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读了“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通过小序介绍了自已归去前的详情和原因，并表明了自已的种种心迹，但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让人感觉不舒服。
诚然，陶渊明其诗其文其人，千百年来深得知识分子的推崇与喜爱。欧阳修赞他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尤其赞他爱酒又爱闲。梁太子萧统更是推崇有加，“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萧太子直言“恨不同时”，老杜也说过“吾生后汝期”，孟浩然更为崇拜，他的诗以田园山水取胜，可以说得法于陶氏，诗文颇具陶氏遗风。太白，苏轼等等文人几乎无不表达对陶渊明的敬仰，或羡钦其人品，或赞叹其文才，或倾心他的酒和酒脱。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山，记得吴西逸在《雁儿落》写过“床边，放一册冷淡渊明传；窗前，抄几首清新杜甫篇。”
为什么大家如此喜欢他呢，记得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文人在仕途宦海沉浮，难免在身心上被戕害被冷落，甚至被迫断绝晋升之路，也难免有不得良时不逢良君的感慨，甚至有人抑郁成疾直至去世。有那么几个得时得事的，宦途一入深似海，案牍劳形，机关算尽，难免形神皆疲，俗虑缠身。陶渊明给中国文人指明了一条道路，构建了一条精神的圣殿，那就是归隐，那就是寄情山水，茅屋桑田，春花杜鹃，秋月归雁，良辰孤往，清流赋诗，满樽自酌，琴书消忧。
当然，苏轼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超脱。这里就不再多说！
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对他的乐天知命不为斗米折腰的思想进行否定，我也否定不了，也不敢！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陶渊明出去做官的动机问题。他说“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又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公田之利，可以为酒”。可见他出来做官，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发家致富。将个人私欲凌驾于一邑百姓的幸福之上，甚至无视彭泽令的职责和担当，无视一邑乡众的疾苦惨怛，“犹望一稔”，混天了日，没有乡邑发展的改革规化，也没有对现行制度恪守与践行。俗语有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当然，受时代所限，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要求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起码要做到心中有百姓吧，他没有，只是喋喋喋不休于个人“怅然慷慨”、“本性自然，非矫历所得”，只是心念并等待那点工资，邑有流亡愧俸钱啊！
其次，什么人能做官的问题。小序中谈到了自己做官的几个原因：一是家贪；二是亲友劝告，“脱然有怀”；三是机会，“会有四方之士，诸侯以惠爱为道”；四是资源人脉，其家叔为太常卿。可见陶渊明能做官，不是靠家贫，也不是靠才华，他自己都“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靠什么来治理好一乡一邑？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叔父的原因吧！后台决定委用与升迁。这一点，为好多人所忽视，恰恰反映了对陶渊明无意流露出的这一点下意识的认同，这充分反应了部分国人官本意识隐藏在思想深处的“小”来，中国人的精神内核里缺少关键的一环。也反映出，古代官最好当，自有下级为他做好一切。这让我想起一个调侃，好像是白岩松说的，把一条狗拉到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一个月，它就成了名狗，“我不过是那条狗而已”。
其三，物质与精神问题。陶渊明说“冻饥虽切，违己交病”，他意思是受冻受饥虽然迫切，但违反自己的意志，内心里感到痛苦，这是不行的，他在物质和精神的矛盾中选择了精神致上，这一点恰为众多后来者推崇，认为他坚贞不屈，厚德不渝，我当然也不反对，只是私下认为，面对这一对矛盾时，我们既不能“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重物质而轻精神，也不能像陶渊明一样“自免去职”。我们应该追求可爱的一面，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生死存亡的局面，还是既讲物质又道精神的好，孤阴不长、孤阳不生啊，阴阳相合，神明之府也！
当然，以上几点，仅是个人一点不成熟的着法，管中窥豹，未免有偏颇之处；妄议名文，难消哗众之嫌。做为教育工作者，对于暗藏于文章中的思想还是谨慎点好，以免流毒于学生，与主德树人的任务背道而驰！
识见不明 ，恤事多暗，随意涂抹，贻笑大方之家了，欢迎师友同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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