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8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相继公布了《网约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网约车行业终于脱离了“黑车”的身份限制，“互联网+出行”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也必将迎来发展的新纪元。然而，《办法》中对网约车车牌本地化、网约车司机本土化的拟规定却也“激起千层浪”，引来多方争议。
其中北京、上海的征求意见稿细则已明确提出，今后在从事网约车运营的驾驶员和车辆都需具有“本地户籍”。若这一纸禁令落地，便如同一道天堑，将外来网约车司机与相对高薪的网约车服务分在两边。尽管司机们对这所城市甚至比本地人还熟悉，然而户籍限制面前，他们仍不得不被打回原形。这何尝不是一个讽刺的现实——我们总在倡导社会公平的普世价值，然而社会规范似乎总在用“户籍”提醒人们一个事实：别折腾了，出生时的户籍已决定了你的三六九等。
据调查统计显示，仅滴滴平台在上海的41万名司机中，仅有不足3%具有上海本地户籍。这意味着上海的滴滴网约车司机将有八成面临失业——这些人大多都是外来务工的农村子女。（尽管网约车服务强调的是“共享经济”，他们仍被相对高额的利润吸引来从事专职的网约车业务。）已在北京从事全职网约车服务好几年的河北大叔刘建东告诉记者，与他一起开车的几十来号人，大多有相同的背景：家里有几分薄田，但物价飞涨的厉害，仅凭种田已完全负担不了一家人的吃喝用度，因此他们来到城市。“虽然也有不少人中途回家，但迫于生计不得不再次“出来”。“刘建东说。尽管拉过上千个乘客，可刘建东至今没有一个北京朋友，。对他们来说，开车几乎是他们与北京唯一的联系，如今这份联系也风雨飘摇了，未来还干些什么，还能在北京立足多久，刘建东与他的“车队”一点头绪也没有。
诚然，有专家指出，“户籍限制”是为了减缓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便于将网约车服务纳入当地社会规范的管制之下。然而以牺牲大规模外来人口利益的方式保证城市发展，当住房、上学、入职甚至诸如网约车一样的个体经济均被“户籍”限制在所谓本地户籍的既得利益者的一个小圈中，似乎正应了外来务工者总爱调侃的那句话：“还是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尽管这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但却着实反映了“北漂，上漂”们的心酸。政策差别对待从这次“网约车新规风波”中便可见一斑：对一个北京本地人来说，“京籍京车”政策影响不大，只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而对于诸如刘建东等外地人，换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而换户籍呢？看起来遥不可及。
我国《劳动法》里明确规定，在招用职工时，用人单位不能因地域、性别、民族、信仰等因素产生歧视。而户籍排他性则明显是一种歧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也曾言：“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尽管户籍制度的改革尚在襁褓，但至少不拿”户籍“说事，还是执法立法者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热切愿望，更是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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