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间,似水流年里,父亲已迈入古稀之年。如今72岁的父亲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伟岸、健壮,行动也渐趋迟缓起来。
年轻时的父亲身高178公分,虽然瘦,但很有力量。一担草垛(没有脱粒的粮草)少说也有上百斤,他挑起来走路都带风。我家责任田离稻场远,父亲挑着草垛走一段距离就要换一次肩,以此来尽力地保持着工作的持续性。那时候我们姊妹四个还小,还不能帮父亲分担沉重的农活,只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比如,在父亲把草垛挑到稻场后,赶忙给父亲倒碗水喝。有时候,在父亲把田里的草垛都挑完后,我们姊妹几个和母亲就把散漏在田里的麦子或者稻谷拾捡起来,尽力做到颗粒归仓。
那时候种田不容易啊!没有机械化耕作的便捷,全靠原始的手工劳作。所以那时候谁家要是能有几个壮劳力,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而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能干重体力活,我们姊妹四个和母亲只能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每当看到如小山一样的草垛在父亲肩上有节奏的上下颤动,我就抑不住地想,那么重的草垛长时间地压在父亲的肩上,那该有多疼啊!现在想想,那时,他肩上挑的何止是草垛,分明还有家庭的责任。所以,忙月里的每天早饭前,父亲在喝着母亲专为他冲的蛋黄水的时候,我们就自觉地站在一边儿,不吵也不闹。我们知道,那是母亲专门为了给父亲补充体力做的,父亲本来就瘦,干重体力活更需要补充营养。偶尔,父亲看我们在旁边咂着嘴巴,也会留下几口,让我们小兄弟两尝尝鲜。
父亲为人正直,也特别重视对我们的管教。记得小时候我和小哥由于调皮,父亲经常罚我们跪在地上反省。有一次,小哥不知道从哪儿捡到了一盒火柴。他试着点燃了附近的一个草堆。当他扑灭不了后就一溜烟的跑了。草堆的主人知道了是我们家的孩子干的后,就跑到家里要求赔偿,气的父亲歇斯底里地吼道:“看他回来了,老子回来不杀了他(才怪)。”当然,父亲也不可能真那样做,那话是说给草堆主人听的。怕小哥真不敢回来,母亲差我们几个出去找。回来后自然是逃脱不了父亲的一顿揍。
父亲一生勤扒苦做,为的是让我们姊妹四个将来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小时候我们姊妹四个要读书,家里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父亲只有靠勤扒苦做,尽力地给我们创造一个可期的未来。大哥初中毕业后,父亲拿出多年积攒的血汗钱,送大哥去学习开车。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车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和他一样在农村刨一辈子的黄土地。在当时能够一下子拿几千块钱出来,可以想见,当时父亲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姐姐初中没有读完,可能是不想读了,父亲又出了大概三千块钱,给她转成了商品粮户口,让她去城里找了个厂上班。那时候商品粮户口还是比较吃香的,而那几年恰恰兴起了出钱转商品粮户口之风。于是,父亲托人花了几千块钱给姐姐转了户口。姐姐如愿成了城里人,后来也顺理成章地嫁给了我现在的姐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二哥,其实也就大我几个小时吧,上初中那会儿,也是玩过了头,没有读到高中。初中毕业后先是跟人学厨师。后来父亲也是出钱让他去武汉正规厨师学校系统学习了厨艺。可学成之后,他并没有找一个酒店或小餐馆发挥他的专长,而是跟人学了做卤菜,直到今天一直从事着卤菜生意,日子过的倒也还滋润。可能父亲最操心的还是我了。我虽然智商平平,但读书相对于哥哥姐姐们还是努力点儿,总算是考了一个大学。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父亲和母亲没有少吃苦。每次亲戚聚会时,一个表嫂就会对我们说,“那时你幺爹幺妈为了你们读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呀,看到人家卖豆腐、卖鱼的来了,只能看着人家买,他们就闻个味儿(小时候改口叫父亲为“幺爹”,叫母亲为“幺妈”,据说是好养我们一些)。”想到这些,内心就特别的酸楚。
多年来,父亲就像一个摆渡人,把我们姊妹四个挨个儿送到幸福的彼岸,却留下他跟母亲依然留在农村,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每次回家,看到父亲头上的老年斑,及其干瘪、粗糙如老树皮一样的双手,我都心生歉疚。如果不是父母穷尽毕生精力为我们铺路架桥,也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在父亲节这个特别的节日,我想对父亲说:“幺爹,您辛苦了,祝你和幺妈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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