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太平洋的云层中，拟下这个标题的。那些云朵，时而厚重如山，时而轻盈如薄雾，这像极了中日香学的差异——我想谈谈我看到的中国香学的现在和日本香道的传承。
在去日本之前，我常常听到一些人以不屑的口吻或者以骄傲的语气说：日本香道没什么的，还不是传自中国的？或者是，日本人什么都讲道，没什么，中国比他们强多了，只是我们断裂了。在从大阪到京都的车上，我身边的同行者，一位玩香多年的“老法师”依旧保持这样的语调，并且认为中国的香道从来没有断过，他说：“清朝的皇宫里，沉香多得要命。都是好东西。”北大的滕军教授笑而不语，我则在想，会不会用、怎么用，和你拥有什么，完全是两码子事。中国人就是觉得自己好东西太多了，多到洋洋得意，多到毫无敬畏，多到被人嘲笑而不自知。
这次行程由在北大教授日本文化史的滕军教授安排，滕军教授有数本关于日本文化的著作问世，且研习日本茶道多年，对于香道也涉猎多时。她告诉我们，很多香道的东西，只有亲身感受了，才会被震撼。滕教授话语不多，六十岁的老人经历了很多风雨，但谈到日本茶道香道，眼中依旧会闪现光芒，她是真正爱这些文化的人。
嵯峨岚山是此行第一站，安排的项目是去松荣堂制作香囊。松荣堂立堂400多年，是日本香界知名品牌，在中国大陆也颇有影响力。店铺所在的岚山极美，以日本嵯峨天皇的名字形成了地名。河流环绕青山，约会的日本年轻人盛装出行，街边的店铺和美食也令人神往。我们问藤老师，这香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滕教授笑而不语。我原本以为，香囊的形式应该是中国式的，至少也应该是个“荷包”或者某种织物。果然是要自行体会。我们一行人被安排坐下，三位老师穿着正式的工作服——既不是和服，也不是复古的衣服——开始教授。第一步是选择八块香料，香料已经制作成小饼状，颜色各异，香气也不一样。之后是放入模具之中，提起模具后，将选择的八块香料纳入小石臼中碾碎，碾碎到全部颜色一致。三位老师取出一个可以对合的纸袋，让我们装入香料。一个香包就完成了。是的，就是如此简单。
在我之前的香课里，我多次说，自古以来，中国最普及和影响一直存在的用香方式应该是香囊，举例而言，端午节中国人佩戴香囊已经超过两千年了。我未曾想到的是，日本人的香包却是如此简洁而明快。这是中国人的吗？我想不是。在之后的走访中，我看到几乎所有日本香店的服饰都是职业化而非传统化的，所有香店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和香囊、香包有关。日本人以一种非焚烧的方法，把香引入了日常生活，馈赠礼品。我们的宋朝词人柳永曾经说：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将一场暧昧，说得让人怦然心动。而今日的日本人把曾经古老的香囊，进行了年轻化、丰富化，而不是守在古旧的器皿的研究上。当我们在讨论原来中国人用过铜香囊、玉香囊、金香囊、珐琅香囊、骨材香囊等等等等的时候，日本人以最容易普及的纸张和布料，将香生活带入了当代。连他们的香囊课程都那么轻快。
真正让我体会到日本香道的轻盈则是之后连续四天的课程。日本花道流派一千多个，茶道流派和香道流派也各有20多种。在香道而言，最有名的是御家流和志野流。御家流属于皇室和贵族香道，很是高傲，已经流传五十多代，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很难参与。至于影响最大的志野流，也已经传了27代，现在以外姓人为流派主要继承人，而我们看到的山田松、熏玉堂等店，多为志野流所开设。滕教授因为在日本文化圈子有一定影响力，加之和同为大学教授的西际重誉先生交流甚好，最终亦师亦友。而西际先生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香道泉山御流的第十一代传人，泉山御流可谓是有皇室痕迹的香道流派，而因为他们所在的泉涌寺，又是皇家寺庙，该流派又成为了佛教香道的一个支流。
西际先生亲自上课，开课第一句就是：“你们中国有一个伟大的人，他叫孔子。他曾经说过，要仁！如何才能仁呢？就是要用礼！香道就是一个学会礼的游戏！”学会礼的游戏？我的脑海中瞬间出现了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乔木森先生五年前说过的，在日本香道是一种游戏。难道日本人也这样认为？再有，宋代的文献上曾经说，插花、挂画、斗茶、品香为四“闲”事，闲事是不是一种游戏呢？这才是一次巧合！
之后的课，我深深体会到了西际先生说的香道是一种学礼的游戏的真意。从香点、从主客位，从抹茶如何递交，到最终品香，从香元主香礼仪到最终游戏结果点评，甚至进场之后的坐姿到走路，充满了日式的“礼”！甚至递交香会纪的时候的男女有别的细节，都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礼的细节不断地在四天时间中重复出现。
四天下来，八场游戏，既有源自中国古典诗词的，也有纪念传统节日的，当然也有来自日本古籍《源氏物语》以及传统古典俳句的。但不管来自哪里，整个品香的游戏过程，既守礼，也要懂传统文学、歌赋等等。这真是一次学礼的过程。
我越来越发现，日本香文化或许是源自中国，但到了香道的范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从品香游戏本身到用具，日本人创造了远远超过中国香学的用具。我曾经说过，中国古人品香，不外乎两种工具，一曰筋，一曰匙，而日本人发明了更多。再比如灰押，日式也更讲细节，而中式的这些工具正如屠隆在《考盘余事》中所讲“尚用”第一。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香学或许和我们今天所在探寻的根本不一样，我始终认为，在明人周嘉胄的巨制《香乘》之中，居然没有一章是记录古人玩香的游戏的。周嘉胄耗费十年之功，却没有记录一个，道理何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游戏，根本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宋人所谓的闲事，只是“闲事”而已！如果是这样，又何来所谓的日本香道源自中国呢？用香的文明源自中国倒是有可能的。
我的判断是文化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用香文明的差异。所谓历史的原因，日本自开国以来，就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不管是大混乱的室町时期、江户时期，还是早年的奈良时期，日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因此，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换的只是另外一个同族当权，而在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差异极端，从盛唐开始，就不断出现了不同民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当家人，最厉害的自然是元朝。文化的延续性，在所谓“异族”的文明中，往往苟延残喘，或者最终变了方向。中国人常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说得正是最漫长的两次少数民族统治时期造成的中华文明的断裂。香文化这种享受型的文化，更是容易消亡和撕裂。所谓文化的原因则是，日本和中华所拥有的资源。日本孤悬海外，香料极少，直到公元600年，才出现了沉香等名贵香料。日本人在文化上对大自然是极为敬畏的，而在香料资源上的不可得，也让日本香道界深信“一木一味”，必须对香料保持足够的敬畏，慢慢形成了整个用香的仪轨。而反观我大中国，最好的香料产地自唐起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就属于中国，出产上好香料的柬埔寨（占城）、越南（安南）等国家，都属于中国的附属国，要获得上好香料，并不困难。于是，我们在《香乘》上看到的贵族和上流社会用香的故事，就显得顺理成章：隋炀帝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燃烧上好沉香，香飘十里！秦桧宴客之前，必先在各大厢房燃烧数十公斤的沉香……你看到中国文化上对物敬畏过、尊敬过吗？
中国香文化和日本香道文化终究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变得越来越沉重，而日本变得越来越轻盈。当我们不断做加法的时候，在香的领域，倭人早就开始了减法，做起了香学的“断离舍”；当我们不断增加沉香的品类以显得了不起的时候，他们早早的确立了六国五味，一行就是近千年。日本香道的所谓轻，是简单的，对物的，所谓“盈”，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学礼，又是丰满的，充沛的。
反观中国今日的香文化的“大热”，一半人追求的是沉香优劣、香品的好坏，一出口就是沉不沉水，是不是奇楠；一半人追求的是“形式上的香文明复兴”，穿着唐装，假装唐人，穿着汉服，用着当代的工具。我们的香文化，变得那么沉重，沉重的只是金钱的多寡，沉重的要掀起两千年积下来的灰尘。于是乎，你看到中国的香店只是挂了个香字，你看到中国的香会，只问有没有上好奇楠，你看到中国人讲香道，从未没有一个真正对物敬重的，对礼关注的。你看到所有上场演绎香道的，甚少有手法创新，有文明演绎和自我的审视。
回到我要讲的轻和重。在中国文明史上，我的观点是香学从来是沉重的，这种沉重自明代开始变成了束缚中国人的一条绳子。宋人周嘉胄谈到香的第一条就是“感格鬼神”，而在中华史上，香也代表了一种和祖先进行沟通的工具。乃至明代以降，民间大肆修建祠堂，一柱细香居然成为了中国人子嗣的代表，几千年的家族史上，有了一种形式上的物化——如果香火断了，那么也意味着一个家族的消亡。我常常说，从《白鹿原》、《红楼梦》都可以看出，家族传承的绝对崇拜在中华历史的地位，而由此，香文化最鼎盛的祠堂也成为了中国农业社会时期最有效的统治工具和管理的神经末梢。当日本人把香变成学礼的游戏的时候，我们把香变成了家族有序传承的符号。逢年过节、家祭早祭、生老病死，香都成为了一个象征、一枚符号、一种必须的存在。在千年的熏陶下，一缕香，慢慢渗透进了中国人的灵魂，变成了我们的象征，让我们不知不觉间，变成了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重，又有什么人能够承受呢？可惜的是，这一百年来，我们对自己的香火文明却进行了自我的阉割，自1911年新文化运动从打孔家店，变成打倒孔家店之后，1949年香火文明的家园——全国成千上万的宗祠被充公，管理者被打倒；到1966年开始将近十多年的伦理次序的彻底颠倒，再到1980年计划生育的推出，中国香文明，或者说香火文明，一次又一次被连根拔起，直到再也没有力气反击。当年周作人先生说，中国人就会祖宗崇拜，现在想来，香文明正是这种祖宗崇拜的延续，它未必坏，也不全然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选择了彻底的遗弃。
香于中国和日本，或许同源，但早已经殊途。
此时
宝庆路的阳光很好，梧桐树的绿叶依旧，轻风吹动着它们，让我有些恍惚。在我的桌前摆着日本人北峰于多年前烧制的一个青花香盒，里面是一段来自泉山御流的伽罗香。那香息是如此的华丽和神秘。
没有什么可说的啦，中国的归中国，日本的归日本。在重新研究中国的香学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生敬畏，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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