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的了解停止在课本中的《伤仲永》，连带着对学生时代厌学却又喜欢上学与同学一起的氛围，时不时地会想，如果学校里可以自由自在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和老师，那该有多好。
如果自主学习，相信很多孩子都会更加的优秀，这种想像一直现在也没能实现，真是我辈的遗憾。
现在了解王安石与他的诗，是另一种情怀了。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随文 宦游南北各地，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轻时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他于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均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
北宋嘉佑三年 （1058）任支度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 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 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上人书
文中名句：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王安石的此文，是探讨文和辞，文指本心本意，辞是修饰装点，两都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直接刚劲语言精练，简洁明快说服力极强。不仅如此，他还批评韩愈和柳宗元，意欲在辞上下功夫而忽视了文的本意。
韩愈是文以载道。柳宗元是文以道明。其实用和对文的重视程度是一致的，只是各有所务而已。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而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而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而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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