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我兴奋地坐在书桌前，为自己终于摆脱繁杂的行政工作。
34岁，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这个时候，心是这样冷静。原来很多人如赵谦祥、如王木春都有着同我一样的经历，只是，这些年，总想着自己“能干”，似乎这个部门离了自己就不能够转，所以不能拒绝，也不懂拒绝。所以，离开了那些觉得自己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
对于学生，我想我的内心也有如王木春一样的深深的负罪感。即使是他们每每在“重要考试”中考出了看上去耀眼的成绩，那也纯粹是由于老天的垂怜。我时常恐慌于“误人子弟”，恐慌于要学生去做而自己却没有做到，恐慌于离开答案就不敢站在讲台上评讲试卷，恐慌于信誓旦旦地许诺学生要帮助他们发表文章、获得大奖，却没能够一一兑现。
34岁，也许看多了荣誉背后其实可能也是一片荒芜，更多地尊崇于内心的喜好。比如去读一些自己喜欢读的书，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
34岁，我想是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了。荣誉，就让它挂在墙上好了。
或许想过离开，或许想过转行，其实当这些年头袭来时，不就是自己逃避的表现吗？做一个照亮学生也照亮自己的人。每一个人的成功之路都不可能一模一样，其实，好好生活，好好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给自己一个好的交待，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诠释。
每一点所谓的困难与泥淖其实都是来成就你的。
2019.8.14
转：一个特级教师的忏悔
34岁，我才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
——王木春
最初的“逃离”
二十多年前，我带着一脑子的浪漫想法和几箱子书籍，告别大学校园，回到中学母校，开始了教书生涯。
我像被突然丢在闹市中的小孩，四顾茫然，单凭一股书生意气，跌跌撞撞前行。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校园和我所要的生活。一年半后我成家，当时工资极低，入不敷出，我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与迷茫：将来孩子怎么抚养？没有房子怎么办？
我决定改变自己的未来。
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让我业余去当他的“徒弟”，我答应了。我每周有一天没课，加上周日，这样每周可以有两天时间外出打工。和我一道做学徒的，是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一问，他如果没在小学五年级辍学，刚好该念高二，很可能成为我的学生。但他当时却是我的半个师父。
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大口大口地抽劣质香烟，学会了闭着眼睛一手握铁钎一手砸铁锤，学会了叼着烟卷讲荤话……星期一早上，我换下满是尘泥的做工服，披上干净衣服，摇身一变，又成了“人民教师”。
我做工的这家房主，在镇里当副科长。房子占地200多平方米，房间里各种配备很高档。一位中年水电师傅问我当教师月薪多少，我回答后，他指指一只正要安装的马桶，对我说：“小王老师，这马桶是你4个月的工资。”此时，房主进来了，一边甩好烟，一边吆吆喝喝，仿佛我们是他家里的一群仆人。
我爬上三楼，脚踩人字梯，手握铁锤，一锤一锤狠砸下去。蓦地，我从窗口瞥见远处的学校操场，虽杂草丛生，却安静如斯，诗意流淌。一会儿，钟声与广播操音乐相继响起，学生三三两两地走向操场。我认出自己班的学生了，他们正跟随旋律动作起来……我的双眼模糊了。
第二天，我早早到校，注视着学生一个个走进教室，内心脱胎换骨般清爽。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等着自己，但我再也不会离开了。
我不做“不幸”的教师
十年后，也就是2004年，是我教育生涯中较为特殊的一年。因为连续两届带高三毕业班，学生成绩好，我侥幸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教师节前，我去某市参加颁奖仪式，其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令我大开眼界。
颁奖之前，照例有几名模范教师代表作事迹报告。模范教师在台上慷慨激昂，我与不少同行在台下泪流满面。
一位在贫穷乡村坚守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因为怕耽误上课，他甚至贻误了送自己发高烧的儿子求医，导致孩子终身残疾；一位女教师说，因为工作太忙（上面不断来检查工作），腾不出时间陪丈夫去体检，丈夫最后患癌症去世……
几乎每位模范教师的背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报告会后，我随众人在笑容可掬的礼仪小姐的引导下，踏着红地毯，走上高高的领奖台，掌声响起来，眼前到处是鲜花、横幅。望着台下的千余名同行，我一点“光荣感”都没有——我愧疚于自己和他们比起来，什么“不幸”也没有。接着，我从心底胡乱冒出许多疑问：教师活得如此艰辛和沉重，在学生面前，在人们心中，能赢得职业的尊严吗？
“敬业”，固然是教师应有的职业态度，但“敬业”等同于“牺牲”自我乃至“牺牲”家人吗？教育事业是殉道者的事业吗？在教书的同时，和学生一同获得身心的喜悦、生活的幸福，不是更令人欣慰吗？
我回想起1999年的一天，我们去看望一位刚做完大手术的退休教师。我第一次听说，这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住院两年以来，医疗费一直无法报销，理由是地方财政没钱。学校替他垫付了一部分，其余的还没有着落。这位老教师的遭遇让大家唏嘘不已。
回家路上，一位我十分尊敬的老政治教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们当教师的，要了解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懂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要负责任地工作，一方面还要善于保护自己，做到‘可持续发展’。要不然，干不了十几二十年便趴下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极不负责的。”
接着，老教师对有的学校领导不遗余力地表扬教师带病上课的行为表示不解与批评，认为这“不合人道”。他问我：“人们总爱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为什么我们教师要活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教师不能做太阳，既照亮别人又照亮自己，给予别人的同时也不过度地内耗，并使自己活得长久？”
老教师讲这番话是在十几年前，其思想在当时堪称异类，和我所接受的传统观念相左，况且彼时我年少轻狂，浑身是劲，更不以为意，觉得他“计较”、“自私”。
可是到了2004年的这天，听完几位模范教师的悲情故事，我回味起老教师的话，一边反思自己十二年来的生存方式，一边想象着如此全力以赴的结果将会是什么。
我还回忆起，这些年来，为了会考和高考，如何挨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有一次公布会考成绩的前夕，我彻夜噩梦连连，浑身无端地战栗不停，妻子从身后抱紧我，陪着我叹息、流泪；我想到自己刚满35周岁，身体却快速地衰落，将来该怎么办？
我仿佛瞬间“通”了：不能做“不幸”的教师，我首先得做正常的、健康的、快乐的人！
走下领奖台，回到家中，我把奖状、奖章收进抽屉里，用奖金给家人买了新鞋、新衣服，余下的，用在了旅游上。
在一本书面前坐下
2002年，新课程改革启动的第二年，教育局组织全县十几位“爱读书”的教师成立读书班，开展教育名著阅读活动，读的第一本书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本教育专著，在此之前，我似乎听说过“苏霍姆林斯基”，但这个长长的名字念起来还是有些拗口。也许是因为读书班的班主任C君和我交往多年，加上我是县城一中的教师，我被选进了读书班，还被任命为班长。
书一领到手，我就丢在了一边。对所谓的读书班，我颇为不屑，觉得不过是搞“形象工程”，走过场而已。开班仪式后，班主任布置大家回家先读书中的某几篇，两周后在读书会上交流。
两周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C君点名班长第一个发言。我慌了手脚，准备已来不及，只好借口这段时间高三毕业班杂事缠身，没工夫阅读。说完尴尬地坐着听其他老师逐一发言。
记得某小学教师发言后，C君表扬他那句“一些词渐渐清晰”说得好，我肃然起敬，没想到一句平淡的话经过C君三言两语的点拨与阐释，竟变得熠熠发光。我也佩服这位小学教师阅读的深入、体会的细腻。老师们的发言给我一种感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书人，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说到读书，实在惭愧。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十年，十年来，也不间断地买书、读书，但准确地说，我是买而不读。
家里沙发右侧的一个座位陷下了几厘米，是我“坚持不懈”坐着看电视的最好见证。有好多年，我不曾完整读完一本书，最用心看的是教参、各类名师教案。
况且在我的意识里，所谓教育名著，无非是贩卖那些大道理，老调重弹，干巴乏味，无益于高考和评职称。因此，拿到《给教师的建议》后随手丢开，于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在这次读书班交流会上，班主任C君又布置了作业，这回无处可逃了，我好歹要给他面子。回到家，硬着头皮打开厚厚的《给教师的建议》——
在早秋的一个温暖而有阳光的中午，我和孩子们来到河岸边。我们分散在一片草地上。
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点缀着秋季花朵的草原，鱼儿在清可见底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蝴蝶在空中翩然飞舞，燕子在蔚蓝的天空飞翔。
我们来到一个高高的悬崖跟前，那上面经过多年的变迁已经露出土壤的剖面。孩子们很感兴趣地察看着各种颜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橙黄色的、白色的泥土层和砂层。
阳光、草地、花朵、河水、蝴蝶、燕子、泥土，这也可以构成教育的一部分吗？我很吃惊。我第一次在教育书籍中遇见如此诗意的句子，它使我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大草原。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教育名著，竟与想象中的迥然不同。它是教育书籍，但毋宁说是散文，是诗，字里行间有着别样的情怀。它纠正了我之前对教育书籍的偏见，并最终颠覆了我对教育的认识。我惊异地发现：原来，在平淡的课堂、冰凉的分数背后，还有另一片天地。
一直以来，在我的词典里，“教育”二字简单得很，无非是把学生管好、教好，具体到学科教学，就是把课本内容讲清楚，题目搞通，让学生考试得高分。
那时每教完一届学生，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就是高考公布成绩的那一夜和次日。深夜，不断有学生打进电话，告知分数，有时我还忍不住打电话给学生（一般是有希望上线的学生），询问成绩，接着再探听外地的考试情况，估计自己学生的成绩排名。
学生名次好，领导高兴，我高兴，大家皆大欢喜；反之，我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路上遇到熟人也不敢抬头，好像我的额上印着学校的名字。
有一年，我的一个学生总分居全市第二名，着实让我风光了一阵，新学年，年纪轻轻的我马上被提了“官”——当了高一段长，可谓名利双收。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成绩就是硬道理。”此外，对教育，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大道理。
走进《给教师的建议》，这些“硬道理”离我渐远。我在书中触摸到了教育柔软的一面，宽阔的一面，与分数毫不相关的一面。
我一口气读完了《给教师的建议》。然后，用一本旧杂志的封面，把书包起来。
当我能够安静地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书面前坐下来时，我已经34岁了。
有一次到省城福州参加培训，在书店里读到一行文字：“当你的灵魂被唤醒时，你的阅读才真正开始。”不禁浑身颤抖。我感到，多年来，自己的灵魂其实未曾苏醒，读过的书亦如船行过水面，未曾在心里留下印迹。
而今回首，这与其说是我对阅读、对教育的发现，毋宁说是对自我的发现。
年年都有“匿名信”
2007年的一天，我所在年段的一个学生写来一封“匿名信”。
敬爱的王段长：
您好！
我是高三年级慢班的学生，我代表我们广大慢班的同学对年段今天召开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些事情表示愤满（懑）。
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几个班级的同学搬着椅子走进会堂，见到其他班级的同学不用带椅子，是怎样一种心情？
我不晓得我们的班主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慢班的我们却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一种强烈的被歧视感拍击着我们的心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种被歧视的感觉如此强烈。
老实说，搬椅子到那儿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就是那么一把椅子显示着人与人的区别。您在会后对我们说感谢，这是一句让人觉得温暖的句子（话），然而我的心久久也温暖不起来！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们那（这）4个所谓的慢班！仅仅是凑巧吗？为什么不按顺序，让年段后面那4个班级自带椅子呢？让人费解啊！
平时召开年段重要会议，那些人们所说的快班、中等班都可以到阶梯教室去听老师讲话，而我们那（这）4个慢班没有这样的机会！
您总说我们慢班的同学不能泄气，可是今天这件事就足已（以）给我们沉重的打击。也许您认为这没什么，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鼓舞的方式，使我们为了改变地位而拼命学习。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快慢班的差距？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复杂的心情久久不能消去。
今天这个出席百日誓师大会的形式，真的觉得年段是在给我们4个慢班以一种无形无语的歧视！
段长，真正鼓励我们前进的不应该是这种形式吧？也许我的语言有点偏激，但这真的是我们慢班广大同学的心声啊！
看完信，一双双责备的眼睛、一张张愤怒的脸闪动在眼前。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第一年参加高考，因为总分低，被学校剥夺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学校为了确保高考升学率），我不敢告诉家人，偷偷买了一瓶丹凤高粱酒，灌下半瓶，然后狼一样嚎哭起来……往事与现实交错，让我的心在滴血，同时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
虽然，大会前我曾主张让快班的学生自带椅子（理由之一：快班的学生占有的优势资源已够多的了），后来该建议被大家否定了。然而，这不能说服自己走出自责的泥淖。
那一天，我魂不守舍，晕晕乎乎。这不是因为我是段长，而是因为我是教师，却无形中充当了一次“刽子手”，用人为的等级观念去伤害学生。可是，除了难过、愧疚，除了在心底说一句道歉，在200名受伤害的学生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一个人花费一二十年的大好时光来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外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为将来走进社会作各种储备，同时还要感受自由、平等与幸福，让心灵因教育的沐浴而健康、丰富。
倘若学生在学校，心灵饱受戕害，变得碎裂，学校在本质上已背弃了教育的宗旨，走向了教育的对立面。即使学生“学富五车”，不难想象他们长大后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回应社会。
我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也许一些领导、老师看到了。可是，第二年，差不多同样的闹剧又在新一届学生身上重演。这次的理由是上面有大领导要光临会场，怕慢班的学生表现不好，会“出事”，所以只挑选年段快班的学生参加文艺汇演。于是，又有新一届的学生写长长的信给我……
我终于明白，社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学校，学校也是名利场。我跌入失望之中。那些夜里，我独自游荡在没有星光的路上，滋生了一个念头：离开学校。
事有凑巧，2008年，我的大学母校百年校庆，几位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学生知道我无法参加庆典，特地聚在一起，拍下100多张照片寄给我。这些照片，记录了校庆期间母校的热闹，也刻录下了校园一草一石的沧桑。而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每张照片背后的题词——
“我们走在青石的阶梯上，寻找您远去的记忆……”
“曾经窗外的小树，如今已长成葱葱大树。岁月匆匆流逝，曾经的回忆却永驻心间。王老师，在您激情燃烧的往昔里，可曾见过它？”
“熟悉的小路，熟悉的长安山，一定留下了您许许多多的足迹吧？今天的我们踏着您曾经走过的路，不禁感慨：当年的王老师会在某一个角落留下什么故事呢？”
“绿茵场上，曾经的你是否和我们一样在此谈笑风生？曾经的你是否和我们一样在此掩卷遐思？……”
“这份沧桑的历史，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的，有些故事是不可能重演的，有些人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就像您……”
“秋日午后/幽静的校园小径……/有人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的路。’/可是和您一起度过的那段路上/我们可不可以赖着不走？”
……
熟悉的字迹以及一个个有点遥远的名字渐渐平息了我的心。我突然渴望为他们做点什么，以感谢他们给我带来的职业快乐与尊严。我该馈赠他们点什么呢？
在写作中慢慢“改善”
大致也是在新课程改革启动那些年，朋友J负责本地一家教育内刊的编辑工作，约我写篇轻松些的千字短文，内容要围绕“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这个主题。
这么熟悉的的话题，我却憋了半个月才勉强凑足字数。文章刊印出来，题目改了，正文也经过大手术。修改后的文字简洁、灵动，不像原先干巴巴的样子了。这让我既惊喜又羞愧。
“想不到当年中文系的才子，现在变得这般僵化。可见应试教育的可怕！”饭桌上，率直的J当着我和几位朋友的面，大为感慨。
是的，大学时代，我的散文曾获过大奖，也在一些小报上发表过若干篇豆腐块。可工作多年后，我简直变成了教书机器：终日趴在练习题上，对教学参考书顶礼膜拜，上课则照本宣科。自然，为了评职称，也奋力撰写过几篇学科论文，但我清楚自己肚里的货色究竟有多少。
除此以外，作为语文教师，我做过什么？还能做什么？一年到头读不了两本书，写不了几行日记。此时，听着J略带批评的感叹，我任由苦笑和悲哀从脸上麻麻地漾开。
后来，J一再“威逼利诱”，我勉强拼凑了两篇文章，题目倒有新意，内容也略有进步，可依然没几句自己的话。好在这期间，我开始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著作。
2006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写博客完全是“被迫”的，是屈从于教育局领导的“要求”。但想不到的是，我的教育人生从此改写了。
我的第一篇博文是《面对新闻，必要的警惕》。文章寄给《杂文选刊》，很快登载了出来。这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还有足够的力气独立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
每月，在博客里挂出几篇文章，抒写对人生与教育的感受。一段时间后，重温这些文字，我感到过去的生活不再是破碎的、漂浮的、毫无意义的，虽然其间纠缠着苦乐与成败，迷茫与挣扎。
而每天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无论美的、丑的，真实的、虚假的，都自动转化为思考和写作的源泉。所有这一切，在昔日，完全是我所熟视无睹、感受不到的。
两三年的写作后，我发现自己面对教育的立场、注视学生的目光、对待生活的态度，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准确地说，是获得了“改善”。
每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大概都有自己的自救方式。对于我，除了阅读，就是思考和写作。
读书与思考，使人清醒；清醒，往往加剧痛苦。而痛苦则不断强化着我心底的念头：拿起笔，反省十几年走过的教育之路，并记录行进中的生活。我不想迷糊地挨到60岁，然后无声无息地退休，更不想白白浪费和辜负经历过的种种痛苦。
阅读、思考和写作还改变了我的语文教学观。当“人”的核心地位在意识深处竖起来之后，我的课堂也随之“变脸”。
我不再像往年一样，把教学的目标锁定在单一的高考上。每学期的第一节课，我总是从读课外书开始。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美文字、思想和情感，才是一个人到学校来该获得的重要元素。我抛开教参、教案，用心灵直接面对文本，解读文本，从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角度切入，和学生共同质疑、探讨、发现。
“我最喜欢文中这几句：‘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
几个星期前，讲授弗洛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时，我让学生挑出自己体会最深的句子，艺娟这样回答。我问她理由。“因为，我将来也要当母亲，当一个好母亲。”
我的课就是这样，常借题发挥，和学生“拉呱”。我还喜欢“无中生有”地和学生聊天，比如告诉他们刚才进校园时我看到木棉花开得正好。遗憾的是，不少学生每天途经树下，竟然对此熟视无睹。我也会对他们谈起周末自己读到一个美妙的句子，因而一整天沉浸在欢喜中。
这样的教学，回馈给我的东西更多，而不仅仅是不错的高考分数。
“我在北京搬了5次家，因为书多，每次搬家都很辛苦。一直觉得走到现在能比较独立、比较勇敢、比较中庸，都是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我觉得这和当初受您的影响和指引有关，因为潜意识的力量真的很巨大!”某个寒夜，我突然收到一位多年前的学生的来信。
“当一切尘埃落定，痛与不痛、幸与不幸早已弥散在风中，拥有的是一颗逐渐坚强的善良的心。”热爱写作的K在去年高考中发挥失常，却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感受到了为师的乐趣和价值。
清晨，从玉兰树下走过
2011年的一个夏日清晨，我起床很早，出门散步。雨，迷迷蒙蒙下着。空荡荡的小街似乎为我而存在。我宛如漫步在通往另一个美好世界的途中。
突然闻到一股久违的幽香。哦，玉兰花！已经好久不见它了。我收起伞，在玉兰树下停住脚步。我突然想哭泣，悲伤又幸福地哭泣。
那段时间，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检查、校庆宣传，以及加重一倍的教学工作量，我的身心迷失在无边的重轭下。已经有几个月，我不再黎明早起，从容地从玉兰树下走过，感受它清新的气息。
一个周末，在远方朋友Y的棒喝下，我幡然醒悟：我再也不能贪图虚名，把宝贵的光阴出卖给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材料造假，每日活在紧张的阴影中，从而忘却了自己该做的事——至少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于是，两天后，我正式向领导提出口头辞呈，辞去学校德育处主任职务，也不愿再担任其他任何行政职务。妻子问：“你辞去主任，从此就没有痛苦了吗？”我回答：“人生一世，谁能摆脱痛苦？但也要看承受何种痛苦。如果有一种痛苦伴随着无休止的自我谴责，这种痛苦即使能带来许多‘好处’，为什么我还不拒绝？”
此时，伫立在玉兰树下，回想这些年的自我纠缠，再想象若干个月后，卸去行政职务，可以从此拥有相对单纯、安静的时光，读书、写作、喝茶、发呆，可以无牵无挂地散步，喜悦填满心窝。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正式向领导递交了书面辞职书。
临放假的最后一天，我到学校履行最后一项作为“主任”的公事——向九年级学生收取上级临时布置的某种投票。段长和另一位老师说：“王主任，今年莫名其妙的投票格外多，老师和学生都很烦啊。”我真诚地说：“对不起！”
而此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对不起，全校的学生们，以及你们的学姐学兄们，这一年来，不，在我担任主任这些年来，由于我不敢违抗命令，一次次指使你们作假，我向你们道歉、忏悔……”
我爬上四楼的德育处办公室，简单“统计”好投票结果（其实，这结果上面早就“定”好了），把它们压在某干事的办公桌上。临走时，我又回头望了下办公室，熟悉的桌椅，熟悉的盆景，熟悉的窗外风景。四位勤恳的干事好像还坐在椅子上，朝我微笑，但我不复留恋。
走到行政楼一楼大厅，猛然觉得鞋底有异物硌脚。我脱下运动鞋，磕了磕，两三粒粗沙子跳到地板上。多么富有象征意味啊！我笑了笑，穿上鞋，轻松离去。
结 语
不久前，年轻教师H问了我一个很宏大又很现实的问题：他越来越不喜欢学校，对教育十分悲观，该怎么办？
H老师的问题让我瞬间想起刚走上讲台时的自己。我沉思了一会儿，说：“H，你有本事辞职不干吗？”他说暂时没有。我又问：“你有本事改变环境吗？”他又摇摇头。于是我说：“小兄弟，那就死心吧，安心教书吧。”
其实，我的悲观何尝比H老师少一点点？教书二十多年来，我四周的环境仿佛都没有改变，除了多出一些浮华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教育路上，我“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
一个月前，某领导振振有词地训话：“有的老师暑假不愿来学校给学生补课……我们当教师的，要讲良心、讲职业道德……”诸如此类混乱的逻辑和认识，到处泛滥，挑战着我的神经。它们还将长时间地泛滥下去。
就在前几天，有位亲戚要我帮他女儿找个“快班”，我说按她的名次，估计能进快班，不用操心。亲戚说：“你千万不要大意啊，这次是我女儿千交代万叮嘱的，她去年就吃过大亏，年段有不少成绩比她低的同学都进了快班，她却去了慢班……”
我听了，良久无语，心里只有愧疚。回想我当段长那些年，一次次这样“照顾”过学生，也把不少学生推向了不公、失望的深渊。
——幸好，如今我已告别了这种角色。
2013年的最后一天，我有感而发，在微博上写下几句话：“新一年即临。朋友问有什么期盼。我说几乎没有，唯有一事：希望在100年内，学校冬季早上上课能推迟至7点半，让几千个孩子能多吃一口热饭，让更多的父母能多睡30分钟。”
朋友说我太夸张，也太悲观了，“这点芝麻小事也需要100年？”是的，这方面我是悲观的。鲁迅说过，在中国，改造一个火炉、搬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然而，我还未绝望。
那天，我还跟H老师说：“我知道你对教育的绝望很深，我何尝不是？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代人不力所能及地做些有希望的事—哪怕一点点，30年后、50年后，我们的孙子，甚至孙子的孙子，会依然活在阴暗中。或许，那才是最令人绝望的事，也是我们的最大遗憾。”
回望走过的二十多年教师生涯，苦乐参半，而悔愧更多。我日甚一日地感到，在这个时代，即便当一名真正合格的教师，对于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作者简介
王木春，1968年生于福建东山岛，199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首批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热爱教育随笔写作，先后在《福建教育》、《教育导报》、《教育观察》等报刊开设专栏。
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献的研究和编撰。著有《身为教师——一个特级教师的反思》，主编《叶圣陶教育演讲》等。现为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
本文选自2015年3月《教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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