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门前的山茶花

爷爷门前的山茶花

08年的那场地震，震得爷爷家屋顶瓦片一个没留，统统摔了个稀碎。门口本来快要谢了的山茶，更是被砸到连枝儿都不剩。

爷爷心疼坏了，这花苗可是从云南费好大劲儿让朋友托带了一点，这一砸，可真是费了些心神。

当时的我，小学三年级，以如此惨痛的代价，认识了什么是地震。

地震后的第二天一早，我跟着爷爷去了田地里，田里秧苗被淹了个七七八八，水汪汪的一片。爷爷说，这五月的秧苗，正是扎根的时候，你越是旱它，它扎得就越起劲儿，这连夜的雨，可毁了老农民的心思啊。

还没来得及仔细瞅瞅，家里的妹妹便在田地那头一个劲儿地喊我。妹妹激动得张牙舞爪，嚷着：“吃的！吃的来了！在村大队那边！”，这实在是把我乐坏了，拉着妹妹便往队里赶，开心得甚过过年拿红包。

这一去可谓是满载而归，爷爷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塞得满满当当，我和妹妹喝着橙汁儿，各提着一小篮皮蛋，喜滋滋地回去。

这物资里，我最爱的，也是吃的最讲究的，还是这一篓一篓的皮蛋。这吃皮蛋的方法，还是我按照爷爷的吃法依葫芦画瓢学会的。黄泥巴裹的糠皮敲开，细细的剥，也不剥完，弄下头上一小圈蛋壳，遍布松花晶莹剔透的蛋白就露了出来。猛嚼几口吞下去解了馋，然后动作就慢下来，筷子沾一点蛋黄，放嘴里一抿，紧跟着“滋”一声，这才算是吃好了第一口。

后来我也无数次吃过皮蛋，可那声“滋”总觉得没有儿时在帐篷里吃时那样清脆响亮。

爷爷门前的山茶花

过后的几周，天放晴，除了田间撒野，便跟着爷爷捣鼓那门前的山茶。把还剩有根的花枝找出来，在帐篷后面的田埂上挖几个洞，洞之间的距离还不能太近，把根埋进去，盖上松软的土，潮湿的天气可以不用浇水，然后每天盼着它发芽。

除了盼着发芽，还盼着爷爷从镇里回来。爷爷吃过了午饭便要去镇里买些东西，时常会带些小零嘴给我们。于是每次就盼望着爷爷高高瘦瘦、骑着老旧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村路口的那头，在余晖的映衬下离我越来越近。

日子好像就一天一天过去，村里的人们忙着收拾灾难留下的残局。小孩子们依旧在田间撒欢儿。生活总还是向前走的，而我有些想上学了。

那天村里来了几个复旦大学的哥哥姐姐，就在村路口的那所小学支教。爷爷退休之前也在那所学校操劳了半辈子。爷爷是一名数学老师，每天除了农活就是辅导村里几个孩子做作业。这次有人来支教，爷爷激动的不得了，还让我送去之前自己晾的茶花叶，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一定要听话。

几个村里的小孩背着书包过去，我们就在学校操场旁的葡萄藤下面，架了一个小小的黑板，开启了一个小小课堂。哥哥姐姐们都很好，回答问题还会有小奖励。那时候的自己就想快快长大，也想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想去体验当老师的感觉。

上课的同时，村里开始重建了。那时候村里广播一直放着谭晶唱的《生死不离》，工人敲着砖头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像在有力的打节奏，更像是在诉说某种坚定的信心。

而更让我欣喜的是，山茶花发芽了。虽然只是侧枝的一丝绿意，但也足够令我们兴奋了。爷爷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喜气洋洋去了趟镇里，带回来的零食都是以往的两倍。

往后的事情好像就顺理成章了。

通讯恢复了，家里长辈忙着打电话报平安；村里的路也修好了，还多铺了几条平坦的水泥路；支教的哥哥姐姐走了，我新学会了好多个英文单词；家里建的木头房建好了，终于不再是一个帐篷的大通铺了；村里看得上电视了，看见了全国人民的募资祈祷，看见了国家所做的努力与担当。

看见了山茶花，在并不是盛花期的时期里，绽放了一朵。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间晃悠悠，这一晃，便是十一年。而如今的我，已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我去了青海支教，我在那里成为了一名老师，看着台下明亮的双眸，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十一年前，那个在葡萄藤下，大声回答问题的自己；我吃过各种各样的零食，却也总怀念那从爷爷温热的衣兜里，拿出来的五颜六色的硬糖；家里砌上了两层房屋，山茶花也被移种到门前，与小溪为伴；我时不时会采一些山茶花泡水喝，就着皮蛋，舒服地“滋”一声。

爷爷门前的山茶花

一切都越来越好了。

可爷爷不在了。

爷爷是在18年的除夕走的，在一个本该团圆的日子。那时候，山茶还开得繁盛。葬礼举行了好几天，爷爷的学生都来为他送上最后一程。爷爷勤勤恳恳，温厚纯良，曾为了辅导学生功课，落下了胃病。平时闲来无事也是读书与忙农活，扁担压弯了他精瘦的背。吃了旧时 的苦，国家富强时却没能怎么享福，忙碌于讲桌、田野与余晖里，他用他这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什么是责任与爱。他挥了挥手，给我留下了这片充满回忆的田野。我也再也不用蹲坐在门前，守望着路的那头了，因为我知道，那个骑着自行车踏着阳光回来的人，已经去另一个地方，默默耕种他的山茶花了。

门前的山茶花萎了，却又好像盛放在了这一整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