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戏精二号 裴冶
《葡萄牙的高山》在2016年与读者见面，作者是扬·马特尔，加拿大作家。
扬·马特尔
我对加拿大作家所知甚少，但扬·马特尔是个例外。他的代表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由华人之光李安导演搬上大荧幕。电影上映同年（2013年），李安再度荣膺奥斯卡最佳导演，“Thanks！Movie God！”
承让承让
此书既是出于扬·马特尔之手，书评的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船中既然可以有老虎，尸体中未必没有猩猩。
但葡萄牙高山区确实没有高山。
书中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并没有高山。这里没有高过山丘的东西，也没有所谓的’群山环绕’，只有一片广袤、起伏的草原，几乎不见树木；这里凉爽、干燥，被明朗沉静的阳光漂得发白。”
于是我们掩卷重新审视一下书名：《葡萄牙的高山》。
看吧，作者伸手一画，就给我们画了块老婆饼。
故事要从1904年说起，某一天，托马斯决定倒着走路。
他背对世人，背对上帝，用这种方式无声抗议。他实在是被命运“玩坏了”：他的宝贝儿子死于星期一，爱人死于星期四，父亲死于星期天。和平年代，一星期之内，亲人相继离世，挚爱撒手人寰，人世间最大的倒霉蛋不过如此。
于是他开始倒着走路，用这种悖于常理的方式，袒露自己最后的倔强。可于事无补。孤独总是像条狗，追着他，不依不饶。他的生命逐渐失去了重量，面目模糊。呼吸仿佛空气一样轻。
这样的处境迫使托马斯做出改变。诗和远方都是备选项。他决心追索乌利塞斯神父遗失在葡萄牙高山区的圣物。
所谓“圣物”不过是一尊十字架苦像，悬挂其上示众的上帝之子，上身长，下身短，只是一只黑猩猩。制作者乌利塞斯神父似乎有意告诫世人：没有神，亦无上帝之子，教众顶礼膜拜的只是一只动物。
托马斯在这尊苦像前嚎啕大哭。其实，有无苦像，或者苦像是什么，于他全无意义，重点是在这场奔波求索中，他是否像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那样，暂时忘记了悲伤，从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义。
托马斯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名为《无家可归》，但本书并没有结束。纷繁复杂的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托马斯这根线又串起了下一个故事。起因是他在驱车前往高山区的途中轧死了一个小男孩（肇事逃逸）。
转眼已是1938年，玛丽亚·卡斯特罗在病理学家欧塞比奥面前，从手提箱里倒出了她丈夫的尸体，并目睹了欧塞比奥解剖尸体的全过程。
解剖刀下，尸体仿佛一个编织袋，填充着各种杂物（鸡蛋、刀叉、笛子、腌鳕鱼、马车等）。在尸体的胸腹内还蜷着一只黑猩猩，怀抱一只棕色的小熊崽，神色安详，如在梦中。
尸体已不再是具体的尸体，而抽象为生活的烙印。
“黑猩猩怀抱小熊崽”这一刻印则源于1904年（托马斯前往高山区那一年），儿子的突然死亡——遭汽车碾压，四肢俱被斫断（肇事者便是托马斯）。痛失爱子的创伤绵延三十余年，像一只不愿离去的幽灵，直到卡斯特罗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
玛丽亚脱掉衣服，躺进丈夫的胸腹，将猩猩和小熊崽拢在怀中，请求欧塞比奥缝合尸体，把自己缝在丈夫的尸体当中。她告诉欧塞比奥：
“这就是家。”
故事尚未结束。
1981年，加拿大参议员彼得在爱妻罹患重病，撒手人寰之后，带着猩猩奥多踏上了寻根之旅——去往葡萄牙高山区。
他在高山区的葬礼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习俗：送葬的人群中，有人倒着走路。
高山区教堂中的十字架苦像，上面的耶稣不过是只猩猩，非但彼得发现了这一点，猩猩奥多也意识到十字架上受难的恰是自己的同类。不是神，只是动物。
教堂的神龛里供奉着金童的照片，一个年幼的孩子，死于1904年，手腕、脚踝俱被折断，身侧的伤口很深，兼有擦伤和刀伤，和十字架上耶稣的伤口一模一样。传言天使想带他去见上帝，奈何没有抓牢，他从空中掉了下来。
巧合的是，彼得在自己的家族照片上发现了金童的身影。按照辈分而言，金童是他的爷爷辈。历史百转千回之后，终于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巧妙的闭环。
而当我们剥开三段叙事的环状结构，就会发现“猩猩”这个元素贯穿了故事始末，暗中契合了耶稣的受难之路：上十字架、死去和重生。
可惜我不是教众，无论如何用力解读宗教，都太过牵强。我想说的是故事中的另一个元素——“苦难”。
托马斯遭受了苦难，一周之内三位至亲相继离世；卡斯特罗夫妇遭受了苦难，幼子无端横死，丧亲之痛绵延了三十余年；彼得遭受了苦难，爱妻罹病去世，美好的生活于刹那被所谓命运劈成了两半。
苦难临头，并无征兆，也无人救赎，被众人高供于顶的上帝之子，不过是只猩猩。于是托马斯选择了抗争——他倒着走路；玛丽亚选择了沉默，忽视真相——儿子（小熊崽）自始至终仍躺在丈夫怀里，并未远离；彼得选择了远方——回高山区的寻根之旅，不过是种释放，是种逃离。
可见人始终是种动物，基因决定了我们不能长久地沉浸于悲伤。排遣的方式固然千差万别，但匍匐之后，也许就能重见阳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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