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春秋》缘何入“经”

《传习录》一三：《春秋》缘何入“经”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六经》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展开来就是今人讲的《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和《春秋》。后来，因为《乐经》失传，《六经》遂成《五经》。单纯从名称标记上来看，《春秋》似乎与其它五部经典的名称标记方式不同。从内容来讲，徐爱认为《春秋》注重记事，似乎与其它几部经典也有体例上的不同。

既然如此，《春秋》缘何会被归为《六经》呢？

一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过，并不表示这样的疑问不存在。徐爱以前的读书人之所以未能提出类似的疑问，恰是因为人们对“经”有一种绝对膜拜和信从。王阳明讲“以道言谓之经”——以道义为话题的书叫“经书”。徐爱之前的读书人，敢于质疑经书的屈指可数，真正从研究的角度提出疑问的更是寥寥。

《春秋》之所以能够入《六经》，大体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文字传承载体缺失与悠久文明之间的冲突

今天，我们讲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实际上，据钱穆先生考证，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历史还要更久远。之所以讲“上下五千年”，实在是一种在其他世界文明历史面前的谦卑说法。甲骨文的历史不过只有三千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距今不过一千多年，倘若以“上下五千年”来计算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话，这段文明历史之中，有两千多年是没有成熟文字的。有将近四千年是没有“过硬”的文字传承手段的。

倘若以孔子为坐标点的话，孔子之前的文明，大部分都处在没有成熟文字体系可用的口耳相传状态。今天我们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时，或多或少还带有“经验”长期缺乏文字传承导致窘迫。试想，倘若人人都可以写书，人人都有书可读，“老人言”在人生经验系统中，怎么可能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换言之，正是因为文字传承载体的缺失，才导致了孔子之前文明流传至今的不易。孔子删《六经》时，面对的《六经》，已经是历史大浪淘沙后的产物了。那些书，即便是不假孔子之手的删订，放在今天，也绝对部部都是经典。何况，这六部书还都经过孔子的认真删订呢？

二、“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

正因为缺乏方便的“文字传承”手段，古人著书立说的门槛相当的高。吕不韦编订《吕氏春秋》，那是站在秦国宰相的高位上，搜罗天下之书，集时代之成就于一身。不要说书的创作者不敢写废话了，富可敌国的编书者也没有可以把废话入书的“余钱”。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文人所写之书，无不简而又简。孔子读《易》到“韦编三绝”的程度，从另一个侧面可知孔子所读之书也是写在“简”上的。木片或竹片上写书，倘没有些有价值的真货，怎么可能在更迭流变中留存至今呢？

王阳明先生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其实，孔子所见之书，哪里有那么明确的区分，无不是道、事共存的。《六经》不是孔子时代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书，而是流传至孔子时硕果仅存的书。

王阳明旗帜鲜明地指出，《易》是伏羲时代的史书，《书》是尧、舜以后存留的史书，《礼》《乐》《春秋》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

《诗经》没有被王阳明点名，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所能搜罗到的诗化的史书。

既然都是史书，都言道义，《春秋》位列《六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