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我就来了北京。你们年轻的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每一个垃圾站都养活一群外地人。废品回收点也一样，我们家就做废品回收，收破烂。”
“做这行的多吗”我插了一句。
“噫，可不少！收破烂的我们河南人最多，四川人第二。人多了，有段时间还不太平呢！”
“怎么个不太平啊？”我又疑惑的问付阿姨。
“很不太平啊，有时候晚上路边就有拿棒子的同行蹲着，等人过来了就一棒子打死！”
“打死？！”这可把我惊着了。
“不是打死，不是打死”，付阿姨很实在，看我误会了赶紧跟我解释，“不是打死，是“打死过去”，不要人命的，就要你的板车，收货的板车。”顿了顿又接着说，“有一回我坐板车上回家，刚过去一个路灯，蹭的窜出两个人——上来就要打，我赶忙喊，自己人、自己人！等一下、等一下！”后面还想求饶呢，人家听出了我的口音，就朝我摆手：快过去、快过去！
“太吓人了”，我不由得感叹。
付阿姨却一边回忆一边咯咯地笑“哎呀，可有意思”
很多河南朋友的这个“可”字用的让我十分别扭：可厉害、可难受、可搞笑…… 加了“了”不行吗？真是可别扭！ ——是可别扭了。
我记起来住在草房、望京等地时，的确曾看到不少小区门口停着零零散散的板车。印象比较深的是夏天时，坐在板车上的师傅们打个赤膊，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斗地主；正午时分的树荫下，洒脱的汉子们甚至直接搂着旧家电鼾声阵阵。
他们收彩电冰箱电视机——似乎一切旧家电都包括在内。也不知道这个生意的效益如何。
付阿姨告诉我，那几年光景是很不错的，至少他们家那样有自己回收站的是赚到钱了的。要不是买买好，也不会遇到劫钱的了。
遇到坏人了？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可不是”，付阿姨露出从容的笑容。
那天傍晚我们刚吃了饭，正乘凉呢，院子里走进来几个男人家，我以为是谈生意的，数了数有八个。我老公赶紧出来迎他们，问是来收货的还是出货的。他们也不搭话，一直走到屋门口那个领头的才张嘴：掌柜的，我们不买也不卖，就是遇上点急事，过来借个钱花！我老公没着急，把他们领进屋，直接打开抽屉把零钱都捧起来：哥们弟兄们拿去喝酒吧，家里没有大钱。那领头的接都没接，声音一下子就提上去了：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快点把保险柜弄出来！
我老公点了下头，突然伸手抓住最前面两个人的衣领，往中间猛地一撞，那两人猝不及防几乎都倒在地上。旁边早就瞪着眼的我儿子也扑上来帮他爹，他才二十一那年。
付阿姨的小屋面积小，十个人施展不开在里面打成一团，这伙人能够上手的也就四五个，肯出死力的又不过二三人；可这父子俩为了护住自家财产真是拼命，靠着这股子劲儿，他们从屋里打到屋外，两个人竟没有太落下风。
一时间犬吠声、打斗声、锅碗瓢盆掉落声乱成一片——说到犬吠，大门口拴着的狗放声大叫引得村里的狗都狂叫不止，给这伙坏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墙头那边的房东看见了两个人打住八个人，心里也不怕了，趁手拿了件什么家什冲过来。歹人本就力怯心虚，看到有人过来帮忙瞬时一哄而散，纷纷夺路而逃。领头的跑不及，给捉住了。房东来了精神，说不能饶，一通猛揍把这坏人头头的脑袋打成个血葫芦。
付阿姨看了不忍，劝住几个爷们，给那人拿了一百元当车费，要他快走，先去诊所看看。那人接了钱，拱手道谢：大哥大嫂仁义，这钱我收了，过几天伤好了登门道歉。因为鲜血糊住眼睛，他又要了块毛巾擦了擦，然后捂着头走了。
日子好的时候时间就走得快。不过一周，这事情就没人提起来了。
一个热的空气都不流动的中午，付阿姨一家正在门窗大开的吃西瓜呢，一个穿的干净利索的人上门了，手里拎着两瓶酒，包装看上去不错。这人正是前些日子被捉住的坏人头头。
头头这次来，一是道歉；二是致谢；三是向付阿姨爆料，这次“劫财”行动的幕后主使，正是付阿姨老家一个胡同的亲密邻居。原来邻居听说付阿姨一家来北京做买卖发了大财，眼红的夜不能寐。于是找人做了这事。
听完这些我有些唏嘘，问为啥不报警啊。付阿姨说那时候不时兴，不像现在社会法制观念都这么强。我又问那邻里间还怎么相处，付阿姨说：现在回来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他哪还有脸跟我们说话啊，从那以后见了我们都是灰溜溜的，顶天了就是羞愧的笑笑，尴尬死了。
做人啊，还是要踏踏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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