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发生了太多令人感动和痛心的事，以前我提过一个“人皮猩猩”的概念，讲人有人性和动物性，如果一个人不懂克制，肆意妄为，他精神中的动物性就会无限放大，以致干出种种非人所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难当头，有人不惜自身安危，瞒着家人赶赴武汉提供援助、有人不分昼夜奋斗在一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但也有人趁这个时候炒暴利口罩、在网上到处造谣传谣、搞歧视，不把武汉和外地来的人当人看，甚至还有人对着别人恶意咳嗽，发泄私怨或报复社会。
这些事让我想起了一部丧尸题材的美剧《行尸走肉》，看评论时，发现很多人都在后来主角一行人不再主要对付丧尸，而是开始对付人类时，便觉得没意思，不看了，然而殊不知这部剧的精华正在这里，作者最想表达的观点之一就是“在这种末世环境里，最危险的永远是人，而不是丧尸”，因为丧尸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丧尸，但人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不是人。
所以对比看你便会发现，人类是世上彼此差异性最大的物种，明明是同类，往往却能表现得像不同的生物。
在这些不干好事的大军中，还有一些自称作家的人在妖言惑众，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同行间经常有赤裸裸的仇恨，但你有没有想过作者间为何会不共戴天？我想这势必有关于作者的天职——就是把你认为美好、正确的东西输送到这个世界，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引导更多人按照你说的方向去改善世界。而作者间的矛盾，就在于对“美好”和“正确”的认知的巨大差异。
前一阵，我在《读者》杂志微公号看到一篇文章，讲一个人的妻子得了新冠肺炎，为了救妻子，丈夫借遍了亲友，花了好几十万，治疗到最后，实在借不到钱了，只好放弃，回家疗养，结果很快死了，但可惜的是，就在他死后第二天，国家宣布，新冠肺炎患者可以免费治疗。就这件事，那个作者发表了看法，他把责任全部归结在这个患者平时没有攒太多钱上，说，你要是平时多在乎钱一些，多攒一点，多扛这一天，你妻子的命不就保住了？接着又以向全民呼吁的口气装模作样地讲道“没钱万万不能，这下谁还说钱是粪土？”
针对他这种言论，我要讲2点，第一，你写文章，要看大众身处什么时代背景，你作为写作者，就不该再说“平时多攒钱，没钱万万不能”这种废话，《读者》杂志作为主流传播媒介，就不该传播这种思想的文章，现在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冲刺期，每个人都披星戴月，你争我赶，在这种大气氛里，更多的是没时间看病、没时间健身，加班无度的996和令人痛惜的过劳死，而且没钱无法生存这点从来是最显明的社会现实，根本没必要去刻意强调，何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是满身烈火，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盆清水，而不是火上浇油。
第二，为了避免我言语过激，我讲一件事来替代直叙。早年我听过一个名家的讲座，老先生讲了一个和上文中很相似的案例，说有个男的带妻子看急诊，因为身上钱带得不够，差了三千元，医院不给治，回家去取钱的路上，妻子在医院大厅咽气了，男人拿着钱回来后，非常自责，懊丧道，就差这么三千，唉，如果出来时能多带点，没准妻子就不会死了。讲到这里，老先生气得几乎喊了起来，说，这社会到底怎么了！？医院难道不能先救人再收钱么？！如果毛主席还在，怎么可能会让这种事发生！这要让他老人家知道了，肯定会问，你这医院的院长是谁！马上给我抓起来！这还是人所为么！？
再回看这件事，老百姓得了新冠肺炎，命在旦夕，难道不应该“先斩后奏”，先救人，再报告“相关部门”看看能不能给予社会援助么？相较其他国家，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不就在这里么？因为没钱而被迫出院，最终不幸去世，这难道不是制度缺陷么？你明知她出院只有死路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看着她一步步办完手续离开医院？我们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在哪里？此作者把这件事怪到老百姓“平时没有注意多攒钱”上面，这是有多愚劣、多扭曲！更可悲的是，这篇文章的评论里基本都是赞许之声，没有人留意这点，没人不满，没人愤怒，仿佛觉得他说的都是理所应当的事。
回看清末时期，如果加以对比，你会发现当年鲁迅先生谈过的蒙昧、麻木不仁是一直隐藏在一些人意识深处的，1906年，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看到了这样的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给俄军做侦探，后来被日军抓了，准备当众砍头，在处刑现场，周围除了欢呼雀跃的日本人，竟还有一群身强力壮的中国人在津津有味地看热闹。这幅画面深深刺痛了鲁迅，于是他很快决定弃医从文，开始筹办文学杂志，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
在那个年代，这种“看客”是大有人在的，不敢说占了几成，但至少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足以形成“环境”，逐渐吞噬那些清醒的人。这次我看到的事也同“环境”有关，而且这难说不是物质主义常年占据社会主流声音的缘故，过去的人被奴役惯了，把同胞的死当戏看，今天则是被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奴役惯了，不管什么都以金钱论成败，好像一个人因没钱看病而死，也成了一件见怪不怪的事，甚至有些人还要说：“你没钱看病那能怪谁？谁让你没钱的”。
“人，差钱，就活该病死么？”在兵荒马乱年间，例如东汉末年、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时期……似乎确实如此，但在当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光环下，恐怕说这种话的才“活该病死”，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呐喊》中鲁迅先生讲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虽说如今心怀物质戾气者众多、社会从来如此，但“从来如此，便对吗”？或许我们是时候把“批判性思维”正式放入我们的课堂教育了。
作者：阿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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