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泡的经历
近几天看的一本书里写到这位作家四五岁时的社交价值达到了最大，因为那个年代的男女谈朋友必要带一个小朋友来避嫌，亲戚家的邻居家的，总之一男一女在一起必定或有一个这样的小朋友。这段文字勾起了我的回忆。曾经有段时间，我也符合这个小朋友的所有设定，女孩，长得不丑，还算配合大人。因为我家亲戚众多，表哥表姐堂兄堂姐都正值妙龄，所以灯泡当得很自然，这压根对我就不叫事。后来的我不会想到这就是我一生当中社交价值最高的时候了。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我的堂姐夫、表姐夫们，当时他们都有统一称呼：某某哥，小唐哥、小蒋哥等等。记忆中最为伤感的灯泡经历是给我的堂嫂当灯泡。那是我最早看到生活的苦楚无奈。我爷爷子女多，大伯家的堂兄比我父亲还大，堂嫂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为了简便，我称呼堂嫂为姐姐。堂兄长得一表人才，堂嫂麻利干练，很早结了婚，生了孩子。本是幸福的一家子，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三十多岁时堂兄因病不幸去世，留下堂嫂带着姐弟二人。当时的农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没有了顶梁柱，种田体力不够，没有其他收入，生活极为艰难。再加上农村人多嘴杂，寡妇门前是非多，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堂嫂正当壮年，能干大方，所以不少人上门提亲。当时她的孩子十几岁，懂事了，这样尴尬的场面她估计不想孩子见到，每次这种时候孩子们都会去外婆家，最合适的灯泡人选就是我了。我们两家相隔百米，走路三四分钟。六七岁的我嘴馋，经常跟着她前前后后，每次那些人都提来一些零食，有的用黄色的牛皮纸包着，系着绳子，有的用网兜装着。我记忆最深的是最难吃的一种是粘巴巴的一种糕，用褐色的糖粘起发泡的米粒，特别硬，吃得我嘴巴疼也没吃完，还把嘴上手上弄得脏兮兮的褐色，附带我对那个人也印象不好。当然，我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虽然我看起来有点呆，生人面前嘴笨，可是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认为这些人是觊觎我的堂嫂的坏分子，像电视里的反派角色。
我至今犹记得暑假总有一天，妈妈会叫我去叫这个姐姐来我家吃饭，顺便要她带一瓶剁辣椒或者干菜，她的剁辣椒做得又脆有香，我走到她门口，就听得她压抑的哭声，平生第一次听那样悲切的哭声，我不知所措的站在门口和她说完，她没有回话，我又说了一遍，她停了哭声，也没回话，我略站了一站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她就来我家，帮我妈妈摆碗筷，一边说：剁辣椒没了，新的还没做，等今天回去做。每隔一段时间她剁许多辣椒，家务是一把好手，也非常勤快。吃饭没胃口的时候就是一把剁辣椒开胃。后来我知道那一天是堂兄的忌日。幼小的我感受到那一天漫漫的忧伤，父母也很沉默。
姐姐的相亲之路进行得很不顺利，当然起因也有她自己不太愿意。我记得她曾和妈妈说：日子哪怕再松活一点点都不愿意找，可实在是太难了。妈妈也只有沉默，当时大家都是紧巴巴的，自己家也不是很富于，有时虽然能帮一点，可毕竟不是常态，那个年月，缺乏挣钱的渠道，男性尚且只能靠几分力气过活，女性就更难走出去谋生了，无论姐姐多么能吃苦，多么会做事，也无法支撑起一家两个孩子的开销，何况，她还想着两个孩子风风光光的结婚等等，这条路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经不住各色人等的劝说，她开始相亲了。
这位姐姐在媒婆眼里虽然是个热点人物，可是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像年轻女孩子谈恋爱那样挑拣，她的挑拣是在集合了五乡八村的大龄单身汉奇葩中选一个不那么奇葩的。一个女人拖着两个半大孩子，上门相亲的人很多，不说全是缺胳膊少腿的，至少都是有些缺陷的，有生理的有心理的。每次姐姐都是淡淡的，爱理不理，我就在旁边吃着零食悉悉索索的玩。有时拿一个小药瓶子，用棍子去戳她家土砖墙缝里的蜜蜂，那时许多人家已经用白灰糊上了墙壁，只有家境窘迫的还裸露着黄色的土砖。我拿瓶口对着砖的缝隙，用树枝把蜜蜂往瓶子里赶，瓮中捉蜂，小蜜蜂气得在瓶子里打转。
每次回到家，妈妈问我今天那个人怎么样。在我的形容下，他们想象不出世界上竟有那样丑陋猥琐的男人，可是我告诉他们：真的有，没有最丑只有更丑。比如今天那个脸比马长，又瘦又黑，一望而知有病；比如今天这个一看不像好人（他居然敢对我的长相评头论足，即使他觉得是表扬，可我已经感到冒犯了，那副劳改犯的长相凭什么评点我）；比如这个一只眼睛斜向一边，眼睛翻出蓝紫色的部分，嘴巴也歪了，妈妈骂我小小年纪嘴太刻薄，然后又叹口气说：“唉，能有好的吗？别人家的人哪里能有我们家这样人才。”这也不是大话，我们大家庭出了名的人才端正齐整，当然，我属于大家庭里的颜值底线。
曾经有过堂兄那样的白月光，该如何接受现实？百般抵触后，姐姐还是无奈的挑选出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斜眼睛，土话称之为：跄眼胖，搞不清这个名词的具体来历了，好像这种人也不一定胖。他脸长这样，人也不大灵活，但身体还没其他毛病，一直受这个制约没有结婚，家里看他一直没法结婚给他找了一个正式工作，水泥厂上班做工，有固定工资拿，他四十好几了，属于没有脾气的傻傻的，也不准备再有孩子了，让两个孩子叫他爸爸，姐姐过去就能自己当家，一起抚养孩子。
松了口准备结婚的那段时间是姐姐最沉默的时间，她的脸色看不到一丝喜气，那是一种认命了后的麻木，何况，两个孩子嘴上不说，心里也有怨气，大女儿上初中了大了直接说不愿意改姓，说改姓同学知道要笑话她的，只给小儿子改了姓。不过后来听说，反而是女儿理解了母亲的难处，人前人后喊爸爸，得到了他家人的喜欢，小儿子就是犟着不开口喊人，和后爸关系一般。
记得办喜事的那一天是一个干冷的冬日，风吹得刮得脸上疼，一些亲戚去送她，爸爸借故没有去，妈妈去应酬了一下马上回来了，其他的小朋友都欢欢喜喜的去讨糖吃，我一直蹲在家里没有出去，平时这些场合都是小朋友聚集的，因为可以吃很多东西，我虽然贪吃，可是我一点也不想吃那个糖，我知道这个平时亲近的姐姐要走了，这种走不是平时走亲戚的走，而是不好再继续来往的那种远走。
到了半上午，喧嚣散去，姐姐已经带着孩子走了，一些亲戚送她去新家，我站在挖蜜蜂的墙边看了看，这房子也已经卖给另外一个亲戚了，从此，她和她的孩子有了新家，在离我们村六七十里的地方，后来间或听到他们的消息，姐姐继续她的辛苦操持，这个男人在外做工，生活中极不能干，姐姐还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不过经济略为改善，除了心里的意难平，他们还算过得去。
去年，另一个堂兄孩子结婚，姐姐的小儿子来了，忙上忙下，不辞辛劳，叔叔侄儿很亲近，看见我的父亲亲切的喊叔爷爷，都说:姐姐教儿子教的好，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这么有感情。问姐姐的近况，他们家也已经拆迁了，分了不少安置房，条件挺好，可惜姐姐身体不太好了，不好出门，我妈妈和其他妯娌相约去看她。一世辛劳的姐姐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她一生如蜡烛哪怕再艰难也奋力坚持发出微光，她用自己的光，照亮路，照亮孩子们的人生，祝福她美好地生活久一点、再久一点，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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