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余秋雨

一位台湾教授说：“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

余秋雨先生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在这一问一答中，语言的魅力、学识的魅力同时显现，令观者唏嘘，让听者动容。

一、北大的闪问

1、巨人的性格及精神家园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

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缺少“精神家园”的我们：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既然精神价值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太大起色？

因为有很多“伪精神”、“伪价值”半路拦截。

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

（1）“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豕高六的灯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2）从本质上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极有可能成为一种由谣言点燃的爆发式起哄，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实质早已成为与实相真相、民众善意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3）“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 一句话：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

2、面对枯燥的文本

当我们的教材变得枯燥、甚至戏谑，余秋雨先生是这样回答学生提问的——

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

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投入生命。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

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

如果是选修课，就不修。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作“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极佳的反向磨炼，最后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3、语言能力训练班

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如果非要训练，而且是“集训”，可以做一下三件事：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式，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攻坚。

第二个月，质感训练。即努力让宏观潜伏于微观，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即便在论述大事时，也寻找一个小巧而幽默的平民化角度。过这也是语言的低位化训练，唯低位方能亲和。

第三个月，撩藻训练。即撩去一切不适合口语、又不方便翻译的形容、排比、对仗、骈体，改成质朴叙事、透明表述。这情景，就像我们在大大小小水域里撩去蓝藻、红潮、浒苔一样。

在这三个月的训练中，还要给他们讲授一点“接受美学”的原理，主要是让话语立场，由“表达者”转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种“不准备接受的接受者”。

最后，余秋雨先生又说：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它从属于思维方式、人生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