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深井效应》
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
第四部分 变革
第12章 改变方式
我们无法抹去孩子的经历，也不能给他制造万能保护膜，但我们可以利用生物学疗法来减轻影响，与毒性应激反应的影响相比，我们所做的仍然太少，如果能有更好的诊断方法，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
有效的突破性合作
哈里斯医生想起了她在斯坦福儿科肿瘤病房工作的日子。她甚至希望，他们能为迭戈做当年她曾为白血病患者所做过的一切。当年他们对癌症患者的治疗都是按治疗方案进行的，如POG9906方案适用于已扩散至中枢神经系统的高危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如果大脑和脊髓没有受到影响，并且癌症的侵袭性较低,，即白细胞数值低于50000，则可以使用POG9201方案。每个方案编号前都有POG这三个字母，当时她没注意这一点，直到迭戈和类似孩子的遭遇，让她去寻求了解和治疗毒性应激反应的方法时，她才去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知道要使用哪种方案呢？
1958年，美国儿童癌症的存活率仅为10%。2008年儿童癌症存活率已经提高到近80%，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患者的6个月生存率从50%上升到了85%，这是如何做到的？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每个方案编号的前三个字母中。POG代表美国儿科肿瘤组，是致力于治疗儿童癌症的4个儿科临床试验组之一。4个组于2000年合成了现在的美国儿童肿瘤学组（COG）。今天，COG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约230个医疗中心的5000多名儿童癌症专家。在COG中，由医生，基础科学家，护士，心理学家，制剂师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将其技能用于儿童癌症的筛查，诊断和管理。
质疑突破性的合作，促成了多学科护理模式的成功发展，更有效的疗法，更精心的护理方案，有助于更好更快的治疗患者，这并不是由于一两个做尖端研究的实验室使天平倾斜了，也不是单一药物的开发。这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合作的精神和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癌症专家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考虑到学术医学的竞争性和资源限制，他们需要共享患者数据，想法和研究。
1955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决定，让研究人员组成合作小组，以便白血病研究，可以更快地向前推进，随后美国国会拨款500万美元，最终促成了17项研究合作，改变了临床实践，改善了儿童癌症患者的预后。因此后来，当哈里斯医生在斯坦福做研究时，她已经可以向父母们保证，尽管儿童白血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但他们已经可以进行治疗了。
所以当你将毒性应激反应的医疗现状与儿童癌症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毒性，应激反应的治疗仍处于初期阶段，如果童年逆境造成的全球危机是一本书，那他们可能只翻到第2章。在很多方面甚至停留在第1章。一一。发现生物学机制，他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终点，但他们正在努力。青少年健康中心迈出了第1步，致力于发展研究伙伴关系，从而在患者护理方面取得突破。在与一些重量级的研究机构合作后，他们的团队正在开展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这些实验对于回答诸如“我们是否能找到可靠的用于测量毒性应激反应的生物标记物”之类的重大问题，非常必要。
知道童年不良经历会导致应激反应受损，继而产生毒性应激反应，而毒性应激反应本身就是一系列破坏性生理机能和疾病状态的驱动力，他们该如何突破治疗难题，达到公共普及的目的呢？对哈里斯医生来说，这一思想转变与医学界对细菌论的接触过程其实一样，医学史已经为未来提供了一幅可供考验的路线图。
如何普及
在医学发现感染是由微生物引起之前，人们认为感染是由污浊的空气造成的，既然是在现代的我们听来似乎特别荒谬，但在19世纪的英格兰，据观察，每天早上倒在街上的垃圾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生霍乱，同样当外科医生检查一个伤口严重感染的患者时，气味是一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伤口越臭，患者就越有可能死亡，当时的科学家们对霍乱和黑死病等流行病的起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最广泛被接受的观点是有“瘴气理论，”该理论假定，有毒气体是由腐烂的物质产生的并使人生病。
直到19世纪末，严格来说是20世纪初，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都认为防止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清除臭味，这种观点部分正确，所以这样的应对措施也部分有效减少向街道倾倒未经处理的污水，切实降低了混乱的风险。但是把花放在医生的口罩里和病床边，并不能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
胀气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什么东西闻起来不臭，人们就认为它不是疾病的根源，这就是斯诺博士调查髋关节那一口井时的情况，因为井水闻起来并不臭，当斯诺要求公共卫生官员移走井的手动泵时，那些官员都认为斯诺疯了。但斯诺是那个时代少数不相信“瘴气理论”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患者排泄物中含有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通过受污染的水生长，防止并到处传播致病斯诺的观点，正是现在公认的“感染一一细菌”理论的真正基础，但当时认可这种观点的人却是少数。
根据瘴气理论，假设患者的气味越臭他的病情就越紧急，医生就必须尽快进行下一步手术，所以，那时的很多医生觉得，像洗手或换手术服之类的事情，只会占用更多的时间，他们急着从一个患者转到另一个患者，哪怕全身都沾满了血液，当然为了不被瘴气影响，他们会要求护士打开手术室的窗户，让空气流通。
致使另一位医生也有了开拓性的发现。约瑟夫.李斯特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读过化学家路易斯.巴斯特关于葡萄酒。如何在微生物作用下发酵的著作里斯特，医生也不相信降气理论，他把微生物知识应用到了它的外科实践中，并坚持采用诸如洗手清洁仪器及清洁患者皮肤和伤口等措施，在李斯特开始实施消毒措施后的三年里，手术感染致死率从46%下降到了15%，所以，下次你拿起一瓶以李斯特命名的李斯特林漱口水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李斯特医生，不仅因为他让我们脱离了口臭的诅咒，还因为他让我们能从手术室里活着出来，可以活得更好。
尽管看起来轻易就达到了美好结果，但从细菌理论的发现到普吉洗手，无镜手术设备的使用和抗生素的发展都用了很长的时间，若算到我们现在使用的第4代抗生素和手术设备，这一过程甚至更长，从提出“术前洗手”到现在，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可能有无数种，但主要分为两大类：医疗响应和公共卫生响应。医疗响应，包括医疗保健时间的变化，如李斯特的外科技术，以及疫苗和抗生素的开发。公共卫生响应，则是这些信息改变医院和诊所以外事物的所有方式，包括加强市政卫生和牛奶巴氏杀菌等做法。
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细菌传染理论，而不是认为污浊的空气导致了疾病和死亡，一旦理论被接受，人们就能自由发挥创造力，限制细菌的传染，并治疗已经发生的感染，但以个人干预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医疗响应以公共卫生响应两者都是实现变革所必需的途径。如果人们继续向供水系统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世界上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及时采用最先进的卫生措施，有些人仍然会生病，因此我们需要去治疗那些问题。
很多人会问：“童年不良经历和毒性，应激反应与我有什么关系？”
哈里斯医生的医学同事说：“这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吗？”
政策制定者则想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治疗方法，我们怎么能谈论毒性应激反应呢？”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了解童年不良经历导致毒性应激反应的生理机制，为我们建立医疗响应和公共卫生响应机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件事人人有责。
哈里斯医生相信，他们正站在一场新革命的开端，它的重要性与巴斯德发现细菌所引发的革命不相上下。令人兴奋的是革命已经开始了，珍妮特.帕伊埃斯皮诺萨和帕姆.坎托在社区和学校所做的工作正是童年不良经历，公共卫生响应的一部分。曼尼克斯和青少年健康中心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是医疗响应的一部分，现在他们还处于“洗手”的阶段，他们还没有开发出对抗毒性应激反应的“第4代抗生素”，但他们可以利用应激反应如何引发健康问题的知识来建立一些基本的卫生机制：筛查，创伤护理和治疗。改善睡眠，锻炼，营养，冥想，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就相当于李斯特将仪器浸入消毒液及要求他的外科学生洗手。
当他们了解到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童年逆境，解决办法就出现了一一减少童年逆境的剂量，增强养育者的缓冲能力。从治理开始，他们可以继续努力将这种理解转化为开发更有效的教育课程，研究血液检测方法等医疗手段去识别毒性应激反应的生物标志物，从而探索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一点一点的减少伤害，一步一步的推动实践。
无论是微生物，还是童年逆境，都不可能被完全清除，这场革命旨在创建性的应用知识减轻伤害，当你了解童年逆境影响的人的生理机制后，你就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状况，这就是引发变革的原因，当转换了视角，改变了认知，一切都暴露出来，世界将变得不同。
第十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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