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惩罚的意义 （建议未成年人禁阅）
.
到了佐义家，我才感觉到什么是差距。他在卢湾区最繁华地段的高档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言谈举止也变得像个有身份的人了。而当时的我很瘦弱，好像来一阵风就能把我吹个跟头，除口袋里侵吞贩毒女的两千多块钱之外，一无所有。
佐义看到我，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过去在他印象中混的不错的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知道我肯定还在吸大烟，就让我现在他那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养好了在帮我找事情做，并让我尽快戒掉大烟。可佐义住的地方，离浙江路拿大烟的地方只有几站路，我换了新的大烟上家，买毒品反而更方便。
虽然我嘴巴上答应的好好的，但总是等着佐义上班时，偷偷的外出拿大烟。后来佐义也看出来我戒不掉。有一天他带了些冰毒回来，说以后要玩就玩点冰，玩冰毒相对大烟来说，起码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做点事情。那晚我跟着佐义溜了点冰，刚开始确实觉得精神突然好了很多，可一会功夫就觉得马上要犯大烟瘾了。
很多人都听说冰毒可以替代大烟，这也没错，但是在大烟成瘾的时候是替代不了的，一定要等大烟戒断以后，再使用冰毒，才能达到替代的目的。冰毒的解酒作用非常明显，不管喝的醉到什么程度，只要吸几口冰毒，立刻就会清醒。可是冰毒和大烟确是对冲的，就类似与酒和大烟对冲一样，而且冰毒和大烟对冲的作用力，远远胜过酒和大烟。
当时被冰毒冲掉了大烟的感觉，让我觉得毒瘾马上就要发作了，于是瞒着佐义，我躲在卫生间打了一针，可精神状态转换的同时，小脑部位开始莫名的疼痛。而且剧烈的程度迅速升级，我从马桶上站起来只过了几秒钟，就痛得眼前一黑，直挺挺的栽倒下去。几分钟后醒来，发现倒在卫生间的地上，眉骨处，可能是在摔倒时，撞在了马桶上，一条血口不断向外冒着鲜血，让我一只眼睛的视线瞬间蒙上了红色。佐义在客厅听到卫生间的动静，进来看到满脸是血的我，得知是吸食冰毒造成的，之后就再也不敢让我吸冰毒了。
吸毒出现我当时那种严重的对冲，虽然不多见，但同时吸食冰毒和大烟的人，经常会遇到这种两种毒品对冲的情况，特别是先用过冰毒再注射大烟。经常听人说毒品吸食过量，其实现在几乎所有的毒品，吸食是很少出现过量的。
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系统，不受大脑控制，也会本能的对外来不利物质形成一道防线。而通过肺吸收毒品，产生的作用力很快就能到达大脑，所以在够了的时候，大脑会及时做出停止摄入的命令。 但注射和吞食毒品，就像一支在战场上，绕过了敌军防线的突击队，渗透到了敌后，产生的更大破坏力。
采用注射方式将毒品送入体内，往往不可逆而过量。吞食毒品，因为反应没那么快，不能及时调整摄入量，就像狼吞虎咽的吃东西，等感觉到饱了，其实已经吃的太多了，吞食毒品感觉到够了，往往已经过量摄入了。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毒品过量，是由注射和吞食毒品引起的。
见我整天在家昏昏沉沉的，佐义想，可能让我做点事情对我有好处，于是安排了我进他的公司上班。到了佐义做的那家夜总会，我才知道那是一家很有名气的夜总会。他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总。虽然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板，但这家夜总会的老板，看中佐义经营夜总会的经验，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他，和他分层所得的赢利。
并不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板不自信，而是这个老板是个很聪明的人。因为他愿意相信，自己不是做这一行最有能力的人。把自己的事业交给更有能力的人来经营，不但不用担心要承担经营违规的风险，，而且大大降低了事业越做越大的难度，因为自己只负责监督工作， 简单就意味着更专业。不像现在很多人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表现的无所不能，这就导致了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可缺少真正的专业。
过去我一直认为，历时约悠久的国家，因为有经验依赖，越不容易改变，也就是落后。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英国，他们给人的感觉不失传统，但也并不落后。我觉得英国的皇室很聪明，他们拥有权利，却不轻易使用权力。他们知道独揽大权形成的威慑力，会导致没有反对意见。人们只说应该的，不说真实的，这很可能让他们做的决定错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负责监督使用权利。
他们也并不是盲目的保留所有的传统，他们保留了简单易学的语言文字，所以变得越来越通用。他们保留的一些古典建筑，起码现在还能安全使用，这样才更能说明古人的工艺精湛。相对保留而言，他们更愿意改变，因为他们知道，前无古人或许很重要，但后无来者肯定很悲哀。
追求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让他们普遍具有分辨是非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有置身事外权力的监督，所以人们很大程度上拥护的不是权力而是正义。这样更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和完善。而社会的繁荣稳定，又让背后的权利者牢固的长久下去，就算出了什么错，也和权力者不相干。
这似乎有些符合不做不错的嫌疑，虽然有些自私，但也不失合理。因为这并不是损人利己的阴谋，而是利人利己的智谋。现在很多聪明的生意人都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明白学习别人再自己做，还不如直接把自己的平台，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做，因为竞争的发展空间，是超越不了合作的。
佐义一直念着他的今天，是因为有了我在他创业初期的帮助，所以尽量给我提供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的条件。他把我安排在小姐房做总管，除了他和老板，没有人可以指使我。所以我相对很自由，权力不大，但可以管辖几百个小姐。小姐的好坏，是夜总会生意的关键，他是想让我先从管理小姐做起，等积累了经验之后，在安排我做更重要的事情。
上班的第一天，佐义给了我一本面额五十块的罚单。他说只要发现小姐迟到早退，或是在小姐房抽烟，都可以开单子。可是自由散漫惯了的我，也不习惯去管束别人，还经常做些让保安为难的事。
我上班时，经常会到一些空着的包厢里唱歌，有时候安排客人进来时，打扫干净的包房已经被我弄得一片狼藉。夜总会的二楼有个酒吧，装修好还没开业，平时没人去那，就变成了我经常注射大烟的地方。而那些小姐为了巴结我，经常买些香烟之类的小礼物送给我，这导致我一个月下来，一张罚单都没开出去。不但这样，我还经常找一些没有坐上台的小姐，在小姐房公开打牌，把整个小姐房搞得乌烟瘴气的。
夜总会的员工和小姐，知道我是总经理的朋友，都对我很客气。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些事情反映上去，更不会有人当面指责我。这也让我更加肆无忌惮，去拿大烟的时候，我顺便带了些大麻回来，一百块钱的大麻膏，可以卷上百支大麻烟。
本来是用来自己抽的，当时想没有谁会知道。就像抽烟一样，大明大放的抽。谁知道有很多小姐都是内行，一闻到大麻的味道，就知道我抽的是大麻。为了从我这得到，更加向我示好。吸大烟虽然对女人不是很感兴趣，但偶尔我也会和一些质量较高，主动送上门的小姐在包房里鬼混。后来竟然发展到直接在夜总会里买大麻。当时夜总会，开三千块钱工资给我，佐义私人也会经常给我一些，再加上我买些大麻的所得，维持我吸大烟就不再是问题了。
渐渐地这些事传到了佐义那，但是碍于和我的关系，他也只是装作不知道。可很快这些风声又吹到了老板耳朵里。老板找了佐义，勉为其难的佐义，只好把我调出小姐房，安排在安保部门当保安。而这时候我发现，佐义对我的态度变得爱理不理了。就在我当保安没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佐义彻底对我失去了信心。
那天佐义和老板出去办事，很晚才回夜总会。这时候玩客们已经开始陆续离场。有几个喝的摇摇晃晃的，看上去像是混社会的人，和迎面而过的老板擦碰了一下。那帮人不认识佐义和老板，挑衅的问了句：“怎么，撞了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吗”。老板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明明是你们走路不看路嘛”。
在喝多了的这种人面前，说这么句话，等于是向对方宣战了。转眼间佐义和老板就被几个人围起来攻击。当时的大厅里只有我和几个前台的迎宾小姐，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就连弱不禁风的前台小姐，都冲上去劝阻了，我却只是站在一旁傻傻的发呆。佐义当时看着我无动于衷时的疑问眼神，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这件事之后，我根本不敢和佐义对视，因为他的眼神让我无地自容。但这种尴尬没有维持多久就结束了。几天后我去浙江路买大烟，平时那个抱小孩的女毒贩，最多让我等十分钟她就到了。可那天在约定的地方等了一个钟头，还没看到她的身影。 打电话过去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再等五分钟，马上就到”。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一种不祥之兆，但大烟没到手我又不死心。好容易看到了远远走来的女毒贩，还没来得及兴奋，就被两双有力的手，把我胳膊反扭到了身后。
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执法，会依靠犯罪的人出卖违法的人，来完成工作任务。到底是贩毒的罪过大，还是吸毒的罪过大， 这不是等于开着妓院抓嫖客嘛。这个社会本来就缺少以诚相待，这样的执法方式，等于是在增加不信任。
或许以毒攻毒，以暴制暴的方式，是罪有应得。可那些相互出卖的人之间的接触，并不只是和犯罪有关系。他们可能有更多需要用以诚相待，才能促成的正常情感积累，就因为这些看上去是罪有应得，而遭到终结。由于看上去合理，他们在此后的生活中，还很有可能扩大这种不信任，把失信于别人，理所应当的运用到，和更多人之间的相处中。从而导致社会的大环境不信任增多。
或许是因为在一线工作的执法人员，他们的工作环境特殊，经常会接触到一些道德缺失的人，久而久之便近墨者黑了。我曾听说过一个案例，说某个地方，有个执法人员为了立功，以事后从他这得到照顾为条件，说服了一个混社会的人，和他制造一场绑架案。然后又说服了一个女人充当演员。整个案件的侦破，由于是他自己安排的，所以顺利的成功告破。
可这出戏演到执法人员，用枪指着绑匪头的时候，剧情临时改变了，那个执法人员为怕事情败露，假戏真做的杀人灭口了。本来应该接受审判的“罪犯”被一枪爆头。这个案子本来应该死无对证了，可那个参演的女人，由于事后顶不住良心的谴责，最后说出了实情，才得以真相大白。
执法人员懂法，所以如果心术不正，更容易钻法律的空子，就像贼更懂得怎样抓小偷一样。虽然上面这个案例只是个别现象，可谁又能保证，所有已成定局告破的案子，因为缺少那个顶不住压力的女人，而不为人知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很多时候，不是官与民之间，而是更适用于制定方和执行方。很多政策给人感觉似乎没有效，其实不是制定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就像开发软件的人和黑客的关系一样，不是开发软件的不如黑客高明，而是因为黑客可以不择手段，难度系数不一样。
在我接触过的执法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参加工作久了的人，给我的印象更像是混的人，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事业，而是交差了事。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刚刚参加工作的执法人员，本来怀揣着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走上工作岗位后，却往往发现和本来憧憬的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他们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合理，可为了融入环境不得不为之，不得不及时调整随大流的态度。
禁毒的执法确实很有难度，因为不同于其他犯罪。毒品犯罪的罪犯，和受害人都关系密切，受害人受害后不会主动报案。但是如果用诱捕的方式来破案，起码不能让贩毒的举报吸毒的。因为受害方如果还要受到惩罚。不等于是被人偷了东西，还要承担没有保管好被偷物品的责任嘛。更何况那些贩毒的人揭发吸毒的人，是为了可以得到庇护继续贩毒。
我认识的有些毒贩，已经得到庇护，贩毒超过十年以上了，就按他们每天平均贩卖二十克毒品来计算。十年的贩毒量，恐怕文化程度低的都算不出来。但谁都可以估计出，贩卖这些毒品的量，爆十次头都够了。可他们依然像没事一样贩毒，而且生活的还不错。
不过现在想起那次被抓戒毒，更多的是因祸得福，因为那次戒毒，让我有了条件，到现在都没有再碰大烟。
在派出所办好了戒毒手续，就直接把我送到了市戒毒所，那是我第一次到市戒毒所。虽然之前在新疆戒过三个月的毒。可是真正感受吃官司，那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戒毒所基本上都是吸大烟的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到四十几岁之间，几乎看不到一头白发，上了年纪的人。
在过去的官司单位里，老犯人通常都会表现出，让新来的害怕自己。走在进入监房的过道里，每个铁门里面都探出几双恶狠狠的眼神，好像我和他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管教把我关进监房后就走了，房间里的“排头”（房间里的老大）看上去还算客气：“朋友，用不着太害怕，现在是文明官司了”。
虽然没有“过堂”，但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洗冷水澡。当时我正在犯大烟瘾，本来就对环境的温度很不适应，冰凉的自来水浇到身上，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从上到下划开了我的皮肤。但难忍也会有反作用力，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后，从更极端转换到相对不极端，浑身哆嗦的状态也转换到了相对舒适，反而让我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刚进来的几天，会有美沙酮和一些戒毒药吃，逐渐减少药量，到第四天完全停药， 基本上不会让人觉得很难受。但有些先进来的牢头狱霸，经常强迫那些新进来的人，把美沙酮省下来供他们享用。由于每次服药是都有管教监督，那些胆小怕事的戒毒人员，只好先将美沙酮含在嘴里，等管教中了之后，再吐出来给那些牢头狱霸，我当时看着他们毫不犹豫的吞下别人吐出来的东西，恶心的差点吐出来。
四天后我的心情逐渐好转，而且胃口大开。由于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身上又没带多少钱，开不了“大账”（食品和日用品）。戒毒所的一日三餐，往往又不能顾及到，我半夜里饿的两眼冒金星。只好半夜里等别人都睡了，偷偷地拿别人的食物充饥。有天夜里让排头看见了，可他不但没有责骂我，还主动让我不用客气，想吃什么就向他开口。
在当时的戒毒所，像这样的排头并不多见，需要非常好的运气才能碰的上。这个人叫四喜，是北区人，和他成了朋友之后才知道，他过去也是个喜欢泡酒吧的人，还曾经去过我当年开的酒吧，更意外的是他和火炮也认识。有了谈到过去的共同语言，让我们接下来的相处，像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样。但没过多久，随着他的调走，也终结了房间里的和谐。
按照戒毒所的规定，过了十五天脱毒期就会被分到常规间，然后等待编队送往农场正式戒毒。四喜刚走，房间里的两个老官司，就为排头的位置差点打起来。后来更无赖的一个老官司，被管教任命为排头。此后房间里的是非就开始多了起来。
刚刚脱毒的戒毒人员，胃口都特别好，而房间里有好几个三无人员，没钱开大账。戒毒所也知道这些情况，特意多准备了很多饭菜，给那些没有接济的人。但这个排头似乎心态有些不正常，开饭的时候一点也不肯多打，还不允许别人多打饭菜，甚至故意把那些相对较小的饭块和馒头，分给比较能吃的人。更可气的是到夜里，觉得别人差不多肚子饿了的时候，他会发出很响的声音，从床底下的拖出大账箱，拿出些零食像表演一样，一边嘟囔着不好吃，一边咬两口扔了。
由于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实在不好受，这天开饭的时候，我就向劳动犯多要了几个馒头。排头见了，好像是有人抢了他的东西一样。有些夸张的大发脾气：“房间里不管什么事，都要经过我同意了才能做，谁让你自说自话去要馒头的”。
或许是第一次吃官司，我当时被他唬住了：“不好意思大哥，我晚上肚子饿，多要一点，饿的时候垫垫饥”。见我的态度像个好欺负的人，他说的话越来越不客气了，用一口纯正的苏北口音说：“乡下人，就晓得吃，像个瘪三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突然改变口音是什么目的，心里很不舒服的嘟囔了一句：“我要的是戒毒所的，又没要你私人的东西，管得有些多了吧”。
其实他说苏北话，是为了团结身边的潜在力量。因为官司单位，他的老乡很多。这招也确实很管用，本来房间里两个人不认识他的，听他说苏北话之后，也开始用苏北话嘲讽我。排头见有人给他撑腰，胆子更大了，一边叫嚣着，一边朝我冲了过来，另两个人见他准备动手，也都站了起来。
在官司单位，有很多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本来很小的事情，往往被他们的煽风点火，最后变得不可收拾，而往往等事情搞大了，他们又会躲在背后，装作没事一样看热闹。就像有些人口口声声喊爱国，一有点什么事就喊打喊杀。如果真的打起来，我想这些叫的最凶的人，肯定只会躲在后面，最多也就是声援一下。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少喊点口号，多交点税，但最基本的是，不希望国家卷入战争。
当时戒断了一段时间的大烟，我的身体协调性恢复得很好，反应也很快。看到敌强我弱的局面，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躲进了一张上下床的中间，紧靠着墙角，尽量避免他们从多个角度向我进攻。我的位置易守难攻，以多欺少的几个人，也不敢冒然进来，在外面张牙舞爪了一会，排头被两个同党怂恿的很没面子，进来想把我扯出去。
我知道以少对多的搏斗，最忌讳的就是和对方纠缠在一起，那样四面受敌，根本没有占便宜的机会。我挡开了排头的拉扯，做了一个虚晃的出拳的动作，他果然上了当，吓得退了出去。再次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单膝跪在床上，朝着他迎面而来的脸，一个有力的直拳。迎击拳吃足了力，正中他的左眼，他的眉骨立刻被撞开一条口子，鲜血瞬间染红了他半张脸，而旁边的两个人此时连声援都停止了。
闻风而来的管教，被排头的惨样吓了一跳。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祸闯的不小，一言不发的任由几个恶人先告状，然后我被管教带到了禁闭室。但管教并没有完全受到他们语言的左右，一个个找了房间的其他人调查情况，似乎除了他们几个，其他人都帮着我说话。后来排头被撤了，但我也因为打伤了人，还缝了针，在单间里渡过了好几天。那时候我不知道，在戒毒初期关押，如果有暴力行为，都会被送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外地戒毒。
本来在市戒毒所，要关押一两个月的，结果刚过了十五天，就被翻到楼下编队等待遣送了。巧的是翻到楼下，正好和早已在这等待遣送的四喜，分在一个房间。而惊喜还不止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外面分饭的劳动犯让我觉得很眼熟，等他走近仔细一看，差点忍不住大声叫出来。但觉得他似乎胖了很多，又一下有些吃不准，于是试着轻轻喊了声：“赵公子”。他马上抬头吃惊的看着我，这让我肯定自己没认错。奇怪的是赵公子并没有理我。当时我还以为上次让他失望，还不肯原谅我。
可没想到晚饭吃到一半，赵公子又出现在了门窗口：“刚才管教在边上，不方便讲话”。说完他递了一包牡丹烟进来。当时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这次能够戒毒，因为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和他见面，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定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恢复。
赵公子说他开球盘输光了钱之后，顶不住压力，又没条件出去消遣，所以就又吸上了大烟。没多久就进来了，那时候强制戒毒是一年，他家里拖了关系，让他留在了市公安戒毒所戒毒，当时他已经快到期了。还说家里为了让他收心，已经帮他备好了婚事，出去就要结婚了。那晚一直聊到就寝他才回去，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外遣的警报就拉响了，连和赵公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被送往了外地。
在路上听四喜说，我们被送到大丰农场，那是个下江管辖，但在苏北大丰市郊区的劳教所。因为那时候的吸毒人员，已经开始快速增多，市内的戒毒所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在大丰劳教所，清理出来两幢楼，成立了两个戒毒大队。
当时还没有过江大桥，运送我们的警用大巴开上了摆渡船，过了江，不久就到了目的地，刚刚建成的封闭式大丰劳教所。几个足球场面积的广场上长满了野草，看上去有点慌，广场的另一边是医院和伙房，再往里走就是坐落在高地上的监区，被一条水泥路一分为二，右面几幢楼是劳教区，左面的是戒毒区。周围这一切，都被绵延几里的四米大墙，严严实实的围在里面，好像是与世隔绝了一样。
听四喜说，很多违法犯罪的人，情愿被判刑，也不愿来劳教所。因为监狱里吃官司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初犯，本性并不坏。所以监狱的管理方式，除了惩罚还有教育，相对人性化，大部分人出去之后也都能改过自新。而名为劳动教育的劳教所，却主要以惩罚为目的，很多监狱里可以的，这里都不可以，比如戴手表，听收音机等。
一个人明白自己错了，会心甘情愿接受应有的惩罚，而且多数都会改正。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接受惩罚，一定会很抵触，而且多数不会改变。吸毒的人复吸率高，就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错了，虽然人们经常看到一些吸毒的人，承认吸毒错了。那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敷衍行为，或是因为戒断了很久，淡薄了对毒品的快感的记忆，可一旦有机会得到毒品，就会唤醒那种记忆。
处在两种环境的人状态，面对同样的事情，做出的反应，正常情况下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无法要求参与激烈战斗的人怎样行为。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就导致了在戒毒所经常会发生自伤，自残甚至自杀的事情。
有人说这些人好傻，为什么不采用更合理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呢。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但往往这些人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怎样让别人理解自己。再加上忠言逆耳，很多人也没有能力，或不会把心态调整到对方的立场去感受。往往在两种观点无法统一，又不得不统一的情况下，强势的一方因为不厌其烦，选择强制，而弱势的一方因为万念俱灰，选择极端。
以前我在戒毒所，很少见到老实人和正派人，更没见过不符合吸毒条件的人。可现在的戒毒所里的老实人正派人很常见，更不可思议的是，偶尔还会碰到真正的弱智。一个在社会上是弱智的人，怎么可能有吸毒的条件。后来我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没有良知的“倒钩”，为了凑够指标，巴结给自己提供庇护的承办，而特意制造出来的。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让这样的人戒毒更放心，因为他们不会报复，也更不会自伤，自残，自杀。
在戒毒所里虽然会经常看到一些，表面上精神失常的人，其实在监狱或是过去的劳教所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那些人根本就没吸过毒，但那些人和戒毒所里精神失常的人，具备一些同样的特点，一.基本上是些老官司，或是给人感觉很聪明。二.吃官司之前一切正常，吃官司之后，特别是劳动时表现不正常。三.还有就是有时像个疯子，有时像个弱智。而疯子和弱智根本就是两种病，不太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
其实吸大烟的人，除了在犯大烟瘾的时候，会表现得不正常。吸冰毒的人有一小部分，每次吸食后，都会出现过敏引起的幻觉，大部分人都不会有精神失常的反应。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断毒之后，毒品引起的精神异常都会消失，我接触过很多吸毒的人，还没有发现那个人，因为吸毒造成了永久性明显精神失常。
所以有些表现的精神不正常的人，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鉴定不出什么结果。其实这些人都是为了逃避劳动，或是为了达到保外就医等其他目的，故意的装疯卖傻行为。在监管场所鉴别一个人精神是否正常，基本的标准就是，有病的装没病，没病的装有病。
也就是说，在戒毒所经过一段时间戒毒之后，发生的自伤，自残或是自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正常的。后来我也在强戒的过程中，走过多次极端。但是现在想想，当时的行为并无意义。因为就算当时真的死了，自己的死亡原因很可能被记录成，由于吸毒造成精神失常，而不是被逼无奈。
当时的劳教所，管教把劳教人员当做敌人，管理方式相对强势的多。很多人把在劳教时受的苦，转变成了刑满释放的报复社会，所以吃劳教官司的人，惯犯很多。特别是吃过少教官司的人，在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处在邪恶思想的环境中，后来变成了坏人中的坏人。现在国家取消了劳教政策，除了无法可依，可能也有一些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因素。因为如果医院治不了病，学校育不了人，存在下去就没有意义了。
刚下车集合时，管教中队长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有个戒毒人员在站队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被在一旁虎视眈眈的中队长看见。他冲过来，照着那个人脸上就是一个大耳光，拍得声音很响，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声音震住了。
那个挨了打的人虽然很不服气，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中队长见他不服气，竟然拿出电警棍一边放着电，一边冲上去准备电他。暴力解决有时立竿见影，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和所有情况下。在戒毒所，有些管教根本不会考虑，谁应该暴力，谁应该道理，为了省心，他们往往一视同仁，结果引来了民愤。
那时候的戒毒人员，还没有学会逆来顺受，更不像现在这么势力。四喜躲在人群里起了个哄，这激起了所有戒毒人员，内心中对失去自由的不满。顷刻间所有人都开始起哄，突然的变故让中队长慌了神，不得不停止了使用暴力。激动地场面最终没有升级，此后中队长对我们的态度，也客气了很多。
后来听说这个中队长的父母，都是劳教所的干部，凭着这层关系他进了劳教所工作，从小跟着父母耳闻目染了工作方式，让他具备了这方面的优势，所以很快当上了中队长。 本来在劳教大队的，我们这批空降的戒毒人员来这里，他就被调来管理我们了。
子承父业在过去很普遍，特别是公务员单位，这种习惯或许能够延续经验，有助与专业的积累。可同时也依赖于经验，更限制了在工作上突破。而且有些人或许更适合当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或是受人敬仰的艺术家，并不适合当一个执法者。
在我们的传统中，很注重家族观念， 很多长辈为了老有所依，希望和子孙住在一起，其实更多的是让子孙形成依赖，不愿意独立。有一部分虽然不会依赖，但却疲惫与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 而且人们形成一个小团体，就算相互依靠，相互关爱，但往往和团体以外形成对立，不利与和更多人友好。所以这种生活习惯也越来越不被人认可了。
从小我就有集体生活的经验，上学时住校，后来有当兵，现在又吃官司。虽然集体生活的性质不一样，但也有很多家庭生活里，碰不到的共同之处。比如夜晚睡觉时，什么怪事都有，说梦话的，打飞机的，做梦放屁的，甚至梦游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的人在一起生活，有了对比，才知道各个地方的人，确实普遍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行为。
而集体生活，会迫使一些不良习惯得到控制，因为人到了一个有对比的新环境里，总想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比如个人卫生，和一些待人接物的行为细节。可能当时自己感觉不到，却会让以后的交流和生活更加顺利。就像一个移民国家或是新建城市，没有共老旧思想依赖，更容易产生新的合理，所以往往这样的地方发展的更快。
但一些非正常的集体生活就不同了，比如像吃官司，这里聚集的都是各地素质较低的人，大家攀比的不是谁更有素质，而是谁更聪明，而在这里聪明的定义，是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很多人千方百计的少劳动，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经常可以听到对面劳教大队，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都是些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人。
听一些老官司说，被电击时叫的越惨，电的越轻。因为电击的目的除了逼产量，更重要是为了杀鸡儆猴，只要叫的足够惨烈，起到震慑作用，往往会网开一面。如果硬扛着，遭到电击肯定很猛烈，但只要一声不吭的扛到，管教认为你很有量，那么接下来的官司就会受到照顾，混洋差了。
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不愿意劳动的人。都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导致了劳动力逐渐缺失，这或许也有些道理。可世界上也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思想进步的国家，他们也面临或是已经人口老龄化了，但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劳动力不足，甚至还出现岗位不足。所以并不一定是劳动的人少了，而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对劳动的理解不一样，导致很多劳动力不能被利用。
我曾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过一个评论节目。说澳大利亚有位老妇人，在使用割草机修剪草坪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一只青蛙。后来她为了救这青蛙，买了张机票飞了上千公里，就为了找一个有条件救这只青蛙的地方。评论的焦点是，为了尊重生命，该不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觉得这个评论的主题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会有人连饭都吃不饱，还要付这么大代价救一只青蛙的。既然她愿意为了救一只青蛙，飞上千公里，说明她有这个条件。很多人喜欢纠结于该不该，却往往忽视了更重要。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有人会为了救自己的宠物，坐飞机飞上千公里，但有这种条件的人，又有几个会自己动手，使用割草机修剪草坪的呢。
有句传统老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提醒人们以后想过上好日子，现在就要加倍努力。把劳动的目的，定义成为了享福。这就造成享到福了，就不劳动了。有些劳动了，没有享到福，心里不平衡，也不愿劳动了。还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注定是享福的人，怎么能去劳动呢。
思想进步通常是更文明，之所以生活水平高，是因为他们主流人群对劳动的理解是，证明生命的价值。所以有了好的生活条件，同样继续劳动。有的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坚持劳动。充分利用了劳动力，国家当然就会快速发展，至少不会出现劳动力缺失的问题了。所以学习别人的进步思想，比模仿别人的领先技术更重要。因为只学习技术，相当于走捷径，或许看上去是文明程度的提高，可思想进步才能良性循环。
或许也有些不愿意劳动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我听说在某些游戏中，一件武器多的可以买到几十万。如果要用劳动换取几十万，可能要一辈子，而对开发者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可能有人会说，开发游戏蕴含着智慧和知识，可这些智慧和知识的产物，造成的是很多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且对社会发展没有实际意义。
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一些法制节目的报道，抓捕罪犯时，往往都在网吧这样的地方。这说明网瘾，导致了很多人在违法犯罪，而造成网瘾的，不就是网络游戏和网上赌博吗。虽然我不懂软件游戏的开发，但我知道这些所谓有内涵的产物，是学不为所用。正因为此，很多人更愿意选择走捷径，甚至看不起劳动，就连长辈教育后代的时候，也往往会说“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去劳动”。
如果那些人学有所用，凭现在的科技环境，或许也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类似于飞机上黑匣子的装置，来记录每个人的日常行为的信息。就像人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无现金支付，只是换一个概念，以后人们用电子产品消费的不是赚到的钱，而是自己产生的价值。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付出了什么样的劳动，或是产生了什么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想法新思想，发明的什么东西等等。得到验证之后，把这些有价值的付出，按照所产生的意义大小，折算成利用值，存储与一个大数据库中，每个人可以像现在手机支付一样使用。如果有道德缺失或不文明行为，也按照严重性的程度，折算出同等价值，从个人存储的利用值中扣除。
或许有人会说，个人信息的公开化，会导致更多的犯罪和无利与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公开透明更能约束人的行为，也更有利于维权，因为谁先发明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已经被存储在数据库中，谁未经允许盗用，一目了然。
可能我的想法有些天真，这样的模式要完善到可以运行，难度非常大。可一旦运行了，就意味着，受到公开透明的约束，不再有违法犯罪。对事不对人，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避免了投机。统一调配，物价更合理。因为持续付出才有不断回报，每个人都会主动劳动，。整个社会的不道德，损人利己受到控制，更文明的速度也就提高。
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都知道四大发明，可没有几个人知道是谁发明了什么。从事表演的人，得到的远远超出他们实际产生的价值。而从事科技的人，产生了很高的价值，获得的却远远不及表演的人。特别是现在的一些游戏开发商，和一些赌博网站，明目张胆的到处做广告， 这些成瘾性的内容，由于合法，产生的社会危害，可能并不比毒品小。
由于是第一次正式吃官司，对一切都很陌生，比如什么事情该知道，什么话不可以说。多亏了分在一个房间的四喜，经常提醒我，才让我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许也不是全部都很陌生，在戒毒所里往往会遇到一些，在社会上无法联系到的旧相识。
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了，在我们这批人之前空降的，另一个戒毒大队里，有个认识的人，他就是多年前出卖少华的建力，仇人相见一般都应该十分眼红，可同样认出我的建力，却厚颜无耻的向我强颜欢笑，只不过我的冷眼回应，让他的笑容变得很尴尬。
建力的心虚，让我更加确定了，当初是他出卖了少华。那时候我三十出头，身上的棱角还很锐利，差一点就激动地冲过去找他寻仇。打架在戒毒所是大忌，更何况去另一个大队，当时如果不是四喜拉住我，我的祸就闯大了。
四喜的朋友很多，在另一个大队也有认识的人，但他没有让对面的朋友明着去教训建力，因为这样难免会连累朋友，他只是把这个消息传了过去。在一个环境中受到所有人的排挤，远远比挨一顿揍的日子更难过。
当时“倒钩”在吃官司的人眼里，就像是过街老鼠，人人都恨之入骨。建力是“倒钩”的消息传过去之后，经常会有些我认为的好消息传过来，比如抽烟没人借火给他。吃饭时，他汤碗里多了一张卫生纸。一觉醒来发现他自己脸上被挤满了牙膏.....这些话提成了我和四喜，茶余饭后的津津乐道。不过那小子运气算好的，不久就刑满释放了。
四喜和我很投缘，不但分在一个房间，还睡在上下铺，关系一直到保持得很好。那时候香烟严格控制，完成劳动任务，每人一天只有一两支。很多人都合着伙抽烟，三个人一起，每顿抽一支，基本上每个人的烟都不够抽。有些脸皮厚的，一看到有人进厕所，就尾随进去想蹭两口，难免碰到一些人，只是进去上厕所的，遇到这种情况，尴尬的出来时，常常引来整个公堂间的笑话。
而我运气算好的，和四喜关系不错，他和大组长在外面就认识，每天都会从大组长那得到一包烟，经常拿几支给我，有时候他抽了一半，也会故意留很长一节给我。所以我基本上不缺烟抽。他对我这么照顾，按说我应该很感激他，可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几乎让我和他变成了仇人。
那时候在所有戒毒所，都会碰到一些信教的少数民族，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大多都是从小，被一些年长的同族人带出来偷东西的，如果偷不到东西，经常会遭到打骂。那些带他们出来的人，为了牢牢控制住他们，会让他们染上毒瘾。还灌输他们一些，汉人是仇人之类的思想，让他们把犯罪当做复仇。其实所谓的报仇，只是为了填满那些老大自己的腰包，这些口口声声有信仰的人，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做法，给自己信仰带来形象，也不会考虑别人有什么感受。
其实真正的穆斯林，不像大多数人印象的那样。从小在新疆长大，所以我知道他们很勤劳，没有不不良嗜好，就连酒都是禁饮得。特别是和汉人相比，他们更守诚信。 记得小时候在新疆，父亲有个很好的维吾尔族朋友，斯拉木大叔。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参军入伍的维吾尔族人。父亲说他刚到部队的时候，领导让他学开拖拉机，他竟然问每天要给拖拉机喂多少草料。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思想，落后到什么程度。
斯拉木大叔退伍回来和父亲认识之后，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玩。因为那时候维族人和汉族人居住区是分开住的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斯拉木大叔家，刚进维族人的居住区，就被一些不友好的维族人拦住挑衅，多亏闻讯赶的斯拉木大叔解围，才免受攻击。
听父亲说因为这件事情，斯拉木大叔受到很多当地人的排挤，但他依旧和父亲保持很好的关系。后来斯拉木大叔因病去世，父亲还经常买些东西去看望他的家人。能结下这么深厚的感情，说明他们并不是都很邪恶。 而现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穆斯林，都是极端暴力，自私固执。这都是因为一些思想邪恶，善于蛊惑的人，利用了宗教封闭排外的落后思想导致的。
我并不讨厌这些少数民族，甚至还挺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当时所在的中队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怕他们抱成团不好管理，每个房间都分了一两个。我们房间有个叫亚森的维族小伙子，他的老家和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很近，有很多童年生长环境的话题，让我们的关系走得很近。
而房间里还有一个维族青年很老实，不怎么讲话，中队里的一些要事情的人，经常欺负他，特别是大组长。有一天打饭的时候，大组长故意把维族人禁食的猪肉，倒进了那个老实巴交的维族人碗里，那个人拒绝进食。大组长就刁难他，说他浪费粮食，还给他戴上了反改造的高帽子。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有些人甚至说猪是他们的祖先，这都是瞎说。其实是因为猪吃的东西不干净，住的地方又脏，就连繁殖交配也很随便，在穆斯林人的眼里，是一种不洁动物。他们觉得人吃了这种动物，心灵也会变得肮脏。
虽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几千年的传承，已经让他们习惯了，吃猪肉就像吃毒药一样可怕。相当于汉族人被人扒了祖坟一样严重，如果在穆斯林居住区，让他们吃猪肉，很可能会引起暴乱。小时候在新疆我就听说过，有个汉人被一群愤怒的穆斯林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原因只不过是，这个不懂当地习俗的人，提着刚刚买的猪肉进了一家清真饭店。
亚森知道大组长在为难那个维族青年后，就跑过去和他理论。那时候强制戒毒，还带着些流氓官司的味道，大组长周围，通常都会有一些打手般的拥护者。拥护势力往往是不讲道理的，和势力的中心唱反调，不管对不对，都会变成拥护者的敌人。但不以正义为中心的拥护，往往是非不分，而且经常后果严重。
亚森对大组长的不敬，招致拥护者的谩骂，并升级到了肢体冲撞。中队里的其他维吾尔族人，一看本族人受了欺负，想接到命令一样，全都冲上来帮忙。整个中队立刻像炸锅一样的混乱。四喜和大组长是朋友，当然站在大组长一边，而我当时见亚森被两个人围攻，就上前想把他们劝开，谁知道，其中一个人照着我脸上就是一拳，一气之下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干脆就站在了维族人这边，和本地人对干了起来。
当时在场的中队长，被眼前的阵势吓得不知所措，总是强势，让他形成了依赖，遇到这样不可控的情况，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狼狈的大喊道：“赶快打电话叫武警进来镇压”，就差没喊救命了。这时候中队的指导员闻讯赶来。
在大丰农场，指导员在中队的权利比中队长要大，一般都是有点能力的干部才能担任的。指导员不顾一切的，冲入聚集人数最多的战团，挑中一个打得最起劲的人，把他手臂一拉一带，一个漂亮的抱摔，放到一个，接着又选中一个最为兴奋地参斗者，同样的动作，另一个也迎面到底。两个情绪最激动的摔翻之后，所有人都被指导员的擒拿动作折服，场面立即得到控制。
指导员是个实事求是的人，调查出真相之后，大组长被撤了。因为四喜看到了我，帮着维族人对抗本地人的全过程，我也和他因为这件事不再来往了。在他的习惯里，朋友对也是对，错也是对，只要朋友和别人发生矛盾，首先应该站在朋友一边。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觉得，应该帮理不帮亲，那么做只是自然反应。虽然觉得自己做的没错，却得罪了四喜，一直到临释放的前一天，他才主动和我互换了联系方式。
通过努力的劳动，一年的戒毒，我拿到了十几天的减期。释放的前一天，我和吴静通了个电话。她告诉我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未来的老公，是当地一家服装厂的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有生气，还莫名其妙的有中解脱感。
像她这种年龄的姑娘，在当地如果还没有出嫁，一定会招来别人的议论，而我又没有能力给她未来。但我向她诚心祝福时，却被她误会成了指桑骂槐的嘲讽。她不停的跟我解释心中的无奈，谈到和我经历的往事，一直哭个不停，弄得我也泪流满面。坐在一旁的指导员，看在眼里却一声不吭。
那个电话，是我记忆里打的最长的一次，一直等到我挂了电话，指导员才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像你这样的人不适合混的，出去之后找个正经事做吧，干正行，说不定你以后会有出息的”。
当时我并没有听进去他的话，现在回想起他的忠告，似乎明白了。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千万不要混社会，因为本来坚定守次序的人，在不守次序的环境中习惯了之后，会对不守次序更执着。是非的标准，受到环境影响出现偏差，往往感觉不到，而此时的坚持原则就是，错了也死不悔改。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