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资本市场的萌芽起源于中国的农村改革
1978年以前，“大锅饭”让中国的农民受尽了饥饿之苦，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出现作为转折点，农村改革成为了救命稻草，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农民吃饱饭。1979年安徽的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仅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就相当于1965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这样一来，不只是吃饱饭，还把数亿的青壮年农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了富余劳动力。
正是这些富余的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他们成就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起步于劳动密集型，从事国营企业不太看重的轻工消费行业，它们的迅速发展，不但解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问题，还给中国政府的决策层一个重要的信号：股份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而是切切实实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良药。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初衷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而股份制在城市的发展呢？当时，300万的待业青年和近2000万的知青返乡，他们占到城镇人口十分之一之多。就业成了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股份制的关键就是对产权的界定，作为一种集中资金，自负盈亏，按股分配的经济形式，可以解决国营企业“全民所有，无人负责”的问题。用产权将“责权利”清晰划定。
国家体改委就提出了要进一步开放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允许职工入股。其中深圳就成立了南山开发股价有限公司，负责筹资开发。从这以后，“产权”对于激发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巨大魔力开始被整个社会所认识。产权主明晰让被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集体所有制是股份制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应用，它们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很快，一大批明星企业开始出现。
三、股票交易市场是迎合国家开放形象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分别发行了股票，也有市民认购了，但是由于没有股票交易所，股民拿了股票不能买卖，这个矛盾越来越深，直到1986年美国纽交所董事长等华尔街精英20人到中国进行了一场交流，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为了准备一个“拿得出手”的内容，上海静安区设立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才让股票恢复了流动性。
从股票交易柜台到股票交易所，中间又花了4年的时间。1990年春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公开表示成立上交所，坚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90年年底上交所正式成立，第一批上市的股票只有8只，俗称“老八股”。中国股票交易所的启动是出于国家的需求自上而下推动的。
四、发展股市是为了给长期亏损的国企输血
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都先后成立，但是直到1992年，可交易的股票共有50多只。当时国营企业普遍亏损很多，国有银行的坏账率很高。为了吸收廉价的长期资金，为国有企业输血这个要求就提上了日程。邓小平南巡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僵局，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1992年成立了三家证券公司，这样股市成了最时髦的名词。很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都开始像股份制改革，转型成为私营企业，很多明星企业万达、美的就在此刻出现了。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潮。
以政府主导的股份投制演化就基本上生根发芽了。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演化不是以经济目标驱动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时势和背景，被政治目标驱动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独特逻辑。
五、不断完善的“股权分置改革”
90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实行的是股权分置，也就是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双轨制。那时的国有企业上市，不能把原有的国有资产上市，而是进行评估，向社会公众增发股份，增发的这部分才能上市流通。这些存量的国有股份就被称为“非流通股”，在普通投资者手里拿着的就是“流通股”，流通股是股东用真金白银买的，而非流通股是对原有资产按市场定价折算成的股份。这个制度带来的缺点很明显：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大部分股份，掌握了控制权，他们可以用增发等行为去二级市场圈钱；而流通股股东无法正常使用自己的股东权利，会更倾向于短期投资。所以股市波动特别频繁。这个“增量改革”的路子是我国从社会主义市场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必经之路，这种妥协和扭曲将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0年后中国政府就有意要把国有资产变现一部分，用于社保资金。但当时市场估值过高，市场作出了激烈反应。通过几年的调整和反思，以“对价”为原则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拉开了序幕。那些国有股、法人股的股东们支付给普通投资者一部分金额来换取上市的权利。到2010年的时候，A股市场的股改比例超过了97%，基本完成。
尽管股权分置改革是一场市场化的改革，但仍然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手段和原来的股权分置一样，在推进改革的同时，留下了很多隐患：原来的非流通股改成了“限售股”，在这过程中，监管层可能会用行政手段推迟和限制“限售股”上市流通。这些太多的行政干预，具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计划色彩，今天的中国股市仍然没有摆脱在行政命令和市场力量中挣扎的宿命。
理性客观地认识了中国的股票市场，才能报一颗良好的心态踏入这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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