的写法就能明白了。然而，“行”、“德”等字词，却不能简单用上述的空间和时间来解释。也就是说，更深一层来说，所谓的“虚”并不只是一个知识中的“概念”而已，那些“位置”和“实体”背后，或许还有更为深层的事物。
还有另一个空间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说，从多维空间的角度来阐述，天文现象不过是空间作用在我们所在时空的体现，并不代表其完整的“形态”，或许在“另一个时空”看到的“形态”并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超过三维空间存在的物体，其完整的形态，不可能完全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也就是说，星体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中展现为的球体，可能只是其本体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或因为维度的问题我们并看不到，特别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可见波段是有限的。我们的眼睛和肢体所能感知的空间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身体和天体的形成的原因是一致的（同一时空作用下），我们的意识和身体能够“同步感知”，但是我们没有能将“解析”、“分辨”出来而已。
回到《阴符经》中，经文强调“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所以，此“盗”，非人皆以为眼所见天地之间的万物，其本质乃是指时空本身。此神、此星体应该也在其他时空有对应，或者说我们所见之物皆为时空交错之物，也就是“甲”、“爻”等的交错之物，我们所见的星体只是这个事物在我们空间的“投影”。通俗点来说，我们以为其本质在说我们所见得到的时空，但是或许并非局限于此，甚至是超越于人眼所见的时间和空间的范畴。换而言之，与其说是模拟星体的交错运行，不如说是在模拟各个并行时空的交错。这种时空交错的就相当于处于某种状态的物质，同时处于几个时空或者几级时空的交错之处，或者说同时保持着多种“状态”。
《庄子·天下》：“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其实第二卷笔者就提到了“明”字的含义。相比于“丙”，“明”更侧重于日月的象形即其体的含义。实际上，“神明”二字就已经暗含了这一观点。李零先生在《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就提到：“‘神明’古书多联言，简文既称‘相辅’，则有分读之义，是与天、地或阴、阳对应的两种神灵。”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中提到：“‘神明’与‘天地’、‘阴阳’等对举，而‘天地’、‘阴阳’皆为性质相对的事物，所有‘明’亦当为与‘神’相对的事物。‘神’既为天神，则‘明’当为地袛。盖‘神’体现天之精神。”王志平在《<太一生水>与<易>学》中提到：“是指具有对立意义的天地、幽明观念。”从这些推测看来，李零、郭沂、王志平等几位学者，都已经推测到了“神”与“明”的对应和存在分别的关系。而笔者认为，“明”其物质含义为即为本章中的实体星体的概念，而“神”的概念，正是所谓的实体的对应和“对面”，即“虚”的概念。延伸过去的话，“行”正是肉眼可见的星体运行，而其“德”，则是“行”的对应和“对面”。
²⁷⁷四余概念的出处是佛家还是道家，至今仍有不少争议，而笔者认为，此名之争议无必要，求其本为要。
²⁷⁸引自孙小淳《如何解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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