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到二舅出事的十字路口看了一眼，四五个人围着孤独冷清的一摊血，还没干透，水分多被蒸发，要是踩上去，应该会粘鞋底。快中午的时候，到了慈溪殡仪馆，师傅戴着烤地瓜用的那种劳工手套，问：“是昨天下午送过来的那个吧？在这。”他抽开了一个方的铁柜，一绺寒雾透出来，大舅和我爸先去看，他们没作声，我再去看，也没作声，二舅妈被扶着过来，哇啦一声嚎了出来。铁架子需要四个人才能搬出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二舅的重量。到了遗体处理间，蓝色的医疗消毒袋撕了去，一丝不挂，被撞的右腿弯曲着，急救时候已经剃去了头发，头皮被缝成了篮球模样，水管冲洗身上的血水，皮肤表面升腾着冰雾。师傅拿来一把铁钳，拔去了插在头顶的导流管，血水淋淋往下落，干涸在水泥地上。另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问：“衣服有一般的，也有贵的，就两个价位，你们是？”大舅说：“才四十多岁，要贵的。假发也要有。”二舅被穿上了衣服，腰间扎了一根绳，师傅两个人一起摁，弯着的右腿也没压直，索性在膝盖那又扎了一根绳。事故处理一时无法结束，交警大队的会议室有块小黑板，前一个人的计算公式还没有被擦去，赔偿费多少，父母赡养费多少，孩子抚养费多少，加起来多少，桌子上满是手印，站着农夫山泉，地上倒着农夫山泉，窗台上一小堆一小堆烟头。回京之前我回了趟老家，看看外婆，她看起来倒没事，就问：“你眼神比你爸和你大舅好，看清楚了吗？那是你二舅吗？”我说：“在医院抢救呢。”火化的时候我没去，再回来已是下葬，那么大的二舅，就剩下个A4纸大小的方盒子，包着块红布，遗照里的他穿着西服，是我见过最体面的他。再过些日子，大人们谈起二舅，说这样不疼不痒走了也好，他肝炎好多年了，眼球发黄，那样更痛苦。我觉得也是，心里舒坦些。这些都是去年的事了，我回到了紧张快乐的工作生活中去了。也就上周，我到另外一个办公室问事情，在沙发上翘着腿，闲扯了一段，摇头晃脑，忽然看到右手边的饮水机，背后的标签上写着电压电流，下面写着产地：浙江慈溪。我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夺门而去，头皮麻得直立起来，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口，缓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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