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春节

十次春节（1966--1976）

1966

那年春节是在我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结束后的寒假。节前，学校把我们这些文艺骨干组织起来，到街头演出，宣传移风易俗，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和一个男生表演对口快板《预防煤气中毒》，动员居民家家安装风斗。到烈军属家演节目，沿街察看，门楣上钉着五星圆铁牌的人家就是烈军属，推开门就唱，“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永远干革命，永远握紧枪。”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教唱一首革命歌曲，下午六点，半个小时。我还记得教唱歌的人叫王再浩。春节前我们围在凯歌牌五管收音机前，学会的那首歌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卷烟厂礼堂晚上放电影前，我们在门厅台阶上等着开大门，就放开喉咙唱起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旁边的年轻女工们立刻接上，“哪里需要就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临近春节那几天，主要是帮父母去副食市场排队，凭票买豆腐、鸡蛋、酱油、糖果点心，但是家长不让我买猪肉，怕我年幼不识货，割的猪肉太瘦。家长如果排队到肉案前，发现瘦肉多，会暂时不买，等割到肥厚处再要。

  父母那时很辛苦，晚上下班不能马上回家，要参加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到深更半夜。我好羡慕工人子弟，他们的父母和干部不一样，不开会，能回家给他们做饭。

  多年后，父亲说过，经历那么多运动，还是四清运动文明点，和群众运动不一样，是由上级部门的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的工作组掌控，懂政策，讲证据。父母没有任何经济问题，虽噤若寒蝉，但未曾批斗，还算平安。

  我们住在卷烟厂宿舍，母亲常从厂图书馆借回小说。那个春节前，我贪婪地看完了《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然后，在炕上摆个小桌，一敲响板，煞有介事地对邻居孩子们说道“今天说段肖飞买药”。

  那时也有春晚，是电台编排的，唱晋剧，唱山西民歌，说相声。听不懂晋剧，也就没记住唱的什么剧目。山西民歌记住了郭兰英的两首，但记的不完整，“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这是歌颂领袖的。“炕上花被窝呀囤里粮冒尖”，这是歌唱大寨的。相声演员是我的邻居安静和李鹏（同名）合说的《追鱼》，《追鱼》本是个聊斋里的神话故事，那阵儿不是开始闹样板戏了吗？于是，相声就讽刺《追鱼》这些牛鬼蛇神内容的戏剧毒害下一代，最后一句捧逗哏是

“甲：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跟你看这些戏了。

乙：瞧！孩子有意见了。

甲：老师领俺们看的是《刘胡兰》，看了学习英雄做英雄了。

乙：说的对！

甲：跟上你看这《追鱼》就是变成鱼了？

乙：您瞧瞧

甲：小朋友们逮住了。

乙：怎么？

甲：喂猫呀！

初一无疑是吃饺子，我们从重庆来也学会了。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好几年，春节吃顿饺子没有问题。不仅如此，还供应有带鱼。邻居们都是北方人，不会做鱼，母亲培训他们。第一步煎炸极为重要，那时每人一个月才三两油，舍不得放多油，这就需要把握火候和翻面的技巧了。

  初四那天基本就把肉类食品吃完了，饭菜平常，父母得空闲聊一会儿。他们聊收音机播送的批判吴晗的文章。院子其他家谁也不知道吴晗是个干什么的，不感兴趣。父母只能自己聊聊。

父亲说吴晗反右时积极的很，现在被人批判也是报应。他们以为我小，不懂，没有避讳。其实，我听懂了，记住了，五十年都还记得。我还记得，那时只是批判吴晗歌颂海瑞是清官，而海瑞罢官的故事早从看连环画就知道了。

  但是，父母和我都以为仅仅是对一个明朝官吏的评价问题，不可能想到会与时政有什么关联，更不会想到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

高原放歌2011

十次春节（1966--1976）----1967

2016-01-24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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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这年春节没有放假，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在盛赞红卫兵小将的战绩之后，要求结束大串联，回到本地斗批改。

我们院子里外出串联的中学生们陆续回来，听他们高谈阔论各地文革运动现象，沿途风光，好不羡慕。我也是刚从四川回来，但不是串联。列车上拥挤不堪是我们共同的感受。红卫兵们不买车票强行上车，车厢里连厕所都无法使用。内急时，男旅客用茶缸接，女旅客把毛巾塞进裤裆。邻居大娘是五台人，听了摇头，“小娃娃家能干个甚，快欢欢回个念书吧！”

报上电台仍称他们是红卫兵小将，其实，半年前闹红八月的红卫兵已经失宠了，而后兴起的造反派都不屑冠名红卫兵，那是保皇派的代名词。

北京那边残余的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跟中央文革闹掰了，没几天被取缔了。消息传到太原，那帮老红卫兵更是一片颓势，失去了头年八月不可一世的风采。

运动初期挨整的人们，被告知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这下怒从心起，恶由胆生，组成造反派组织，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这是口号，实际上没有什么部署，运动搞起来再看），学习上海造反派，在1月12日那天，把省委的大权夺了。一时间，太原市各单位纷纷夺权。

临到年关那晚，卷烟厂也夺了权。我们这些停课半年的孩子跑到厂里看热闹。到现场，我呆了。夺权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运动初期的工人红卫兵。厂里一百多党员围住保皇派，不承认他们的夺权行动。外围是从车间、宿舍区赶来的造反派。我们挤到内圈观看这对峙的场面。

天很冷，党委书记双手揣袖，向保皇派索还党委印章。领头的老红卫兵冷冷地质问书记：你是不是还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就是我发呆的原因。半年前，文革初期，红卫兵是在党委领导下整人斗人的，是他们自己执行那个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啊，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还没等到过年，中央文革又号召革命的领导干部亮相表态，支持造反派。那位书记立刻张贴声明，站在保皇派（已经定名为革命造反司令部）一边，遂被吸纳进三结合领导班子。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夺权是一出戏啊！

这下造反派们（定名革命造反总部）大怒，厂门口天天有事端，那阵儿辩论的多，动手的极少。

保皇派的组成是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和机关干部，也就是过去在领导那里吃香走红的吧。造反派则大部分是工人，挨整的。当然，双方都以造反派自称，指对方为保皇派。

厂里的派别区分，当然影响到宿舍区的家属和孩子们。几乎一边倒地倾向造反派。细研究也是很有趣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同情弱者是工人群落的特点，运动初期，红卫兵把所谓牛鬼蛇神整的很惨，当工人们发现或者说被告知这不是毛主席的路线，立刻迁怒于走资派。走资派们也是糊里糊涂就成了走资派。

父母亲在各自单位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叫做逍遥派，只能这样。他们不允许我去看厂里的辩论。母亲把办公桌上的毛笔砚台都藏了，怕两派发现后让她帮忙抄大字报。其实，他们下班回家悄悄说起厂里的运动事儿，我知道他们是有倾向的，向着造反派。

一边简单准备年货，一边给在各地的叔叔姑姑姨姨舅舅写信报平安。运动搞成这样，谁心里也没底，只是希望远方亲人不要出事儿。父亲给叔叔的信中，力劝他不要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其中写到“民主是手段，不会是目的”，我不解其意，问父亲。父亲轻叹一声，摸了摸我的头顶，什么也没说。

初一那天早上，父母早早起来吃罢饺子就去上班了。我端着碗在院里各家串门，这是我们工厂宿舍大院的风俗，夏天端着饭碗到大院老柳树下聚集，冬天到近邻家，反正很少在自己家吃。邻居大婶大娘们很奇怪我们家饺子的包法和吃法，其实那是四川抄手浇墨鱼排骨汤，上面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我跟她们换着吃，山西人的饺子要捏一下，馅儿瓷实，河北人不那样，馅儿松。各有千秋，都很可口。

工人群众就是这么容易亲近，值得信赖。运动初，父母被斗，他们悄悄送吃的给我们。抄家前，他们悄悄给我们走露风声，该藏的藏，该毁的毁。这年春节，他们也学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仿佛自己都松了口气，对我说：“你爸你妈又不是当官的，没事儿。”

112夺权后，山西日报也被造反派查封，我只能从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概是初二那天，我扭动旋钮调整频率，收到这么一个奇怪的电台，“大陆上的青年朋友们，无论你是毛林派还是刘邓派，你们都是受骗者。”简直太反动了，吓得我赶紧关了。

-1976）---1968

1968年春节

  这年的春节肃杀，物资匮乏，武斗升级。省城未及天黑，街上便空无一人。一整夜远近枪炮声不绝于耳。

    年前，邻居阿姨神秘兮兮告诉母亲，五一百货大楼上午五十元一只苏联手表，因为苏修低价处理我国的出口商品，我们也要争口气，低价处理它的商品。母亲把五张十元的钞票在我内衣里藏掖好，这是我第一次携带巨款。赶到那里，确实排起了长队，可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笑话我们冒傻气，没的事儿。悻悻离去。

  百货大楼墙上是《山西大事》专栏，编辑叫常进，他的文章嬉笑怒骂，别具风格，驻足观看的人很多。我仰着脖子看了半晌，意犹未尽，又到五一广场主席台后面大批判专栏接着看大字报。这些大批判大字报大部分是两派互相攻击的，也有转抄外地的大批判文章，揭露路线斗争史料的。这个有看头，我的党史知识就是从这里发蒙起步的。

  有篇批判陶铸的，说是有次陶问部下，蒋介石长得好看不好看？部下不答，陶说：好看。回家对母亲讲了这个批判内容，母亲不屑地一笑，“他们的思想又有多好？”

  那天主席台正在布置会场，下午兵团和红联站联合举行112夺权一周年纪念大会，兵团司令刘灏是大会主席。文革就是这样变化莫测，去年一年，兵团红联站因炮轰刘志兰而分，因炮轰刘格平而合。到1968年春节前，两家的盟友关系就确立铁定了，一直维系到文革末。

  我们去广场看热闹，听那些讲话不耐烦了，到主席台后的广场公园瞎转，发现有不良分子偷窥女厕所，我们奋起直追，那厮窜至正太街逃脱。

  这个春节有个新发现，发现大字报可以撕下来卖废纸，我们欣喜不已。那些大字报大标语都用小字写着“保留一月"，我们不理它。有的浆糊未干就被我们撕下塞麻袋里了。我们只能撕并州路两侧的大字报，过了广场就不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了。出去一趟，收入不菲，至少能卖四五毛钱，收购站在并西市场后面的东陵里。

  失学一年半，我们卷烟厂宿舍大院的孩子渐成强势，春节前与周边并州路南市场、省煤管局的孩子发生两次战斗，规模不小，互有受伤裹了绷带的，但最终我们胜利了，胜利来之不易，每场战斗都持续三四天。特别是省煤管局宿舍楼，被我们打碎的玻璃不计其数。那阵儿，玻璃奇缺，看那楼窗尽是糊了报纸过年的。

  这年的春节放了三天假，但是晚上家家要出人参加宿舍大院的联防，防止抢劫。联防的人在澡堂歇着打扑克吹牛，轮流出去巡逻，手持钢管长矛为武器。我巡逻时，不时听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习惯了，倒也不怕。（好多人说过去那时代社会秩序安定如何如何，可能那个春节他们不在这个世上）

十次春节（1966---1976）---1969

小学毕业两年半了，继续失学。停学，这是世界大战期间都不曾有过的。那时，大部分人不认为这是什么损失，而我的父母则不然，孩子失学是天大的损失。春节里，父母盼着今年九大快点召开，结束运动，让孩子上学。

  这时的省城街头大字报少多了，两派早不满足口诛笔伐，打得你死我活了。撕大字报卖钱这活不好做了，而且有危险。

  那时几乎家家户户养热带鱼，冬天用100W以上的灯泡给鱼缸加温。节前，朋友家的灯泡钨丝熔断了，我们去偷路灯。卷烟厂与塑料厂中间隔着一个存车棚，路灯在车棚屋檐下。我们悄悄爬上屋顶，匍匐前行。突然，听到脚步声。夜幕中一个支左军宣队的军人蹑手蹑脚走来，趴在对面窗户上窥探，窗户里是女工浴室。我们为了忍住笑声，差点把嘴唇都咬破。屋顶寒冷，我们没有耐心再等，揭了一片瓦投将下去，那军人仓皇逃去。

  春节里，我去小学同学家玩。同学家是上海人。我进屋发现不大的套间精心布置了一下，窗帘拉紧，电灯套上绿画报纸做的灯罩，桌子上摆着花和葡萄酒。来了两个客人，同学父母关住门，里面留声机响起来，是放老唱片。我家里有《唐诗三百首》，背会一些，此刻，我随手拈来一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正月里，大院发生一起邻里纠纷，事情本不大，给我震撼不小。纠纷的一方出身富农，另一方就以此开骂。旁边有劝者，“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立刻招致一群人呵斥，“咋啦，这就是阶级报复，嚣张啥了？”其实，这是派性掺合进来了，不是阶级立场鲜明。

看到这一幕，我们几个黑五类子女很发愁，将来，我们是不是一辈子这样低人一等？

高原放歌2011

十次春节（1966--1976）----1970

2016-01-25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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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春节（1966--1976）---1970

这年的春节，关键词应该是：备战，一打三反。

去年珍宝岛占了上风，八月在新疆吃了大亏，都以为非大打不可了。明显的收获就是持续三年的派性武斗平息了。上边说的很严重，再搞派性就是苏修的应声虫。

快到春节，各单位都在挖防空洞。母亲干体力活不行，我去顶替。先挖竖井约十五六米深，再横向挖巷道。井口支三脚架，安装卷扬机出土，这是工厂。街道学校没有动力机械，便是人工拉滑轮。（多年后，我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当年的防空洞时常塌陷，造成管道断裂，苦不堪言）

春节的副食供应更加紧张了，连白菜都凭票，还要排队。有个插队加塞的，我给了他一个耳光，他踹了我肚子上一脚，我一个直拳击中他眼眶，疼的他蹲在地上哀号。

第二天我路过一个防空洞工地，这厮趁我不备，操起铁锹从背后劈来，我头部受伤，满身是血，送到医院缝了七针。宿舍大院的弟兄们赶来见状大怒，返回工地把那厮打个半死。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智力也无影响，高考恢复还能考上大学。多年后分析原因，回忆当时那厮举起铁锹劈下时，大喝一声“我操”助力，我本能侧身回头，铁锹劈偏了，只划破了头皮，不然，后果就不一样了。头上的绷带系到腊月二十八才拆线取掉。

春节一过，一打三反运动开始，父亲进清队学习班。母亲厂里开动员大会，我们去看热闹。军宣队领导讲话，历数阶级敌人破坏文革的罪行，然后一拍讲台，厉声喝问，“我们能让他们继续下去吗？”台下两个运动积极分子高声接应，“不能”，然后把他俩中间坐着的一个青年工人揪起来押上台，那青工莫名其妙，许多职工面面相觑，这一幕显然是策划好的，我们吓得目瞪口呆。无数次批斗后，那青工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所谓罪行就是，骂红卫兵野蛮，说北京冷冷清清的（他是北京人），文革收不了场啦。八年后平反出狱。

由于这些年大院的孩子在特殊环境成长，形成一个部落群，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不论彼此关系亲疏远近，凡是遇到与外部冲突，都要出手相助，否则被人看不起。我们当中有个最仗义，打架最凶狠的，我们尊他为首。春节后，他被派出所传唤，交待打群架问题。我趁无人时溜进去，给他送饼子。他教我快走，刚才派出所军管组的还问到我呢！

派出所居然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弟，问他和我什么关系？他回答的很机智，说我胆小，打架不敢上，他们不和我相处。我一听急了，“我哪次打架没上？”

工人子弟们让我感动了一辈子，他们和我定了攻守同盟，凡是有我参与的打架斗殴，都把责任往他们身上推，“我们是工人子弟，怕球了！”

正月十五一过，中学开学了，小学毕业四年后，我进了初中，停课失学的阶段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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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十次春节（1966--1976）----1971

上了八个月初中，其中包括一个暑假，到1971年春节前，就毕业了。得知要办高中，父母拍案叫好。据我所知，北京这时的初中毕业生与他们的大哥大姐不一样，就近插队了。四川的应届与老三届一样远赴云南支边。太原的能上高中，在全国可能仅此一城。当然，上高中并不使人艳羡，同龄人大部分连初中都没上就工作了，或者去了铁路建设兵团。亲友们都劝父母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赶快让我就业算了。父母铁定了主意，乱世好读书。

  匪夷所思的是，太原市66届小学毕业生比67届的晚半年入学，而且不设英语课。却是同时初中毕业。春节前后，我便狂补英语。父亲教过我英语，但他的发音我认为不正宗，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节目的播音不一样。一位小学教师送给我两本书，《英语自学教材》和《国际音标拼读法》，书中把音标读法用汉语最接近的谐音标出，并且还有插图图示嘴舌唇喉发音部位。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一天背十个单词。春节过后入高中，英语一路领先。

  这时的文革运动，一打三反结束，父亲被解放，而且还未被下放。学校组织参加迎泽大街上综合大楼建设工地的义务劳动，这是那年市革委的重点工程。我看到父亲冒着凛冽的寒风，站在工地高处，弯着腰看经纬仪，不时地在图纸上标注什么。思想改造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简单劳力，而是重返技术岗位了。

  多年的惊恐此时渐入平静，虽然文革尚未结束。至于听到陈伯达在庐山上被整的小道消息，因为与我们老百姓没关系，不震惊。就像现在曝光大老虎一样，揪的多了，习以为常了。

  副食供应与上年春节一样，没有好转。

十次春节（1966--1976）---1972

年前听说放映内部电影《三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战》《啊！海军》，没有关系，搞不到票。听人侃，好不羡慕。有个同学给我一张票，说是内部电影，我以为是日本的，去了才知道是苏联的《伟大的公民》。那个时代不管新片旧片，放映总是配合形势的。这个电影摄于三十年代，内容是与托洛斯基派斗争，谁也看得出，这是类比林彪的。

  春节开始了拜年，以前是孩子，没有社会交往，上了高中，给同学拜年回拜成了过年重要活动。到人家家里，吃点糖果，喝杯热茶，学着抽根大前门香烟。大前门香烟是高级烟，每盒三角二分，凭购物本每户两盒。同学家长拿出这等烟来招待，很隆重的。在我家里不招待抽烟，只有红枣花生核桃瓜籽。一般在我家里呆不长，五口人十五平方米，聊天不方便，上厕所也不方便，出了小院到大院，得走一百五十米。

  到条件好些的同学家一般也超不出三居室，但有个小空间，能侃林立果的五七一，林彪的温都尔汗。

  从林彪摔死到春节，五个月了，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春节期间亲友互访都会聊一会儿。不过，没有登报上广播。传达文件也要关紧门窗。

  我们单位有个老复员军人，当年在伞兵部队服役，九一三后，突然营房被陆军包围，他们都被缴了械，集中学习到春节还没完。

  我们单位有位厂长，那时上小学。凡是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老师都要叫他离开教室，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所以，春节时，他没心思放鞭炮，吃饺子也不香，幼小的心灵被无端伤害。

  我还记得一件事，大概是初三，和几个朋友到公园闲逛。路过省中医研究所，门口有大批判专栏。因为我在高中负责每期的黑板报，特别留意这个专栏的排版、标题美术字，插图。专栏有一篇批判文章，批判该单位一个现行反革命，罪行是，九一三事件后，他在学习会上散布，“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被人愚弄的。”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人后来平反没有？

十次春节（1966--1976）---1973

    上篇回忆杂文发出后，有朋友把1972年春节的副食供应文件给我发来了（附后）。1973年春节供应也没什么改善，当然，两报一刊社论还是一如既往地豪迈，“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因为对什么是繁荣没有印象，也就认可了。物价稳定是事实。自打1963年60%的调资以来，有十年工资未动。除有资格享受特供者外，城镇居民一律凭票限量供应。这些举措有力地保证了物价稳定。

  春节前，母亲从投机倒把分子手上花钱买猪肉票，买来猪板油块熬制，装入铁桶，请工人师傅焊死。师傅们不解用途，母亲告诉他们，要寄往四川。师傅们更不解了，四川是天府之国，还用从山西寄猪油过年？

  今天说来，谁也不信，那时就是这样，四川打了几年派仗，极其惨烈，正在慢慢恢复。半年后，我回川探亲，旅行包里装满了水果糖分送各家亲戚。四川曾经是产糖区的。在长途车上，拥挤不堪，邻座孩子啼哭不止，我拿出糖块哄孩子。旅客们纷纷问我在哪里买的？这一段不是春节故事，不展开讲。

  即使是物价稳定，也有人生活贫穷，把鸡蛋号猪肉号转让给别人家。我的一个朋友，在学大提琴，老师得了肝炎，急需补充营养。我陪着他在贫民区到处找熟人，一下午讨要了好多鸡蛋号。我说谢谢时，他们说“别客气，我们家反正也吃不起。”

  林彪死后，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按极左路线来批的。那时公开的文章还不能点名，叫林彪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学校里组织师生重点批判“读书无用论”，说这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翻版。至于无论刘还是林什么时候说过读书做官或读书无用，无人穷究考证。

  这对我们是天赐良机，老师们把原定教材弃之不用，为我们刻蜡版油印他们自编的教材，完全恢复了文革前的教学内容。使得我们与真正的高中生大大缩短了距离。春节后，林彪又被批成极右，教育界整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此后直到高考恢复，再没有老师敢冒这个风险了。再有老师补充教学可是要收费的了。

  春节里，父亲翻看我的作文本，有一篇内容是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批驳不重视理论学习，盲目追求劳动实践，“难道我们学习蒸汽机原理，必须要亲自开火车吗？难道我们学习空气气流知识，必须要亲自驾驶飞机吗？”语文老师的批语是“文章写的精干，批驳有理有力”。父亲说我和我的老师好大胆子！

  我们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他们这个群体知识渊博，人格高尚。从那时起，每到春节必先给老师们拜年。那年春节在学校宿舍院里拜了一圈，最后给音乐老师拜年。

  老师把我让到里屋，关紧门，拉好窗帘，给我放老唱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说到这里，年轻人们又要满腹狐疑了，那不都是红歌吗？所以，跟年轻人或间断性失忆的人谈文革是很吃力的。前两年闹红歌时，那些红歌里好多歌曲在文革中都是禁歌。音乐老师如此信任我，一起欣赏禁歌，这已经不是一般师生关系了。

附：

太原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

关于１９７２年春节凭证商品供应的通知

各有关公司和经营单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当前国内外形势很好，我市商业战线形势也越来越好，目前七二年春节即将来临，遵照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使广大工农兵群众欢度节日，根据现有货源，经研究，对七二年春节凭证供应商品安排如下：

一：凭证商品：

１；猪肉。凭居民付（应为副。原件如此，下同）食证５２号供一斤。５３号半斤。（回民供应同等羊肉）如购熟制品，一斤号可买二斤，半斤号可买一斤。

２：羊肉。凭居民付食证５４号可买半斤。

３：食糖。凭居民付食证５５号供应半斤；不论红、白糖和冰糖，有什（应为啥。原件如此。）供什。

４：粉条。凭居民付食证５６号供应一斤。

５：豆腐。凭居民付食证５７号供应一斤。

６：肥皂。凭居民付食证５８号供应一块。

７：洗衣粉。凭居民付食证５９号供应一袋。

二：凭本（按：指政府发给每户人家的购物本）登记和限量供应

１：鱼。７２年元旦公布供应的，凡未购者继续凭本登记供应。

２：奶粉。凡一岁以下小儿，凭户口和购物本登记供应一斤，购物时应认真登记。

３：花椒、大料、海米、虾皮等分包出售。花椒两角分一包，大料一角分一包，海米、紫菜、虾皮包成一、二、三角小包出售，每人次供一包。

三：以上各项商品供应，时间从二月一日开始。希各经营单位广大职工同志，要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严格执行各项手续制度，应分包的分包，要登记必须登记，不得采取自由主义，更不得违法乱纪，以利做好市场供应。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８日（章）

十次春节（1966--1976）--1974

这年春节时，已经插队务农三个月了，主要是参加生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进行园田化整理。就是抡起大铁锤，把钢钎打入冻土，再把破碎的冻土块从高地运送到低处，摊匀。晚上是政治夜校学习，坐在炕头上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有时还听有线广播。南郊区批林批孔运动动员大会上，区委书记来秉良的报告就是在有线广播那个匣子里传出的。我听的很用心，记住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意义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激烈斗争”，以便能积极参加运动，目的不是为了入党，压根儿就没写申请，没那个奢望。只求积攒点政治积分，早日推荐招工离开广阔天地。

  春节前后的两件事留在记忆中。第一个，我们那镇上正月十五前有个集，农民们筹办春耕用品，很热闹。我们村的知青在集市上办了个批林批孔漫画展，这是我和另一个知青画的。他画的不如我，给我打下手，我画好素描稿，调好广告颜料，他按着我勾勒的轮廓描色。但不是原创，是我俩搭乘村里掏粪的拖拉机进城，在五一广场临摹了一天，连夜赶制的。大队很支持我们，花钱从公社供销社买了二三十米青布做横幅，把漫画挂在上面。各村赶集的社员们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争相观看。我挤在人群里窃听人们的评价。公社书记从头看到尾，见最后落款是李家庄大队知识青年，满意地直点头，被我偷偷看到，很高兴，那会儿还没有成就感这个词儿，不然日记上就用了。直到现在，随手画林彪和孔老二都能一笔而成。

  第二件，也是正月里的故事。村里一个老地主死了，其子披麻戴孝送葬，有几个社员帮忙。这立刻成为一起严重事件，立刻被做为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运动典型。批斗大会上，那几个参与丧事的社员手执棍棒把地主儿子打得满地滚，以表明觉悟了，划清界线了。一个知青做了批判发言后，出人意料地打了地主儿子两个耳光。

  幸好当时我不在场，公社抽我去宣传计划生育。如果在批斗会现场，我是下不了手的，但我是民兵连长，没准儿要去架人家喷气式吧，那可要终生内疚了。命运不安排我做缺德事。

  我对那位知青的行为一直怀疑，怀疑他是否真有那么坚定的阶级斗争觉悟？事后，知青们说风凉话都避着他，他动辄上纲上线。我仅仅觉得他有些怪异。几年后，他回城想搞对象，对方拒绝，他患精神妄想症，治不好，死在精神病院。连当年的支书多年后对我都说，他那会儿不对劲儿。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思想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当然，我可没说阶级斗争觉悟高的人都是精神病。

十次春节（1966--1976）--1975

  当知青后的第二个春节来到了，情绪进入最低谷。支部书记把一个知青哥们打了，打骡子惊马。那夜，知青们夜战河滩农田基本建设。书记发现一知青不干，斥问何故？那知青没好气，称不舒服。书记动手就打。知青忍无可忍，一拳打在书记鼻梁。书记颜面丢尽，拳头雨点般落在知青头上。都是年轻人，打架招数有区别，知青出手稳准狠，农民则无甚章法。但此战知青面对书记，那是有顾虑不能发挥的，反击那一拳已够出格，接下来只能忍着。我冲过去，隔开交战双方，拼力拉回知青。

  回到村边粉条作坊旁我那陋室，拉开灯，炕上躺着三四个偷懒逃工的知青。我把刚才那事儿告诉他们。人人脸上布满愤怒，叫嚷着“受不了了，走，咱们跟他拼了去！”

  如梁山聚义，我已形成宋江地位，那一刻，若我不克制，至少有七八个知青会造反，但我克制了，不是我不想打，是打不得也。我们只能春节前的寒夜密谋，待日后招工离开后报仇。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招工”，刚看完《闪闪的红星》，那插曲风行一时，我们把歌词改了。

  春节初三，回城探家的高中同学凑了酒菜聚会，这是同年级另一班的，关系不错，邀我参加。把两张单人铺板拼一起，铺张塑料布，酒菜摆中间，同学们挤成一圈，频频举杯，祈愿明年春节当工人出苦海。一个个喝的烂醉如泥，瘫倒在床板上，互相缠绕着，不知谁的汗脚蹬在我的嘴上，把我熏醒了。实例使我们懂了一个常识，苦闷的时候，不宜多喝酒。

  节后返乡，从镇上下车，沿干渠旁堤坝小路走一阵，看到我们村的炊烟，没有什么诗意，心头一沉。遇到村姑打招呼，“回来了！”心里也不高兴，不想听这个“回来了”。

  有知青从城里带回了手抄本《曼娜的回忆》，忘了是什么原因被暴露了。大队党支部严厉追查，这可以理解，我要是书记也不能客气。带手抄本的那俩知青反追查能力也很强，尽一切可能不扩大涉及范围，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个知青收工回来，扛着铁锹，唱着黄歌解乏，其实那不过是文革前的爱情歌曲《敖包相会》。我提醒他，低声点或者算球了唱别的，“这两天风头不对”。（正在追查手抄本，学习《文汇报》评论员文章《打退手抄本的进攻》）。竟然也被人偷听了汇报到书记那里，书记说我是知青坏头头。又被知青铁哥们反馈给我。我没有得罪过他，不过是不拍他的马屁，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青，招致书记嫉恨而已。

    但他始终没有和我拉破脸。从春节后到秋天，他大概不知道我等着机会报复他，我佯作不知他对我的警惕。直到招工指标分下来，他意想不到地坚持推荐我第一个离开。我遂放弃了春节前约定报复他的念头。

十次春节（1966-1976）--1976

写最后一篇前，我在网上搜索了1976年年历，核准了我的记忆，春节是一月最后一天。那么我们戴着黑纱在北同蒲线轩岗车站参加更换钢轨大会战，时间应该在一月八日总理去世后，春节前夕。这时，我们离开农村当了铁道养路工人还不到两个月。

  总理去世，我很难过，一边干活，一边抹眼泪。会战结束返回山里工区，开班后政治学习会，一般一个小时。那天的学习内容是北京知青念悼念总理的报纸，大家讨论，我做学习记录。屋外大雪纷飞，屋里炉壁都烧的透红，工人们卷了小兰花旱烟，直接就在铁炉那烧红的炉板点着。

  我们工区的工人源自四部分人，当地人，复员军人，北京知青和太原知青。老工长先发言，别看没文化，语言表达却很顺畅。他说他是穷孩子，“不是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领导干革命，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北京知青们纠正他，说没有“领袖不怕流血牺牲”这么个提法。工长把烟杆上那铜烟锅在炕沿上猛一磕，“我说完你们再说行不行？”

  有个复员军人也发言，他是个成天喝酒打吊（原平土话：搞破鞋）的赖皮。他说：总理去世，我这个难过啊，难过的连班也上不了。工人们斥责他，这么严肃的会议，你起什么哄？有的从炕上跳下来要揍他。

  这事儿反映到轩岗领工区（相当于车间）支部书记那里，训了他一顿。这赖皮矢口否认，从墙上拿下记录本翻开，指着那页，“你们给我找出记录来！”  当时，我没有记他那句起哄的话，是因为没把它当人话，不是保护他，他倒感激了。晚上同时起来小便，尿桶是个油漆桶，开口不大，不能同时接纳两股，他虽一丝不挂，却让开位置，客气地说“你先尿吧”！

    偶尔去山下矿区中学看电视，教师们嫌乱不允。工区北京知青指着学校房子质问那些教师，“你们学校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我们是铁路工人，有权看全民所有制的电视。”教师们反过来怒斥我们无理取闹，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那年春节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批判了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本来我们私下是骂这篇文章的，但那晚为看电视与学校教师的辩论中，为占领制高点，却骂人家是臭知识分子，歧视我们工人阶级，是右倾翻案风。

    教师中也有两个北京女知青，接受不了臭知识分子的帽子，义正词严反击：我们是当年的红卫兵，光荣的工农兵学员。

  我忍不住插嘴了：那算个球！

  立刻被教师们围上来指住鼻子骂：下流，工人队伍里的败类！

  我把羊毛工装大衣脱了扔地上，解下了皮带。北京知青见我没耐心，不是辩论的材料，拉着我回了山里。

  春节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们修我们的铁路。养路工很累，是重体力劳动，好在工资高，半年转正月工资48元。粮食定量也高，每月4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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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春节系列回忆录就写完了，以后的春节也有许多趣事值得回忆，但与这十年不同，这十年的历史是个空白，长期失忆会引起心理变态，不识好歹，所以拾起记忆碎片填补历史空白是不能再拖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