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东 | 无影灯后

六 四 二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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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振东 | 无影灯后 」

人 物 介 绍

徐振东，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麻醉科副主任，ICU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医学院访问学者。上海市麻醉专业委员会妇产麻醉学组副组长，中国中西医结合麻醉协会疼痛诊疗委员会委员，《上海医学》杂志通讯编委。在高危妇产科麻醉、分娩镇痛以及术后多模式镇痛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承担上海市科委课题1项，卫健委课题2项，贝朗麻醉科学研究基金1项，发表SCI文章7篇，核心期刊文章20余篇。 

采访笔记

“许多年以后，我还能记起北方那个基层部队医院，那是我的起点，几乎没有什么病人，几个医生在打牌，钓鱼，我在院子里跑步，一圈一圈。我想，我可以看到二十年后的自己，也在那里钓鱼，然后把钓上的鱼，变成溜鱼片，水煮鱼。不行，我是医生，我得出去。”他说。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厚道、坦诚的医者。

他来自内蒙古包头，从小闻着父亲药箱里的消毒水味道长大。“他是个乡村医生，药箱里什么都有，红蓝黄白，有拔牙工具，有七寸长的银针，每天就背着药箱，骑着自行车出诊，不着家。很多时候半夜就挎起药箱一阵风似的跑出门，把我和妈撂在家里，我说，以后说什么都不干医生。”

命运使然，内心使然，他还是穿上了一身白衣。而且是一位麻醉医生。“我对手术室心生向往。当麻醉医生，可以天天都在手术室。”

转眼二十多年，从军队到地方，从边陲到魔都，从华山医院到一妇婴。他对麻醉的认知上升到意识形态，对生与死更有了通透的感悟。并且，他亲历了一妇婴分娩镇痛的推进进程。“2014年，在段涛院长鼓励下，麻醉科开始大规模开展分娩镇痛，一妇婴的产房，麻醉医生从2016年起24小时进驻。分娩镇痛率从最初30％达到现在80%。我们是全国首批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刚进一妇婴，一个待产室七八个产妇“哭爹叫娘”的样子让他着实吃了一惊。“医学上将疼痛指数分为10级，一般分娩疼痛可达到8-9级，最高是10级疼痛。10级指数的痛感对人体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最多能忍到7级。”他笑道。

2018年7月，他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担子：ICU。这意味着，一座山。“我们ICU的特殊性在于，病人是孕产妇。”这一年多，他带着团队打了许多场硬仗，巨大的压力生生让他学会了抽烟缓解。“这种生命管理，是持续的，有时候连续几天不敢离开医院。病人在生死线上，我们必须拉住她的手。”

尽管无数次把病人从死神镰刀下拖出来，尽管他可以忍着椎间盘突出的锥心疼痛，亲自为大出血的产妇做心肺复苏。现实还是很残酷，一旦回天乏术，他会深深陷入自责和沮丧。

“生门就是悲欢交加，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一分钟之前，听说孩子出生了，全家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恨不得全世界都知晓，一分钟后，产妇不行了，这种从天堂瞬间跌到地狱的感受，没有人可以承受，没有人愿意承认。有时候，我也无法面对家属。”

这二十年，他成了大家眼里的“东哥”，一个有强烈职业认同感的“麻醉医生”，厚道、坚韧、善良。他有他的底线，特别反感“麻师”这样的称谓。“麻醉医生就是麻醉医生，管着手术室病人的生命体征，让外科医生心无旁骛的完成他的工作，这里不仅是精通麻醉专业，需要丰富的内科知识，更需要极强的应急应变能力。所以，谁这么说了，一定请他纠正过来，称我们麻醉医生。”

1

解不开的从医缘

1976年，徐振东出生于内蒙古包头的农村。

“在童年的记忆里，总是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庄稼地的麦子、玉米和向日葵中奔跑，但是记忆最深刻的，是一种气味——父亲药箱里消毒水的气味。”徐振东说，父亲当年是乡村医生，整天骑着一辆自行车，穿门入户，后座上的红十字药箱特别显眼。“他为村民们拔牙、挂水、清创、针灸，啥都干，是真正的全科医生。药箱里什么都有，我还偷里头的山楂丸吃。”

徐振东说，小时候认为，有个当乡村医生的父亲，其实并不美好。因为总是在半夜被急促的拍门声惊醒，睁开朦胧睡眼看时，父亲已经披上衣服，挎起药箱奔出门，然后是守着病人，一夜不归。“我长大不做医生，不要像父亲一样，病比天大，家都不顾。”年少的徐振东这么对母亲说，母亲微笑着说，孩子，你以后会明白的。

还是冥冥中的安排。

到了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徐振东思前想后，却发现内心还是钟意医生这个职业——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比抗拒的，内心却还是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兜兜转转又绕回原点。1995年，徐振东考进第二军医大学麻醉系。他说，进手术室是一件神奇的事。“那时挺幼稚的，想着只有麻醉医生，才能一直待在手术室。”

2000年，徐振东从二军大毕业，考研却以三分之差落榜。

读不了研究生，面临的是部队的毕业分配。军令如山，徐振东被分配到沈阳军区的一个很小的部队医院，驻地在内蒙古赤峰。

医院很小，麻醉医生加他只有3个。在那里的日子，徐振东称之为“清闲”——一天也就三四台手术，有些老医生甚至闲坐在医院的池塘边钓鱼。成日无所事事，在遥远的边疆枯守的徐振东，心里产生巨大落差，以至于不愿在同学群里说一句话。他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渴望进步，而不是一眼看到三四十年后，还是整天坐在那里钓鱼。”

徐振东决定重新考研。极差的宿舍条件，满房间的沙尘，漏雨的屋顶……徐振东每天晚上看书要到一两点，一股坚韧的劲儿支撑着他。

2

走不完的专业路

终于，徐振东考研成功，又回到了二军大，在长征医院麻醉科学习。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徐振东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麻醉科，这里是他的全新起点。华山医院作为知名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和教学医院，工作强度非常大，但是这样的历练也使得徐振东脱胎换骨、受益匪浅，从知识、技能到对病人、学生、学科的态度，都有了巨大的提升，这八年的时光，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麻醉医生。

2013年，徐振东带着不舍，从华山医院转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迄今已有六年。“这里和华山医院又是不一样的体验：在一妇婴这个专科医院，更加需要知识全面的麻醉医生，我们要负责手术麻醉、分娩镇痛和危重病处理。”

2014年，在时任段涛院长的重点要求下，麻醉科着手建立系统化、规模化的分娩镇痛。制度建立以后，每天24小时都有麻醉医生守护在产房。从一名普通医生做到科室副主任，徐振东亲历科室分娩镇痛的发展进程。“镇痛率从最初的30%翻了两倍有余，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82.9%。”

事实上，去年年底，国家卫健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遴选一定数量的医院开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工作，增强医疗服务舒适化程度，提高孕产妇就医满意度。一妇婴正是国内第一批试点医院。

不过，徐振东当前的工作重心是重症管理，他兼任ICU主任。

一妇婴之前并没有专门的ICU，一些内外科的会诊和抢救，都是由麻醉科负责。从徐振东刚调来一妇婴开始，就因为家里住得近，经常被叫到医院参加抢救，加上能力出众，慢慢和整个团队建立了信任。

2014年8月，送来一名孕妇，刚进医院次日就破了羊水，她在与护士在病房讲话的时候，突然呼吸心跳骤停。那天，正是一个周六。

“我正准备送妻子和女儿去机场，她们要去内蒙老家看爷爷奶奶。接到电话后，我扔下娘俩，直奔医院。十几分钟就赶到了，赶到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当时已经做了紧急剖宫产手术，在场的医生正在做心肺复苏，满地都是血——高度怀疑是羊水栓塞。”

气管插管、血管穿刺、提升血压，病人转送到手术室的时候，凝血功能完全紊乱，无尿，血压都没有了。这样棘手的状况，对徐振东来说也是很罕见的，但是这个关口，麻醉科必须扛起抢救的重担，徐振东挺身而出。

这个病人抢救了六七个小时，全市六个医院来帮忙会诊，手术结束病人一直没有醒，上着呼吸机。当晚，徐振东和一位护士一起陪着产妇，守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个夜晚，产妇出现少尿、电解紊乱、低氧，必须每隔半个小时测一次血气，不断调整内环境和呼吸机参数。“对我们来说，孕产妇死亡是绝对零容忍的，压力非常大。”徐振东坦言。三天以后，这名产妇终于醒来，克服了多器官损伤等并发症，七天后病情慢慢平稳。如今，她已回到了工作岗位。也就是这场硬仗，让徐振东收获了极大的勇气、信心与信赖。

2018年2月，因为多方面的需要，一妇婴开始筹建自己的ICU，直到7月建成，终于摆脱了从前只能在病房、产房抢救和监护的境地。在受命主持大局的徐振东看来，国家政策尤其重视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因而在一妇婴的ICU就像是不见硝烟的战场，承受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实力没有综合性医院的ICU强，但是以孕产妇为重点的ICU是其突出特点，而产妇无论在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都可能发生危机状况。

一妇婴ICU成立一年多，徐振东接二连三打过不少硬仗。比如孕产妇发生昏迷抽搐、生了宝宝的产妇突发低血压、心衰，都是危在旦夕。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敢回家，守在医院，随叫随到。

“紧急情况随时都有。2014年10月的一个晚上，自己因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动弹，请假在家休息，正躺着，突然接到求援电话，有病人低血压，硬撑着打车过去，十分钟进了产房，发现已经在做心肺复苏了。原来产妇是出血导致的心跳骤停。我上手做CPR，腰疼，按两下就按不动了，疼得满头大汗，但病人就在眼前，不知道还能不能救过来。”徐振东说，这时候全然不顾自己了，只有尽量保持冷静，和同事们继续CPR、除颤、用药，万幸，患者最后心跳恢复，并醒了过来，脱离危险。

但是，不幸的情况也会有。抢救失败，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残酷的。而作为医生的徐振东，病人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或者死亡，他会非常难受，甚至整个一段时间都会在巨大的阴影中度过。“生命太脆弱了。现在多多少少有点相信命运了——医学的力量非常有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每一步做得完善一点，尽力一点，自责和遗憾就能少一点，内心可以平静一些。”

徐振东认为，一个好的麻醉医生要具备手术室的控盘能力，要兼顾病人每一项指标，保障病人的生命体征，并在紧急状况做出有效的处理。“我们是默默付出的角色，但却是病人的守护神，哪怕病人并不知道。”

然而，在真正入行之后，徐振东发现，麻醉医生的被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同行和病人称呼他们“麻师”，都不能算作“医生”。这种称呼让徐振东反感和痛心。他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读和偏见，麻醉医生和其他科室的医生所受的教育都是一样的，甚至在应急抢救方面能力更强。

“大多数时候，麻醉医生站在无影灯后面，只有在发生险情的时候，才会冲到台前，与手术医生并肩作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手术台上病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徐振东说。

口述实录

唐晔

徐主任，作为分娩镇痛的麻醉医生，您对分娩的疼痛有没有直接的认识呢？

徐振东

坦率说，我是有切身体会的，2009年，我爱人生孩子，当时我们都想顺产，她在产房经历了10个小时的分娩疼痛，湿透了好几身衣服，我就陪在身边，手臂上被她掐的红印痕迹一道又一道，知道她痛苦，但确实不知道真的有多痛苦。直到来了一妇婴，体验了我们医院的分娩疼痛模拟仪，我最大忍受度停留在七级，而分娩疼痛是十级。所以，当一个母亲真不容易，每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唐晔

您认为，一位优秀的麻醉医生具备的素养是什么？

徐振东

麻醉医生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而且也要熟悉外科，更要有快速准确的应变能力。比如，突然碰到一个病人二氧化碳下降，接着血压下降、心跳测不到，内科医生可能先是一个一个系统排除，而麻醉医生要尽快判断是手术操作、麻醉还是病人本身导致的，紧接着针对性地尽快处理。麻醉绝对不是打一针就完事儿了，在手术台上，麻醉医生对病人是保驾护航的作用。一场手术做完，病人愉悦地苏醒过来，没有任何风险和并发症，这是我们追求的完美的麻醉。

唐晔

怎么看待您现在的压力？

徐振东

紧张的工作环境和快速的人员轮转，造成了无处不在的压力。我以前不抽烟，现在有时候会抽几根舒缓一下。有时候和原来部队的朋友喝喝酒，虽然不喜欢喝。我爱好不多，也很难纾解压力，经常失眠。我现在就学着劝自己，不要太过苛责自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好在现在流程都规范了，科室年轻医生成长了，我的压力就小了不少。

唐晔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徐振东

回内蒙古老家。我回去时间很少，有三四年没回过包头，赤峰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想回老家走一走，我很怀念童年的日子以及毕业分配到赤峰工作的生活。

唐晔

有没有自己的爱好？

徐振东

不多。少年时练过长拳，现在都荒废了。唯一爱好是看书，每天回家都会看书，这是和我导师石学银教授学的。内外科、重症医学都会看——都是专业书，我这个年纪把专业书当爱好、当乐趣来读，也是蛮少见的（笑）。其实，我是从骨子里，从内心深处热爱我从事的职业。

唐晔

您一路走来，靠着的力量是什么？

徐振东

部队锻炼了我，给予我坚强和坚韧。还有做医生获得的成就感。全力以赴，危重病人抢救成功之后，虽然一身是汗，但还是很快乐，之后一个星期都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感之中，睡觉也会回顾抢救的历程。我也会收到患者的鲜花和锦旗，但是从来不求他们给我们什么。我奋斗的力量不仅来自病人，而更多还来自前辈的坚守，和对麻醉专业前景的憧憬。

采访/唐晔  编辑/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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