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想写写她。但拿起笔，心下却茫然。虽然我们认识三十多年，却好像并不曾真正地去了解过她。这终成了我的遗憾。
她生于1916年，27岁那年盲了双眼，有光的世界关戛然而闭，她从此在黑暗中摸索度过了65个春秋。她留给我们的印象，常常是沉静的，默然坐在床头，若有所思，又好像老僧入定的模样。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60岁了。我想不出来她年轻的时候好不好看，但从脸型和五官看，应该是秀气的。眼窝深陷，里面藏着曾经明亮然而如今灰浊的眼珠，像两颗熄灭了的星星。
关于她的眼瞎，小时候我每次问她，她都玩笑式地作答，版本各不同。有说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瞎的，有说是因为参加抗日的丈夫牺牲而哭瞎的，有说是住的那堂屋里之前住过一个瞎眼的老婆婆，阴魂不散找上了她作伴的。大了以后再问她，比较确切的是说日本鬼子离开后，她们从逃难的山上回来时，被村口的一股灰尘扬得迷了眼，搓揉最终不治的。
第一个版本是我最早听说的，也是我最深信不疑的一个，小时候我曾无数次脑补过这一幕。后来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那些惨烈的照片，条件反射似的，我马上想到了她。后来，我也信了最后一个版本，怀疑是鬼子撤退时留下了某种病毒或细菌，否则灰尘入了眼，怎么就不治而盲了呢？她眼盲时，亲历此事的只有当时未知人事的极幼的一个女儿，所以真正的缘由无从考证。但我坚信与当时的日军不无关系。
她曾和我说过她们当年逃日本人时，在山上怕婴儿的啼哭露了行踪，拼命捂住婴儿的嘴，不小心闷死了孩子。也说过她亲眼见到鬼子把孩子砸向石板，脑浆迸裂。那时候她还没有瞎，所见都是真实的。至于她自己，除开第三个版本，其他说法都和侵略相关。所以，我始终不能原谅日本。说我是狭隘的民族情结也好，是不能向前看的守旧派也好，我固执地保留我对这个民族的坏印象。
她的一生嫁了三个丈夫。第一个丈夫是东阳的小伙子。年青的她勤劳肯干，力大无比，在东阳的一户富人家里帮佣。据说她干活不吝力气，一个顶仨，深得东家的喜爱，就给她介绍了这一门亲事。可惜小伙子得病早逝，她留下一个女儿，回到了义乌。第二个丈夫是个战士，是义乌当时著名的抗日武装第八大队成员之一，烈士陵园的碑上刻有他的名字。他在送情报的途中不幸被鬼子抓获牺牲，给她留下烈属的称号和一辈子的光荣。他也为她留下了一个女儿。再后来，她就眼瞎了，经人撮合嫁给了村里的一个鳏夫。那是她的第三个丈夫。据说丈夫当惯了光棍，不疼她，也不疼孩子，饥荒的年代，他熬不住饿，将瘟了被埋了的死猪挖出来吃，因此中毒而亡。但这第三个丈夫又给她留下了两个女儿。
此后，她不再嫁，瞎着眼，守着三个年幼的女儿艰难过日，而东阳的大女儿一直留在了当地。
我无意揣测她的青春和情爱。那年头，没文化，不识字，饭也难吃饱，谈感情是件奢侈的事情，伴侣更大的意义好像就是搭帮过日子。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在她曾经少女的心里，也有过比较喜欢谁。我一直没有问过，她也不太谈，这成为我的遗憾。我想要了解人们，特别是我无法想象的年代的人们，而现在，这一切只能是无解了。
她一人带大了后面的三个女儿，她的眼瞎，当时的年代，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吃糠，野菜团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种种苦，我无法想象，也无从描述，每次像听天书一般地听着。现今，我若将这些转述给我的孩子，估计他是更无法想象的。锦衣玉食的他们，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了。我并无意忆苦思甜，但常感慨，历史和苦难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被遗忘，人类的进化，社会的的变迁，在后来人眼里，也许会越来越渺小。他们只活在当下。所以，我喜欢学历史，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喜欢学历史。不仅是一门功课，更告诉了我们来处和痕迹。
所幸，托第二任丈夫的福，除了大女儿留在了东阳务农之外，另外的三个女儿都在政府的照顾下，出来招了工，当了工人，甚至有聪明伶俐的小女儿当了干部。这些，让她欣慰，也让她老年的生活有了积极的保障。除了大的女儿后来身患肌肉萎缩，自顾不暇外，另外两个女儿都是对她极好的。
在三个女儿中，二女儿的孝顺是出了名的。除开住在一起的日子，二女儿不是在自己家里，就是在她家里，或者，奔波在这个家到那个家的路上。很多时候，在她家里的时间超过了在自己家里的时间，二女儿常常是做完了那家的饭，再匆匆地赶回自己家做饭，应付等饭吃的丈夫和一双儿女。住在一起时，二女儿也总把好东西都买给她吃，什么蛋卷啦，鸡蛋糕啦，统统都放在她的床头。她总是慷慨地分我吃，我却偶尔会在她上厕所的时候去偷偷地拿上一块，又重新把袋子系回原样。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是因为馋，有时候却是因为嫉妒。
平心而论，从小到大，我一直蛮自信的，很少嫉妒谁，年岁渐长愈加平和，更少嫉妒。但小时候，对她，我确实是心存嫉妒过的，嫉妒妈妈把时间和心思更多地给了她。小学里，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做好词好句摘抄，我摘抄过一句话: 女人的嫉妒大多与容貌、衣着和财产等有关，男人的嫉妒则与才能、智慧和力量有关。我摘抄着，心里却不以为这样的名言正确，在我的注解里，嫉妒只与爱有关。
她荣幸地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嫉妒对象，足以说明二女儿对她的无微不至。从这个角度看，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虽然妈妈让我多帮她，嘱我要做好她的小眼睛，小柺杖，但她从来不曾吩咐我做过什么。每次喊我，必有好事。不是把她的专享零食分我一点，便是给我一点零钱供我挥霍。记得暑假里，闷热的下午，她总能猜到我的无聊，唤我到她身边，掏出一叠票票，从中很准确地拣出一张毛钱，让我去买棒冰吃，而她自己是不要的。那时候白糖棒冰两分，绿豆的三分，牛奶的五分，而八分钱可以买到冰砖。我就拿着她给的钱，买一块巨大的赤豆冰砖，很得意地吃着招摇过街。那时候就觉得，她真的是善解人意，这点比妈妈好。妈妈每次总要问上好几遍，你想不想吃棒冰，待你扭扭捏捏承认想才行。她不一样，从来不问，给得干脆，好像已经愉快地替你做了决定。不过，每次看她拿出钱来，总心存侥幸，盼着她拿错票子，借机可得个一元巨款，但她好像眼睛还是亮晶晶的，从来也不会错。
她眼虽瞎，但人很聪明，心里很亮，好像什么都看得到。后来跟我们学了官话，说起来也是一板一眼的。她什么活都能干，八十多岁还能自己揉面擀面切面条。我带男朋友第一次上门看她，她就是自己切面条来招待我们的，把我请来的客人给惊艳到了。当然，面最终是我烧的，她喜欢我做的浇头。她练过香功，在那个香功盛行的年代，她光听录音机，无师自通地就能把一招一式做得像模像样，而且坚持了很多年。她还给我喝过做好香功以后得来的能量水，努力让我相信里面蕴含着很大的很好的能量。的确，人是要有一点信念支撑的，否则如何度过这漫漫的人生。她在黑暗中摸索了大半生，少娱乐，少喜好，最大的成就和欢喜就是亲人。
小时候住在一起时，我和她是同一头睡的。夏天睡前，我们轮流扇扇子，说好每人扇一百下的，到最后却总变成她一个人在打扇子了。大了以后我们分两头睡。冬天，她总是把我冰冰的脚放她怀里暖，或把我妈给她的热水袋放在我的脚边，并把我卷着的秋裤一下一下地扯平。在她的善良和慈爱面前，我的那点可怜的嫉妒就跑出九百里之外了。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去爬秦岭的太白山，晚上睡的是通铺，男生一头，女生一头，我半天睡不着，很别扭地躺那里，突然很清晰地感觉到那头的男生轻轻地把我的秋裤扯平，一下一下，轻轻的，像她一样。在那样的感觉中我一觉睡到了天亮，我始终不知道那个男生是谁，若知道，我想我会对他心存一份特别的好感。她在92岁那年去世，在医院里，我看到我的丈夫温柔地为停止呼吸的她换上袜子，那一瞬间，他于我，除了是爱人，更成为了亲人。
她除了她的大女儿，从来不曾真正地看到过我们。我们对于她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称呼，一个符号，一种叫法，而永远无法和一个个鲜活的面孔生动地联接起来。她能做的只有听，听我们的声音，话语，和藏在其中的个性，喜怒哀乐。我们以前同居一床，她也会躺在我身边，悉悉索索地把我的脸一通好摸，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妹，生得好，下巴勾勾有福气。她从来没有评价过自己是有福气还是没福气，我一直不好问，但总觉得遗憾，要是有一天，她能好好看看我们，看看现在的新社会，繁华的街道，应有尽有的商品，多姿多彩的生活，该多好，肯定会让她目不暇接，兴高采烈的。她心怀善念，人畜无害，应该得到这些啊。
我没有和她做过深入的谈话，我们聊的都是家常，家常聊完了有时候就会无话可聊。我们和家人在一起，貌似了解，貌似关心，但可悲的是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能走进彼此的心。我无法知道在这65年中，她的内心对这样黑暗的生活是感激还是厌弃，是否习惯了视觉的关闭，而在这习惯中甚至不再想起以前的颜色。在日复一日的漫坐和空寂中她在想些什么，是否有过类似哲人般的深究和困惑。
她的性子很好，我没有见过她有坏脾气，也没有听过她说谁的坏话，更没有听过她对境遇的抱怨和对自己的不甘。唯有临终前她的脾气变得有些坏，骂她从来舍不得骂的女儿，骂得凶，骂得难听，变得不像平时的她。我却能够理解，要在黑暗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光明有多么辛苦。
我想， 她会不会把她对生命的热爱，顽强，坚持和乐观都给了我们看，而把黑暗，无奈和挣扎只留给了自己反复咀嚼，在每一个老僧入定般的沉默中，声讨命运对她的不公。当然，我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她这一辈子其实很平静，很知足。这多好啊。
她姓陈，单名一个福字。
陈福是我的外婆。
谨以这一些家长里短，纪念她。愿她往生能拥有一个光亮的世界，福如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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