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感觉是复杂的，自打小时候开始，对他的家长制、一言堂，甚至“家暴”，一直都非常抵触，这些也是促使自己从小用心读书，力争考上大学，以脱离农门的深层原因。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思想上开始慢慢理解父亲。
十八岁考上大学之后，几乎彻底断绝与家乡的联系，开始独立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挑起一个人生存的担子。
日后又回到离家较近的地方参加工作，结了婚，成了家，孩子渐渐长大成人，考上了他自己心仪的学校。
在经历了许多世事和风波之后，对父亲的看法终于有所改变，内心的对他的抵触开始慢慢放下。
起因在于最近的两次回家，以前即便工作单位离家不远，一年也回不了几次老家，有时候宁肯自己独自到远方旅行漂泊。
近期由于心情有所波动，思乡心切，回家频次增多，与父亲的几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没有了以前那样的偏颇，逐渐意识到，他的个性和气质的形成，完全是当时特定社会的政治、历史，以及地理原因形成的，当然也与他自己选择的职业道路有关系。
话说回来，谁不是历史和时代的特定产物。时也，命也。
父母亲皆地道农民，不喝酒，也很少吃肉，为人慈善，给孩子们充分自由和发展空间。
父亲从小学习好，记忆力好，即便现在作为76岁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经历的各种年代、事件、数目字，也是随口说出，有整有零。
父亲出生于1942年（这一年中原地区正处于多事之秋，战争和天灾造成大量背井离乡的流民），他七八岁入小学，后来在乡第九初级中学就读，两个班级，最终只有八个人被县城第一高中录取，这是当时县里最好的高中。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家境贫寒，父亲又是三代单传的独生子，家里拿不出学费，也缺少劳动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父亲中断学业，回乡务农，从而与高中无缘。
当时他所在的班主任老师替他感到惋惜，特意托人送给他25元钱学费，准备资助他升学继续深造，当时高中的学费只有区区3元。
彼时正值暑假期间，村里小学校长陈老师听说了父亲考上学又辍学的事情，觉得父亲是个做教师的好苗子，学校当时正好缺乏代课老师，就来找父亲，看父亲能不能去学校去做代课老师。
父亲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爷爷商量了一下，高中是上不了了，做教师也好。就开始准备做代课老师，月收入三元，相当于一个男劳力下田的工分。
六年的民办代课教师生涯，为父亲带来了写作、社交、语言表达及演讲等多方面的才能。
机会在逐渐靠近，先是父亲被派去寇店镇“搞四清”，这是一种社会教育运动。父亲由于头脑清楚，有点文化，当上了寇店供销社会计助理，从小的贫困生活加上这时候的会计实践，又培养了父亲的理财能力。
接着就是修建焦作到枝城的铁路，他被委任为民兵连指导员，在全线公开誓师大会上的两次发言都是自己写稿，并且在大会上发言时，声音洪亮，文采斐然，远远超过其他连队，加上工作组织、完成出色，人际关系融洽，因而被上级领导发现和赏识。
本人就是在这个时间出生。
事情后来又有了转机，1967到1968年文革期间，农村集体组织党支部建设，按照上级政策的要求要“三结合”，父亲当时作为保守派代表，离开教师岗位，被委任为党支部委员。
一两年后，由于办事实在、公道，被提名村集体党支部书记，作为世世代代的农民，家族里还从来没有人从过政，尽管这在中国连最小的官儿都不算。
但对于父亲和整个家族，却是一个重大抉择。
在起初，父亲感到此职务责任重大，没有把握能不能胜任，坚辞不干，推托20多天后，拗不过上级安排，只好试着接下了这副担子。
时年，父亲已经成家，年龄26岁，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两个孩子。
父亲当时这个年龄，现如今还仅仅是大学毕业仅仅三四年的娃娃，多数人还未成家，一切都还是刚刚开始，而此时父亲已经开始独自领导一个三四千人的大村子，走向一个新天地。
这一下不打紧，一直干了三十年。
而在这三十年之中，中国无论在外部还是内部，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即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当时的中西部农村，刚刚经历一穷二白的大集体生活，仍然处于严重的计划经济束缚之下。
当时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父亲一班人的注意，文章是描述农村经济从纯粹农业转型为工业集体经济的理论文章，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变改变农村集体经济困局的新钥匙，即无工不富，无农不稳。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没有资金，父亲就带头跑贷款，春节也不休息；没有项目，就到处选项目；没有技术，就外派技术员到东北厂家请教师傅学习；最后盖厂房，没有材料，就发动各个生产队兑木料。
最终，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走进了工厂，当上了工人，甚至是业务员、技术员、化验员。
数年之后，村办工厂终于开花结果，到了1983年，这个村集体管道配件厂年末不仅还清了当初贷款，并且实现了产值500万元。这么多的钱，是大家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为此乡政府特送匾额《富国裕民》，以资鼓励。
这两年，还有两件大事情，引起了县里乃至洛阳市的关注。
其一，是1982年，伊洛河水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几千亩良田和两个生产队民房被淹，周边村庄叫苦不迭，眼巴巴等待政府救济，而这个村庄，人们没有丝毫慌乱，甚至还有点小庆幸，因为房子塌了村里重新划宅基地，出钱盖新房；粮食淹了，村集体买下来上级拨付的62万斤赈灾救济粮，免费发放给受灾村民，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而这些在周边村庄是不可想像的。
其二是村里工业实现了年度经济目标，与上海金星彩电厂联系，一下子买进了150部金星彩电，每部彩电出厂价1200元，村里每台补助200元，到村民手里是1000元每台，而当时的一千元，是可以建起一栋两层楼房的。
当时的农村，别说彩电，就是黑白电视，都非常稀罕，一个村庄也就生产队有一台。
从此，这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彩电村”，父亲也荣幸成为了洛阳市第十五、十六届市委委员。
年底正月十五元宵节，还联系北京礼炮队燃放了高空礼花，这在过去是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象的。
此时，达到了父亲人生的黄金时期，作为教师出身，父亲很善于学习新东西，只要肯干什么事情，就能认真干好。
记得当时，红薯、小麦、苞米等各种作物的种植笔记，他工工整整写了好几本。
父亲还很喜文体活动，下象棋、打乒乓球，都是他的强项。他在五十多岁时，还在村里组织的春节联欢活动上，取得了乒乓球比赛冠军。
再如练毛笔字，即便到了七十多岁，他仍然有空闲就练习，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凝神聚气，一笔一划，而且都能有所收获。春节对联都是自己书写，有时邻居们也拿来求他写。
篆字、魏碑、章草，一年练成一种字体。
如今，父亲已经七十六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声如洪钟，但愿他能长命百岁，永远健康、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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