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做梦的我，那一天却睡了沉沉的一觉。敲击键盘的声音很轻却执着地在耳边不断响起，直到将我唤醒。早已遗忘了初次睁眼看这世界的记忆，也许和这次差不多，用了十分的力气去做最轻易的事。漂亮的护士小姐姐笑着看我：“你也该醒啦，已经过了很久了”，下意识地张开嘴，努力地说了声好。那一刻的喜悦充盈了全身，声音仍和以前一样，丝毫没有变沙哑。而喉咙就像是得了重度咽炎，每咽一次口水就撕裂般地疼。想起之前在国内看病时，医生们都说是小手术，不会难受，恢复也很快。然而所有的病痛与创伤只有亲身经历后，才会深刻的了解，任何轻描淡写的言语都只能说明缺乏与病人的共情。又经过半小时左右的观察，我被推回了普通病房。三个半小时，刷部电影加一集电视剧，却使人从健康变得虚弱，脖子上覆盖着胶水的缝合线与软绵绵的手脚提醒我，刚刚经历过人生的第一次手术。蝴蝶般的甲状腺翩然离去，我永远地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终生服药已成定局。还没容我尽情地伤春悲秋，一股强烈的尿意袭来，只好拖着吊瓶杆走进洗手间，尽管手脚发软，却远不至于晕倒在地。后来赶到的护士连忙把我扶回去，惊讶的神情溢于言表。
静静地看着身边紧张兮兮的伴侣，听他叙述着远在国内家人的焦急与担心，思想好像静静飘浮到了半空中，注视着躺在病床上的女人。我从未见过这么狼狈的自己：头歪在一边，两只眼睛无法完全睁开，明显地一大一小；手术服松松垮垮地吊在身上，侧摆还有一些可能是手术中沾染的血迹；手背和腕部贴满了胶布，由于长时间输液已经明显变得青紫肿胀。无论是父母，最好的朋友还是亲密的爱人，都没有见过我这幅样子，他们曾因我的成长而欢欣鼓舞，因我的失落而黯然神伤，我们之间常爆发冲突，产生质疑，但无论如何，我从没有露出虚弱疲惫的一面。此时带着伤口艰难地吞咽口水的这个“我”，已经颠覆了所有医生嘴里的“没事”。健康从来都不是私人事务，它影响和控制着至亲的喜悲，他们内心世界的一天是否晴朗完全取决于你的疾病进展。医生所认为的无事，实际上指的是病人不会死，没有生命危险，并不代表心情无事，情感无事，记忆无事。哪怕像这样的小手术，甚至比这更轻微的疾病与不适，都紧紧牵动着身边人的心，就像眉头紧锁的先生和在国内彻夜未眠的父亲。
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想要开始沉沉的睡眠。因为不准家属陪护，先生已经回家，周围只有病友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为了不压迫伤口，我只能半靠在枕头上坐着睡觉，每隔两个小时，就会被护士叫醒抽血或打针，这种善意“骚扰”和颈部持续的疼痛，不舒适的姿势几乎使我整夜保持清醒。甲状腺切除术中极易碰到甲状旁腺，继而引起暂时性血钙缺乏，四肢末端因此麻痹。到了凌晨，手指上就像带刺的小人在跳舞一般，脚趾也无法自如伸展。自小我很少受伤流血，身上连个明显的痕迹都没有，对于疼痛的耐受力自然也差，这几乎是我记事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夜晚，创伤给身体带来的损耗开始慢慢显现，精神也变得愈加脆弱。一向自踞毒舌冷漠，倔强任性，却清楚地感到眼泪正划过脸颊。这不完全是由于肉体的痛感对泪腺的压迫，也因为外在的损伤打击了人的精神，有一个声音反复地提醒着你好难受，很虚弱，需要安慰。强大的精神自我由健壮的身体衍生，当躯壳倒下了，精神也马上变软弱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美国知名的结核病学家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会成为广为流传的行医格言。对于陷入恐慌和焦虑当中，又被疼痛反复折磨的病人来讲，他们脆弱的精神急需安慰。就在晨光快要来临时，有人为我悄悄地盖上了几条毯子，又在背后塞了一个松软的枕头，它们是多么甜美啊，像是最有效的止痛剂。我又困又累，没有力气睁眼去看看这位安慰我的天使，只得被这股暖意裹挟，无法抵抗地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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