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一提到北大营，都以为是沈阳918事变那个北大营，但我要说的是锦州北大营，位于锦州东北部郊区，民国时曾是张作相的军营，解放后分别是锦州步校（今大连陆军学院的前身）和炮兵11师的所在地，我70-80年代，在那里生活了11年，对北大营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70年代末的大院，随处可见“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纲治国”这样的标语，“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普及率也很高，我们家就有一幅。但过了不久，这些就都莫名的消失了。后来才知道是华主席失势了。

大院里面风景不错，环境整洁，绿树成荫，安静有序，营房和家属住宅都是砖瓦房，道路都是板油路和水泥砖路面，比起旁边灰尘暴土且污水横流的农村和准农村的铁路系统的768（有棚户区的感觉），简直是世外桃源。每天的早中晚，大喇叭里会准时传出悠扬的军号声，飘散在大院的每个角落。当时不觉得什么，离开大院的多年后才领悟到那看似单调的军号声竟是世上最悦耳最亲切的声音。

玩

大院里治安很好，除了偶有的小偷小摸和小孩子打架，基本没有什么犯罪。但我还是不敢一个人在晚上到远处走动，一是那时路灯少到处都阴森森的，二是大院里面人少树多，风吹树动制造气氛，老感觉里面藏着坏人，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大礼堂老上映电影，最爱看战争片，解放军战无不胜，敌军抱头鼠窜，那叫一个过瘾！但印象深刻的还是恐怖片，那时人小胆子也小，看神秘的大佛和追捕，就把我吓得够呛。看印度的流浪者，那个坏蛋头子面目狰狞的喊话：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至今仍在耳边环绕。看黑三角，凌元扮演的老太太在暗中偷窥的镜头，让我不寒而栗，更甭说把窗边站立的男尸一碰即倒的镜头，我就只有闭眼的份儿了。最登峰造极的是画皮，每当镜头里夜幕降临时，肯定就有状况发生，看这电影时我差不多是有一半时间是闭着眼睛的，心里急切盼望着白天场景的出现，有点浪费资源了。香港人拍片果然变态，只有他们才能把片子拍得如此吓人。幸亏那时没有午夜凶铃这样的片子，否则我肯定当场被吓晕。其实怪不得他们，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以致我幼小的心灵在80年代的电影院里饱受摧残。

1982年，少林寺在大礼堂初映，那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未有过这样大的视觉冲击，从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电影，一下子，武打这个名词深入人心，打仗的片子只能屈居第二了。

有一次正在大礼堂里看电影，喇叭里面突然急促地通知所有干部紧急集合，我们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伙战士在西门外的玉米地里面械斗（也就是就地取材的镐啊，锹啊什么的，管制刀具还是很难弄到的），需要大批军官前去制止，好象也没听说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每逢春节，大礼堂（或是旁边的房子）里面还有迎春文娱活动，猜谜，游戏什么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转盘，每个格子上写着不同的奖品，最容易转到的是末等奖“糖一块”，这个就足以让我乐颠颠了。邻居国华的爸爸是大礼堂里面的干部，我们有时就借光偷偷溜进去，蹭看一些内部战争片，拿破仑，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什么的。除了打仗场面，其余的看不大懂。这个场景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很相似，看来偷看内部电影并不是我们的专利。

除了家里和学校，我们最多的时间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虽然叫花园好像花不多，也没有规整的草坪，就是用树丛隔成许多区域，里面有或高或矮的树木，面积挺大。我们经常在里面玩藏猫猫，抓特务什么的，或者爬到树上玩，或者在里面闲逛。有时趁着没人，到旁边特务连的水房里玩哧水的游戏，每次玩到挎篮背心都快湿透了，很过瘾。现在看来太不爱惜水资源了，反省一下。

军人服务社里面卖好多让我们垂涎三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无不向往之。但手头零花钱有限，家长又管的很严不许我们常去，所以我们还是望洋兴叹的时候居多。我妈妈就是服务社的工作人员，里面的阿姨好像都认识我，我却只认识其中几个人，那时我特胆小特腼腆，每次都怕被阿姨们认出来（这个对她们基本没有难度），我又不愿意喊张阿姨李阿姨，所以即便很渴望到里面大饱眼福，多数时候还是止住脚步，转到旁边的花园里玩去了。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自己在服务社后院里等我妈下班，小手不老实，这摸摸，那碰碰，看到一个废旧锅炉上有个小铁门，上去就拨拉，结果小铁门是坏的，没有轴叶相连，我右脚的小脚趾一下子就成了小铁门自由落体的牺牲品，立刻血肉模糊，疼得我哇哇大哭。至今那个脚趾的指甲盖还是不规整的。

服务社里还有一个卖肉的小伙子叫小于子，浓眉大眼，壮壮实实，留长发，蓄长须，爱穿白尼龙袜和皮鞋，爱骑大摩托，这在80年前后绝对属于时尚达人。他喜欢欺负小孩子，在开裆裤里抓一把什么的，我们都有点怕他。前日看到别人的回忆文章，说他70年代曾被一个步校留下的更厉害的小子揍了一顿，真大快人心呐！可惜这个消息是30年后才得知的，更遗憾的是没有现场目击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打靶场是个好去处。在那儿我们做2件事，1.捡子弹壳，基本都是AK47的子弹壳，极少数是54式手枪的，后者就成了珍品。我还捡到过一个未发射的54手枪的子弹，可见部队的管理比较疏漏。2.打靶场旁边有两排桑树林，我们喜欢去采黑黑甜甜的桑粒儿（桑葚）吃。这个都是野生的，没人管也不违法，我从学龄前一直采到小学3-4年级，都没什么事，但某一天，有同学检举作为学生干部的我有爬树采桑葚的行为，不爱护树木，不符合我的干部身份，因此被老师勒令写检讨，我感到很冤枉，不认为那是什么错误行为，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写了一份检讨，好在我的文笔不错，老师只拿到一份字面上很诚恳的检讨就pass了。

四分部和我们大院是邻居，但需翻墙才能过去。小学南边围墙外有个小湖，冬天结冰，就成了我们的溜冰场，大家自制各种冰车，冰千，有一种是下面一根铁丝着地，两脚蹲在小木板上的“单轨”冰车，大孩子滑起来飞快，让我很是羡慕，可惜我一直没学会。有时还有四分部的士兵巡逻，撵我们，害的我们趴在墙头，侦查哨兵的动向，安全了才敢跳下去，象打游击似的。

加工厂离我家很近，没事就去转悠，里面有一个很大谷仓，我们去那儿抓麻雀，在这相对封闭的空间内，麻雀再不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我们好几次都摸到了麻雀，感觉很刺激，虽未捉到，已经挺满足了。加工厂会议室有一台彩色电视，在电视不普及的年代，那简直是个宝，我们晚上常结伴去那里看电视，每次都人山人海，本来就不大的电视，我们在后面基本看不清人物的面孔，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兴致勃勃坚持观看。

这是一个塑料加工厂，我们北边那趟房李建伟的爸爸是厂长。我的同学匡小军的妈妈在里面上班，经常拿一些塑料制品回家加工，好像是计件的，我也曾像模像样地跟着拿小刀削掉上面的毛刺。

我去加工厂的豆腐坊买豆腐，路过的一个屋子，里面常堆放着刚宰杀完的猪肉，那肉还一颤一颤的，看得我很迷惑。

加工厂附近还有很深的水井，青蛙在井底呱呱地叫着。我们有一次烤青蛙吃，大腿肉的味道还不错。那时物质贫乏，我们对吃充满了向往，除了蛤蟆肉，我还吃过后勤部门前桃树上的树油（看起来很好看，像果冻似的，但没什么味道），学校旁的槐树花（有点甜），路边的黑天天（好吃）和癞瓜瓢（很好吃）。前面提到的桑葚自然也属好吃的行列。我妈妈在去西门外的部队医院的路上，顺手在路边摘了几个毛豆回家给我们煮了吃，味道不错，但采摘过程有点胆战心惊，毕竟是“顺”来的。

大院北边的金屯和西边768（六百户），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吸引我们的主要是那里的百货商店。768的大一些，有几层楼吧，金屯的小，只是一个农村的商店。但只要有食品的和鞭炮卖，对我们就是莫大的诱惑。清楚记得，在768的百货商店外面的卖糖稀的小摊，大冷的天，我买了几分钱的糖稀，用两根小棍（肯定是没消毒的且被反复使用的）搅几下，就放到嘴里吃，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糖稀的粘涎吹到我的衣服上，嘴里没吃到多少竟都被衣服“饱餐”了，好心疼啊。那边还有日杂店，是我们春节前买烟花爆竹的好去处。常买的有2分5一个的细细的牛皮纸包的二踢脚，画着孙悟空的浏阳小编儿，还有当时刚上市的6毛钱一个的闪光雷。在大院北大门去往金屯商店的路上，有一家卖拍儿（piaji）的小铺，常吸引我驻足，现在家里还有当时扫货的成果：厚厚一摞崭新的画拍儿，从岳飞传（这个制作得最精美）到隋唐演义，挺新挺全的，都是整版的，没舍得剪成小圆片。这东西绝迹好多年了，不知现在到收藏市场上能否卖个好价钱。

西门外有一条铁路，沿着铁路向北走一段路，有一个小的金属加工厂，我们曾去里面偷铁片，就是形状尺寸与老式扁状雪糕棍儿类似的一种铁片，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曾拥有一大把这样的铁片，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是手里有大量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我记得那个工厂的围墙不矮，我在外面放风，大我2岁的邻居国华跳进去拿铁片，他刚得手跳出来，远处就有门卫追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他们还有人把长铁钉的尖头部分放到铁轨上，等火车的轮子压过，尖头就变成扁扁的菱形，象杨二郎使的方天画戟一样，手里又多了一个别人没有的宝贝，甭提多美了。但我当时胆小，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直觉告诉我这么做是不对的（不确定能否造成翻车），所以一直没有亲自实践过。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老英雄

大院最知名的人物就数郅顺义了，董存瑞的老乡兼战友，本身也是全国战斗英雄，并不完全靠董的光环。他孙子郅军和我是同班同学兼好友，我常去他家玩。他家是师级干部的联排别墅，二层楼，楼上楼下，很气派，最主要是自己家里就有水厕，让我们无比羡慕。

老英雄家里有数本有关董存瑞事迹的连环画，使我对英雄怎么炸碉堡有了直观的感受。他家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电话，我无限向往之，好几次忍不住拿了起来，里面立刻传出接线女兵的声音，请问首长要接哪里，我一句话不敢说，慌张地把电话塞回去，还心有余悸地担心人家会按图索骥追查过来，马上借故离开了他家。那时只有大院的高干才有电话，在我们眼里电话机属于奢侈品，很神秘。他家还经常有新鲜的东西，他老叔是空军，拿回来一些飞机模型和机枪子弹壳给他玩，我看了很喜欢，借机玩玩摸摸。好多新鲜玩意我是第一次在他家看到的，比如魔棍，比如方便面，那时的方便面包装上印有一只鲜艳诱人的大虾，令我垂涎，里面却找不到虾的影子，令我迷惑。那时的油料包和现在的不一样，是装在一个小虾塑料模型里的色拉油，我们把它弄破后尝了尝，竟然没有一点虾的味道，挺失望的。

老英雄的待遇还在于去澡堂可以享受单间的待遇，而我们大人小孩都挤在一个大池子里面，更衣室还离得挺远，脱得精光后穿上笨重的木拖鞋，冻得哆哆嗦嗦的走向大池子。我爸有时挺活络的，不知走什么关系，带我哥俩进到单间区域蹭过几次澡，有一次遇上换班的管理员或者上级领导什么的，在走廊里大声吆喝着要驱逐不符身份者，我爸久经沙场，没当回事，把我哥俩吓得躲在插紧的门后大气不敢出。

老英雄是有名的好丈夫，对农村出来下肢瘫痪的原配夫人很好，两人一直相伴到终老，令人佩服。好多媒体报导过他们的事迹，因为高干里面不嫌弃糟糠之妻的实在太少了。

我小时候写的作文，不止一次写到大清早看见老英雄在马路上打扫落叶，激起自己爱劳动做好事的热情云云，坦白地说，我一次都没看见，都是想当然的结果，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老英雄的伟大。

上学

大院里的小学叫向东小学，之前之后好像叫过五七小学和北大营小学。我在那里一直读到四年级上学期结束。

小学和幼儿园连在一起，空中看呈一长方形。好像原来是地主大院（张作相的姨太太的府邸？），也有说是日本人盖的。幼儿园那部分雕梁画栋，木板地面，很漂亮。我上学后曾去跟小朋友们蹭看了一场锦州木偶团的木偶表演，十分喜欢，有时去他们院里的滑梯玩，也很开心。可见我上学头几年的爱好还是脱离不了幼儿园时期的“低级趣味”，也可能是因为我一天幼儿园都没上过，始终对其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入学前还有个小测试，拿出一些图片让我认，其中一个图片，我看了看，说是卖鞋的，还有衣服，而没有准确说出商店这个标准答案，算是一个缺憾，其余的都答对了。其实全部答错对入学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毕竟大院就那么几个学生。

1-2年级的班主任是年纪较大的和蔼可亲的刘亚兰老师，我们乖乖地背着双手坐在长条板凳，她洪亮的声音就在耳旁萦绕。至今仍清楚记得她带领我们拍手加蹦跳做上上下下的徒手操的场景，她高大的身影动作起来不失灵活。

刘老师培养了我两个习惯：一是摘录优美词句以便今后写作文用，二是记录每一课的多音字并组词，这两项我都坚持到了小学毕业，只是当时毕竟太小，脑筋不够灵活，把每一课都有的N多的“的地得”，皆不厌其烦的一一写下它们，每次都把我累得够呛。

上语文课最喜欢的就是分角色朗读，每次我都把手举得高高，心中祈祷自己分到角色的对白不要太少。有一次在全校面前和一位女生分角色朗读小燕子的课文，我当小燕子，她当妈妈，感觉被她占了便宜，心中略为不爽。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作文也屡受好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描写某国庆节在市里看到的阅兵式，文末写道“在回来的路上我还沉浸在阅兵式的精彩场面里…”，被老师评为神来之笔，其实我也是引用的。

这个作文还贴在黑板上供大家阅读。

我们那时还学珠算，上下学的路上，大算盘在书包里哗啦哗啦直响。当时那套“三下五去二”什么的口诀背的很熟，手指也打得飞快。可惜现在全都忘掉了。

学校还举办过一次查字典比赛，赛场上一个个把蓝塑料皮的新华字典翻得飞快，我差一点就满分，因为一个多音字，我匆忙中只写下第一个读音所在的页数，把第二个读音给忽略了，因此屈居第二。

一次春节表演节目，我和别人说相声，段子是新少年上面的，借猫和老鼠来宣传多吃蔬菜避免夜盲症什么的，其中有一句“打着手电多么好”我仍印象深刻。为此我还下功夫背了好多天台词，比背课文都卖力气。

课间我们常玩占城的游戏，画两个大框，分成两伙分据其间，要从中间过道通过，被对方推到城里就出局，哪边最后幸存人员把对方的角落占领即告胜利。还有跳格子，踢口袋，跳绳，撞拐子，迈步，都是我们的最爱。

我小学时是班长，3年级开始又当上了大队长。各方面都很积极，上交的蓖麻籽和蛹壳的数量都名列前茅。我们班老师还号召大家储蓄零花钱，我存的钱也最多（多管家长要呗）。因为我家离学校较近，我还负责明天早上开门。比较痛苦的就是严冬的早上，一片漆黑中我6点多就到了学校，整个校园就我一个人。我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着暖气管里哗哗的水声，想着这个学校和幼儿园曾经闹鬼的故事，不免有些害怕。

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刻，天蒙蒙亮时，行走在学校北边寂静的树林中，忽然听到匡匡的声音，抬头一看，高高的树枝上，一只啄木鸟正卖力地啄着树干，我不由得驻足观看。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的动物，此刻就活生生在头顶的树上捉虫，真的很开心。

我们班级搞小红花评比（学习+劳动+综合），我的小红花一直最多，排在第二位的经常是一位叫王小华的女生。我曾经跟老师去市里参加一个太和区的少先队活动，在那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鼓乐队的表演，就是所有小学生在重大活动最常演奏的那个曲子，我当时的感觉是两个字：震撼，具体一点就是热血沸腾，激动啊。可见我们的小学有多么闭塞了，连个鼓乐队都没有，也极少有和外校接触的机会。我这个学生干部才偶尔有这么一次“开眼”的机会。回去的路上，老师给我们发了干面包吃，那时已过中午，饥肠辘辘中这面包可真香啊，但有一点缺憾，没有水或饮料，吃到后来有些干噎，如果有水或饮料就太完美了。

我们那时还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我自然不能落下。冷风瑟瑟的一天，我带领几个同学去部队的猪圈打扫卫生，可是那儿一个战士都没有，只有几头脏兮兮的猪紧张地盯着我们手中的笤帚。我们既怕猪咬我们，它的窝也确实下不去脚，只好在外围草草扫了几下就回去了，没有目击者也就没有表扬信，只是我的作文多了一个真实的素材而已。

大院的学校还有一个其他学校没有的特色，就是“向阳院”，即部队派几个品学兼优的战士做我们的假期辅导员，带着我们进行各种活动，最好玩的就是去东面的紫荆山远足。我们背上军用水壶，带点饼干面包之类的干粮，排队徒步很远的路程去紫荆山，那里林深草茂，有好多大院见不到的小动物，我们经常捉几只蝈蝈回家玩。每次参加这个远足我们都很兴奋，虽然全程走下来很累人。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列队步行至锦州烈士陵园的很有张力的梁士英雕像下，祭扫烈士墓，我们把这也当做远足，因为能看到外面的天空，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饼干。可见我们当时多么容易满足。

我们小学还发生过一件我记忆深刻的大事，就是大院里的两个孩子去靶场旁边的一个小湖边游泳或是玩耍，其中一个不慎滑入湖水深处再也没有上来，后来大家很形象地形容那是一个炒锅型的湖底，所以很容易就滑进去了，等到孩子们慌乱地喊来战士进行救人，捞出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件事对学校的触动很大，全校开大会进行批评教育，我清楚记得那个湖边幸存的孩子，站在众人面前，把头深深埋在胸前，听着校领导在大喇叭里面的批评的场景。批判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再也不允许去野浴，这个原则我遵守至今。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我还负责收集一些同学的假期作业，送到老师家里批阅，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是能督促大家按时写作业，又能减轻老师开学全部批阅的负担。那时没有补课，家庭作业也不多，所以我们放学后的快乐时光很多，不是现在的孩子能想象的。

每个年级只有2个班，每班不到30人，因为就这么多干部子弟，真正的小班教学啊，呵呵。老师都是干部的家属，有师范背景的优先，否则文化高一点也成，总之就是拼凑起这么个摊子，解决了干部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受规模和性质所限，教学设备缺乏，连篮球架和足球门都没有，师资力量不足，与外界交流不够，整体教学水平偏低，只是比周边农村如金屯的学校强一些，和市里的小学根本没法比，二是因为大院里没有中学，所以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大多各找门路，去西边的铁路系统中小学或更远的市里的学校读书，以便能跟上人家的进度并早日适应那边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向东的五六年就剩下很少的几个学生，真的是人心惶惶，晚景凄凉。我还好，4年级就成功“出逃”，没机会体验长途跋涉去外面借读的生活。

哥哥

大我3岁的我的哥哥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每天起早贪黑拿月票坐公交去市里上学，过了2-3年很辛苦的日子，而且经过四分部时，常有大孩子以强凌弱，拦路抢劫，抢走他的零钱和文具甚至军帽，不顺从就打骂，我哥胆子也小，多次吃亏都有点畏惧上学了，我妈了解到是哪家的孩子所为之后，就带着我哥径直找他们的家长理论，他们因此而收敛一些。我哥坐公交得转一次车，80年代初，公交还很不发达，好长时间才来那么一趟人满为患的车，乘车质量要多差就有多差，所以每天消耗在路上就好长时间。我哥讲，有一次夏天等车，很热，他就忍不住用零花钱买了一个5分钱的冰砖，正在这时看到公交要进站了，我哥就匆忙扔下5分钱，抓起一个冰砖就跑，结果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后面大声喊：快回来，拿错了！原来那时的冰棍摊都摆着泡沫做的各种冰棍模型，以招揽生意，我哥情急之下，就把人家的模型拿走了，人家做个模型也不容易，能不急吗？我哥又跑回去换，这一折腾，差点没坐上车。我小时听这个段子，还觉得挺好笑，但现在回味起来，也蛮心酸的。

不过苦中也有乐，因为市里的学校没有食堂，我哥每天中午去一个小饭馆吃饭，几两白米饭加上一道菜，只需要1角多，令我羡慕不已。

提到我的哥哥，不得不多说几句。我整个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幼儿园，都是我哥给“害”的。因为他6岁时得了甲肝，在市内的205医院隔离治疗。3岁的我因为是直系亲属，就被幼儿园园长拒绝收入园，我妈为此去找园长理论，也无功而返。我从此过上了几年流浪生活，好在大院治安好，一个学龄前儿童满大院逛也不会有危险。我脖子上挂着家钥匙，东瞅瞅，西望望，有时到妈妈的服务社等她下班，她那时是收款员，一刻不能离开岗位，我就躲在远处一会摆弄钥匙，一会望一望忙碌的妈妈，妈妈偶尔看到我，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我不懂的是，我哥很快就痊愈出院了，而我还是与幼儿园无缘，直至我上小学。也许因为是我妈去理论，园长心中就有了芥蒂？人心咋就那么狭隘呢？我直到现在还羡慕上过幼儿园的小朋友。

我的钥匙至少丢过2次，一次是在沙堆玩，丢了。另一次是拎着钥匙绳子向天空扔，和小伙伴比谁扔的高，结果我赢了但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钥匙挂在的高高的树梢，下不来了。回去后没敢和家长说，怕挨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树下，意外地发现钥匙竟然静静地躺在地上，原来是夜里的大风（谁说锦州风大没好处？），把它刮下来了。我心里那个乐呀，把钥匙挎在脖子上美滋滋地回家了。

再回到我哥哥的病。6岁的他那时是一个人住院的，爸妈都是上班族，请不下来假，甲肝属于传染病，得住院隔离治疗。我哥自己住了一个月。每天他拿着铝饭盒，咣当咣当地跟在一群成人病友后面去食堂打饭，饱尝了艰辛，我妈每讲至此，语调里都充满了愧疚。但那时的人们都是卯足干劲干革命，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小老百姓对此又有什么办法？总之，大院那些年我哥比我多吃了不少苦。我除了被我哥拿石头误伤眉角流血不止和得过一次挺重的肺炎（年轻力大男卫生兵打的屁股针真的很疼）外，基本是风平浪静。

我哥小时候气管也不太好，有慢性支气管炎好像。我妈用了好多偏方，比如生吃鸡蛋（一股腥味），冰糖煮白梨（这个味道还不错），还有喝羊奶。好像效果都不明显，后来长大了，抵抗力强了，自然就不再犯了。羊奶是金屯一个叫瞎老关的农民（一只眼睛失明）的定期供应，那时还挺纯的，没加三聚氰胺，也没兑水，我有时也能借光喝到一些，味道不错。瞎老关的儿子一度到我们班借读（托人走的后门，学校原则上只收大院子弟），那可应了一句话：A bull in a china shop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他不知是年龄比我们大一两岁还是天生就又高又壮，反正比我们高一头，粗一圈，学习跟不上（农村的教育就是不行），身体条件那可没的说，上体育课，样样都突出，短跑一下子甩出我们一大截，我们望尘莫及。但没过几天，他毕竟“野”惯了，没什么时间观念，迟到旷课是常事，学习成绩又太差，所以学校就把他开除了。

父亲

学校的党委书记，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师级干部的老伴，听说我爸爸擅长于用固定纸箱的宽塑料条编织购物筐，就托我带些原材料回家，我爸用几天功夫就编出一个漂亮的小筐，两侧分别写着北京和上海，由我送到她家里，书记很高兴，让我拿回一盒袋泡茉莉花茶作为报答。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袋泡茶，感觉很新鲜。当时这些普通老百姓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师级干部家里已经不是稀罕物了。

我爸的手很巧，除了会编筐而远近闻名，还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家里的烫花的茶几，能调节角度的躺椅，镶满各色小木块的饭桌，带弹簧能折叠的沙发床，都成了邻居们参观的必看项目。前几年我二姨夫说过一句话，说我爸生不逢时，以他的头脑和动手能力，如果时机赶好读到大学毕业，肯定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和卓有成就的发明家，可惜因为是农村出来，家里一贫如洗，勉强读到高小，后来就参军了。部队果园的带雕花的大铁门也是我爸一手焊制出来的，每次经过这个大门，我都骄傲地向大家炫耀我爸的这个作品。

其实我爸那时是被“发配”到果园的，是郁郁不得志期间顺手焊了个大铁门。我爸本是直政科的干部，为人太过正直（也可以说是好“犯上”），看不惯师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于76年给总政治部写信反映此事，上面还没来得及处理，四人帮就垮台了，继任者整理书信，发现了我爸的信，就把信返回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和师里，其后的发展可想而知，一顶“四人帮小爪牙”的帽子就此扣上了，隔离审查，反省，发配，折腾了好几年，那个帽子后来给摘掉了，上级领导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级别和待遇都受到很大影响，直到83年草草给转业了事。转业时他仅是副营级，以他的年资和能力，至少应是副团。可见他命运多舛。我妈讲，我爸最初被关起来审查了几个月，每天闭门写材料交代问题，门口有战士守卫，不许随便走动，不许回家，也不让家属探视，完全是按照敌我矛盾的待遇来的。我妈忍受旁人的异样目光，一个人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度过了一段很艰苦的日子。我对此没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已经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记忆里的大院基本是阳光明媚的。

小人书

大院时期小人书是我的最爱。如果知道有本新的小人书在家等着我，那一整天我都是十分快乐的。有一次儿童节我爸一下子给我买了3本小人书，我那个乐啊，在每本书的扉页都工工整整写上“某年，爸爸送的儿童节礼物”，虽然里面的格萨尔王我读不太懂因而不是很喜欢。我们家小人书的数量在我们周围一片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有好多小伙伴喜欢来我家看小人书，其中有近一半是70年代前半段的，内容有些左，有的前面还带几页毛主席语录的。相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文革以后出的小人书，其中最喜欢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智取华山（那种电影截屏图式的小人书），岳飞传，以及打仗题材的。看三国前半部分打打杀杀的还很过瘾，后来到了五丈原和姜维出山，就感觉英雄末路，颇为怅然，不忍卒读。我家的三国演义只有半套，我都看了好几遍。一直渴望有全套的，这个愿望30年后终于实现了，但我再也无法重现当年的热情去翻完其中的一本，虽然画面和当初一样的精美。

那时锦州市内也有看小人书的地摊，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名为“铁臂扫群奸”的小人书，那是第一次接触武打题材的小人书，还是用两个字形容：震撼，这种震撼感和第一次看少林寺，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一样，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1-2年级时，偶尔还有小人书阅读课，就是老师拿来一大堆小人书，大家随便看，我清晰记得当时看了一本瓦岗寨，喜欢得不得了，还没来得及换另一本书，下课铃声响了，很不情愿地交了上去。寒暑假的护校也挺吸引我们，几个同学像模像样地绕着学校巡视一圈，然后回到老师办公室坐着看小人书，也是很爽的一件事。

我们离市内较远，家长不允许我们自己行动，父母又很忙，所以去市内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我记得有个叫“烧锅大坑”的地方，名字很特别，挺热闹的。锦州的乞丐较多，因为它是南方人（我们称之为关里人）来到东北的第一站，是个交通枢纽，长途跋涉的乞丐初来乍到，难免要在这儿热热身。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饭店就是在烧锅大坑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那是我三姨夫从老家来锦州串门，带我去街里改善一下，好像就是我哥当做食堂的那个小饭馆。点了两道普通的家常菜，不是大鱼大肉，但菜的味道好极了，让我口水横流，因为此前我只吃过自己爸妈的手艺，冷丁一吃饭馆，道道是美食！我正狼吞虎咽吃得香，饭桌旁伸来一只乞丐的手，我三姨夫是供销员，每年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立即用手中的筷子熟练地挥了挥，口中念到“去去去”，乞丐就悻悻走开了。以我当时的单纯和所接受的教育，有点理解不了我三姨夫对弱者的这种“无情驱赶”，但美食当前，我无暇多想，吃饭要紧呐。

我对百货商场不感兴趣，就对书店和公园来电。公园好像只有五一十一才偶尔去一次，每次里面都人山人海，坐滑梯都排队，那儿有个又高又陡的滑梯，让我既喜欢又害怕。那时公园刚有升降飞机的游乐项目，那队排的，一眼看不到头，我对坐上飞机的感觉记不清了，对漫长的排队却印象深刻。

每次去市内，一到新华书店的连环画部，我就走不动道儿了，橱窗里花花绿绿的封面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父母不是每次都给我买小人书，即使买也就一两本，所以每次我饱个眼福就挺知足了。

新华书店还到我们小学卖过两次书，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赶紧管家长要来几块钱，激动地在人堆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小人书，还向小伙伴们奔走相告，象过节一样兴奋。

我妈妈的服务社一度销售过小人书，我妈就利用内部关系，每次带回几本小人书让我看，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翻看以保持原状，第二天我妈再带回去上架销售。可惜这样不花钱就过眼瘾的快乐时光没多久因服务社取消此业务而宣告终止。Wonderful time is always transient.

当时迷恋古代演义题材的评书和小人书，高宠挑滑车的气魄令我神往，隋唐演义的英雄排行榜我倒背如流，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外号如数家珍。袁阔成的三国演义据说也很好，但没有刘兰芳的岳飞传那样让我们如痴如醉。

最为遗憾的是，我爸妈家前些年装修，这些珍藏二三十年的小人书几乎全丢了，让我无法再看到熟悉的画面来怀旧，殊为痛心。

上学后，认字多了，小人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阅读热情了，家里书柜里的书我都要翻一翻。一次借来一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从没见过这么神奇这么有趣的书，读得我废寝忘食，恨不得一口气全读完，只有后来的金庸小说可以与之相媲美。四大名著，除了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其余三大名著，小人书+原著，我基本通读一遍，当然就是看个热闹，遇见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内容是懂了。学校里面订阅的报刊，最喜欢新少年，图画精美，其尺寸适合翻读，每期封底宁宁和丁丁的漫画是必看的。中国少年报也还可以，最不喜欢小学生报，纸质及印刷均不佳，内容味同嚼蜡。

点滴

我家住在大院最大一片师直家属区，都是营连级干部。好像一共有10趟平房。我们家有前后院，前院很小，由鸡窝，仓房和一条过道组成，我曾在大冷天翘着脚，双手握住一把菜刀，在院里厚厚的木菜板上使劲地剁鸡食（大白菜？），费好大劲才能剁得很碎很均匀，达到我妈妈的要求。这对那时的我绝对是个力气活。最窝火的是经过我们辛辛苦苦喂养的鸡被黄鼠狼偷吃咬死，那是个人神共愤的时刻。

夏天，我和哥哥在院里的大水缸里面光身子洗澡，有人来串门时我俩就慌张地遮住身体躲起来。我还把挖去瓤的半个西瓜皮扣在头上当钢盔，神气不了多久就不得不摘下来，因为头发脸上很快就黏糊糊的，很不舒服。还把熟豆角的豆子一个挨一个穿在线上挂在脖子上，模仿沙和尚的项链走来走去，玩够了再吃掉。

我们住的联排平房，几百口人共享2个常年脏兮兮黑乎乎味道浓重的旱厕，黑灯瞎火地走进去，万般小心也难免要踩响几个“地雷”，如厕质量和师级干部的小楼相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不知那些习惯起夜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难道每家都自备夜壶，第二天再去倒掉？后来我那动手能力极强的老爸在我家的仓房里挖了一个简易旱厕，使得如厕活动不再那么沉重，但里面照明和通风都不好，夏天蝇虫横飞，所以也不是一个令人身心愉悦的过程。

家长当时爱说一个词叫做“临时来队”，当时不甚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指下级军官和士官的家属来短期探亲。临时来队的房子离我们家属区挺远的。看来我们这一片的爸爸们级别足够高，都是常住沙家浜了。

锦州部队大院的童年

家里爸爸亲手打的书柜装得满满的，都是爸爸买的，最气派的是全套精装资本论（我看不懂就没翻过）和1936年版上下册的辞海，后者是竖排繁体缩印版，我经常翻着看，其博大精深，制作精良，客观翔实，让我叹为观止。我因此认识了很多繁体字。家里一度失踪了几张国库券，爸妈把最近来过的访客筛了数遍，也没找出嫌疑者，几年后我们搬回老家，竟然在某本无人翻看的书里面找到它们，智子疑邻啊。

大夏天时，妈妈下班经常用毛巾包回2个冰棍给我哥俩吃，我们每次都是口水与化了的冰水一起往下淌。有时上级部门来服务社视察，服务社就会特制一批奶油冰棍，那味道好得无法形容，即使现在的哈根达斯八喜都不能与之媲美。服务社还出售一种纸袋装的面包，也许是出厂时间较长，干巴巴的，吃的时候不断掉渣，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了对它的喜爱。一次开运动会，看见有同学拿着奶豆饼干边走边吃，还一次在市里街上看到别的孩子吃香蕉，都把我馋坏了，那时这些轻易得不到的东西都是人间美味呀。

我们那趟房的西房头的屋子，一度卖过现出炉的面包。大冬天寒冷漆黑的早上，我眼巴巴盯着战士打开大烤箱的抽屉，用刷子在面包的表面刷一层漂亮的油，然后装到我的容器里，喜滋滋地拎回家，热气腾腾的面包，就着甜甜的豆浆吃下，味道好极了。

部队的生活按理说应该还算可以，但是家里经常做我不喜欢的高粱米饭，每次都是强咽。大米饭吃着就舒服多了。吃鱼吃肉的时候很少，窄得不能再窄的带鱼，被我妈放了很多盐并腌制好久，所以吃起来只剩咸味。只有来客人才能吃到的油炸花生米和摊鸡蛋饼，都是好东西。有时撕下报纸，卷成圆锥形，放些油炸花生米进去，来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边走边吃，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我爸爸擅长做的油炸地瓜片，也是让我回味无穷的美味。

每家后院都有一小片地，爸爸种上一些黄瓜西红柿什么的，从屋里水龙头接出一条黑粗的胶皮水管去浇水。紧挨菜地的是一条隆起的土丘，每家有一个菜窖在上面。踩着冰凉打滑的铁梯，下到潮湿阴暗的菜窖底部拿点大白菜苹果什么的，有时下面积水中突然蹦出一个癞蛤蟆吓我一大跳，总之每次去菜窖都是不太愉快的经历。

部队有时组织家属去南部的海边玩，我们挤在一辆大客车里面，有个站的地儿就不错了，奢谈有座。经过漫长的路程才来到海边，在那里第一次看到横着爬的螃蟹和大人在沙滩上光脚跳舞一般踩出花蚶子（蛤喇），感觉十分新奇。有一次学龄前的我跟着爸爸先去的海边，后来妈妈随服务社的大卡车也来到海边来卖东西，可能由于我年纪太小，在一群忙碌的阿姨里面，我没有认出我妈妈或是看到她没有反应，成了大人们好多日子里的一个谈资，对此我模模糊糊有点印象。

82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托我爸常进京上访的福），这可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件，想一想平时能进一趟锦州市里都让我兴奋，这次去伟大的首都将是怎样的激动不已。只是这样一件好事还不能声张，理由现在看来很可笑：怕别人让我们捎东西。可见当时物资贫乏到何种程度。所以大清早，我们一家四口象做贼似的悄悄溜出大院，在大门口等5路公交时还在东张西望，生怕遇见熟人。火车上漫长的几小时很难熬，没有书籍没有玩具也没有小食品，只是呆呆地坐着。好像有煮鸡蛋之类的主食，弥散在车厢里煮鸡蛋的味道不太招人喜欢，我也对其不大感兴趣。我那时身高正好在半票的临界值，为了省半张票钱，事先妈妈不断叮嘱我测身高时身子不要挺直，我也就一直在忐忑中等着列车员来检查。好像确实有列车员把我揪到车厢连接处测了一下身高，有惊无险，顺利通过。

在北京我的确大开眼界，不过吸引我的不是古迹和风光，不是高楼大厦，我牢牢记住的是“两毛一个五毛仨”的卖西瓜的吆喝声，是随处可见的卖冷饮的招牌以及它们对我难以抵御的诱惑，是我妈妈去理发店套在大圆筒里烫头时我在外面漫长的等待，是在爸爸首长家进餐时的好奇和拘谨，是在景点照相后久久收不到照片后的受骗感，是公交车上漫长路途中于拥挤人群中只能看见大腿的疲乏和无聊，是眼巴巴望着柜台里标价十元的精美景泰蓝小宝剑而不敢张口让大人买的无奈，是无处不在令人烦躁的高分贝蝉鸣，是被北海公园里少儿阅览室深深吸引又不能坐下阅读的遗憾。但总的印象还是美好的，毕竟，比起连锦州市区都没走出去过的伙伴们，夫复何求？

我三年级时开始学骑车，用的是家里唯一的28直梁自行车，很结实的一个大家伙，我个头矮，只能“掏裆”骑，经过几个月摔摔打打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可以娴熟地穿梭在大院的各个角落，那时大院里汽车很少，自行车的也不多，所以我像在大海里遨游一样自由。有时骑去较远的202团同学田兵家里，几分钟就到了，机动的感觉太爽了。

隔壁国华家有两样东西吸引我：落地式收音机和墙上的电影宣传画。前者是他爸爸自己组装的，很强大很气派，声音是立体声的，硕大旋钮的手感比我家的小小半导体强百倍，用它来听评书是再好不过了。后者是10-20个电影截屏图，做剧情介绍的，就和一个放大的小人书一样好看，何况它还是彩色的。某年春节前，国华的弟弟国刚在家里桌子上来回摆弄一挂鞭炮，爱不释手，只盼时间过快一点好让他能尽情燃放，却不慎将其点燃，噼里啪啦的闪光中映着国刚惊恐的面容，以张叔的脾气，国刚的一顿皮肉之苦是躲不过了。

我爸妈思想挺前卫的，在财力和邻居们差不多的情况下，率先在81年花518元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声宝（即今日的夏普）电视，一时成了左邻右舍瞩目的焦点。我甭提多高兴了，今后就不必挤在人群中翘脚观望，而是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看电视，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当时排球女将正在热映，我们把它当做武打片，几乎一集不落地看下来。小鹿纯子一时间成了我们的偶像，她的各种绝招，如晴空霹雳，幻影旋风，我们都将其想象成武术招数并加以模仿。此外，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铁臂阿童木，陪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

大院的孩子一般来说都比较老实，网上看到一个768铁路子弟跟帖说：413大院的同学，都显得有家教，有礼貌，学习也好。这个是事实。当然也有个别爱打架的孩子，我们家北边几趟房就有一个“小霸王”，别的孩子都不敢惹他。但他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因为几个金屯的孩子来大院闲逛，和小霸王发生了冲突，结果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小霸王被对方用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看着他在卫生所里哭哭啼啼的接受治疗，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快意，以及对金屯孩子英雄般的崇拜。大人们也反复告诉我们，金屯的孩子“野”，不要招惹他们。还有一次，一群768的半大小子，都是问题少年，带着钢尺一类的凶器，来大院闲逛或是寻仇，我们看了都躲得远远的，有人举报到部队，部队立即派了一群特务连的战士来抓他们，真是一物降一物，刚才还很嚣张的这群恶少，看见来了这么多生龙活虎的战士。立刻没电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化作了一个字：跑！战士们拔腿就追，一堵墙拦住了恶少的去路，身手灵巧的几个翻了过去。其余的未作任何反抗，束手就擒，战士们顺手把他们的钢尺等凶器没收。我亲眼目睹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感觉比看大片都过瘾。

有一事我至今不明白，就是我们大院的人天南海北都有，没有一种主导性的人群和口音，但我们孩子却是一口地道的锦州口音，就是尾音上挑那种，在大院里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口音，直到我搬家至老家被同学嘲笑才发现自己的音调确实与众不同。难道真的是水土决定口音？

压缩饼干

到了1979年，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喇叭里经常播放李双江的再见吧妈妈，说不出高亢还是凄凉。有传闻说我们部队也要派到前线去，年幼的我就很担心，心想这要是把我爸爸派去打仗多危险呐，子弹可不长眼睛啊，和平时期，穿着这一身绿可挺神气，可这节骨眼，恨不得我爸立即脱掉军装变成平民。还好传闻终归只是传闻，我们部队没有被调动（毕竟只是打一个小小的越南嘛）。我们在国华家看到了一个新的连环画-----讲越南人如何迫害我华侨和边民的，里面图文并茂，有的画面还挺血腥，看完这书，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对越南鬼子的无比仇恨，看来我党一贯善于搞宣传呐。一本书连小孩子的情绪都能煽动起来。

那边打仗给我们带来一个意外的副产物-----压缩饼干和压缩罐头。都是铁皮罐，外面套着绿色包装纸，内部供应，蔬菜罐头不怎么好吃，饼干就不同了----绝对是人间美味！我们家有一大铁桶的压缩干粮，里面每一块用好看的半透明的防油纸包着，精致极了。每次拿出一块，一小口一小口地仔细品尝，舍不得囫囵吞枣，以便这美味可以更持久地停留在口腔里。近些年我从淘宝或超市买了各种口味的压缩饼干品尝，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好吃的感觉，难道30年后压缩饼干的工艺水平反而退步了？

顺便转载一个当年大院里面流行的笑话吧，这也常听我爸讲述，应该是真人真事：70年代，我们老师长名叫王万发(董存瑞生前所在6连连长,2001年1月在沈阳去世）。一次，地方组织一批人员到部队靶场打靶，并提出借点子弹，报告呈给师长，他写了个同意、签了个“王万发”。报告转到后勤军械科，科长是个新调来的，只知道师长姓王，他看报告上批个“同意五万发”，一是数量太大，二是库存也没有这么多，首长批个报告也不签名，谁为这事负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复又请示，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脑袋让驴踢了，十几个人打个靶我能批五万发子弹！？”。此事在机关被传为经典笑话。

杂记

再记录一下童年几则趣事吧：-

1.捡朽木块

每当春节将至，我们哥俩和国华国刚兄弟便满大院溜达，找寻“糟木”（朽木），用以点燃烟花炮仗，那时钱紧，买香和买烟都舍不得，于是想到这个取之于大自然的好办法。好在部队大院地广人稀，物资较为丰富，很容易在久置的木头堆处找到小块的朽木，找到后马上揣到兜里，那个乐啊，虽然天寒地冻的，小手冰凉。那时还没什么温室效应，北方的冬天，那叫嘎嘎冷。

2.自制发射架

那时刚好流行小拇指粗细的二踢脚，传统的竖直和平地放倒后点燃，太没意思（胆小，不敢用手捏着放），受到咱部队的启示－－－炮兵嘛，我们就突发奇想，用废弃的薄铁皮做成筒型发射架，立在地上成45度角，下端露出来，以便点燃捻子，这样二踢脚就可以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飞向我们指定的方向，体验了一把当炮兵的快乐。

3.自制汽水冰棍

81年春节前，我们几个用白糖，小苏打，等自制汽水，那年头物质比较贫乏，商店里头汽水也很少，还挺贵，为了解馋，自己动手，但并未丰衣足食，做出来的东西挺难喝，为了不浪费，我硬着头皮使劲喝了几口，还是扔掉一多半，想想也是，不懂配方，缺少原材料，完全凭感觉去鼓捣，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冰棍也做过，结局不比汽水好多少，只是伴着浓郁的面粉味道，勉强下咽而已。

4.厕所里捡蛹

学校里面一号召，我们立刻拿上玻璃瓶和小棍或是旧的镊子，冲进厕所，直奔大便池，去搜寻蛹壳，就是苍蝇的前体。粪坑里我好像没捡过，但粪坑周围的踏脚处，以及大小便池间的土地区域，则是我们的主战场。80年代初的公共旱厕，卫生状况可想而知，但我们一心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义无反顾（当时也没觉多难，多脏）地去战斗了，其实主要还是年龄小，玩心盛，把这个当成一种游戏了，虽然气味很糟糕，不小心时还会踩到地雷。我那时战斗力很强，又是班干部，所以我上交的满满一大瓶蝇蛹，在班里名列前茅，得到老师的表扬，那个高兴劲，甭提了。现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这个事了。当时我们家长也够老实，任由学校“作贱”我们，去做这种脏且不卫生的工作，现在的家长遇到这种事，不把学校闹翻天就怪了。

5.种蓖麻

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蓖麻里可以提炼出飞机上用的润滑油，号召大家回家去种，我是班长，自然不能落人之后，积极响应，回家就种，定时去浇水，几个月后，收获颇丰，采摘了不少蓖麻籽，蓖麻籽很好玩，硬皮里面是白色的东西，油乎乎的，挺好玩，估计现在的孩子没有几个见过蓖麻籽了。我在班里上交的数量最多，因此而获得一个小台历作为奖励，心里那个美！可惜台历早就没了，要不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尾声

83年1月，我爸爸转业，我们家离开大院。当时正逢寒假，没有和老师同学告别，更没有互赠礼物的仪式。我坐在搬家的客车上向后遥望，快出西门时看见路旁牵手走着我班的李小秋和另一个女孩，她们也看到了我，我们只是对视了一下，没有言语也没有挥手，她们也许以为我仅是进城逛街而已，却不知我将彻底搬离这大院。这一刻我忽然有了些许的伤感，意识到将永久地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和亲切的伙伴，告别我美好的的童年。汽车开出了西门，渐行渐远，两个女孩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离开大院后，我又回去过两三次，每次都有恍如隔世梦境般的感觉，一草一木都那么亲切，还有就是一种回到小人国般的感觉------很多东西都变小了，小时候感觉很远的地方，现在几步就到了。以前很大的操场，一下子变得很小。1.2米和1.8米的高度看世界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

最近上google卫星地图，发现我家的那一大片家属住宅区，都变成了一片平地（成菜园子了？），学校的房子和碉堡还在，其他的地方好像变化也很大，所以我和几个小学同学约好争取今年秋天回去一趟并多多拍照，否则再过两年，可能就全部面目全非了。

虽然大院时期的物质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我精神上是快乐的。几十年过去了，离开大院也千里之外了，魂牵梦系，念念不忘的还是我大院里无忧无虑的童年。

（完稿于2011年7月31日 修改于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