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昨天,我们发布了关于北京电影节“特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展映下的“艺术探讨”单元下的影片《血色清晨》的相关影评,邀请到的影评人刘小谦从拍摄、剧本等角度深入讨论了这部经典作品。而今天这篇影评则是对这个故事的情节进行深挖和探讨,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再来看一看。好的作品,值得反复品味。
文 | 木兰无长胸
“大叔,他们……把我杀……了。”
在村民们麻木的目光注视下,李明光艰难地吐出了遗言,至此一个故事结束。而在那个不安的年代,无数个故事仍在循环。李少红导演用近乎残忍的视听语言,精确地展现了文明如何被愚昧当众虐杀。
影片选取了交错式的叙事结构,将凶杀案的调查员作为视角人物,用他的双眼和行动一层一层缓缓进入真相。而作为观众,这桩案件在影片开始便一目了然。因为它不仅是事先张扬的,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的。李家兄弟干脆地认罪,“我们杀人没罪,他害了我妹!”凶手明了,凶杀明确,但破案总要知道杀人动机,于是调查的重点围绕犯罪动机是否真切,即李红杏、李明光间是否存有“奸情”。可悲的并不是没有明确证据指明两人有染,而是村民认定明光祸害了红杏。
明光是这荒芜之地中唯一的小学教师。尽管明光只有初中文化,但他仍是这里愚昧生存状态中“唯一的一线光明,唯一一扇向外部世界打开的狭小而残缺的窗口,唯一一个对文明朦胧的向往者”,可悲的是村民并不期待光明,正如蛮荒的毒沼容不下希望之花。他们眼中的明光,是个行为怪异,与村庄格格不入的教书匠——“种的几亩地连毛都不长”,“不是个好东西”。基于这种印象,在调查过程中,村民的证词或含糊其辞,或栩栩如生,全部指向了明光与红杏有暧昧关系,甚至是明光勾引红杏。
张国强是村里唯一一个出城打过工,“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本该是连接愚昧与文明的绳索,可是,这绳索间接地套在了明光的脖颈上。表面上,现代文明让张国强衣锦还乡,回馈父老,而乡村的淳朴则让他心甘情愿出资给村里办学校;实际上,出城的经历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找老婆还得咱乡下女人”,金钱则让他有能力在村里执行自己的选择。因此,床单上的落红,是红杏被张国强接纳的首要条件,更是张国强捍卫自己地位的仪式。当张国强没有如期收到“献祭”,他不得不表现自己的不可侵犯——必须要有人为愚弄自己付出代价。
平娃作为凶杀案的主犯,他杀人的动机并不是维护家族的体面或为妹妹出气,而是张国强的退回红杏直接损害了他的利益。这门亲事其实是张国强策划的是一场买卖:他可以不出彩礼娶到红杏,同时嫁出的姐姐秀娥——或者说甩掉这个大龄残疾的累赘。也就是说,这场嫁娶将采取最为粗暴直接的婚姻形式:换亲。
憨直木讷的平娃知道这是场不公平的交易,但他年届四十、穷得叮当乱响,这是他唯一得到老婆的机会,只有这样他才能给家族传下香火,才能了却含辛茹苦、多年守寡的母亲的心愿。交易的双方都明白,自己“售出”的亲人必须得满足“客户”的要求。
所以,当暴跳如雷的张国强“退回”杏儿,宣告交易失败,强行带走秀娥时,平娃绝望了,他用全家最大的依仗孤注一掷,仍然血本无归。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执行交易规则的国强,而是毁掉了李家全部未来的明光。
这也印证了,愚昧往往意味着女性是一种资源。两支迎亲队伍在泥泞的黄土上交错行进是影片为数不多的喜庆画面。而两个新娘都带着同样麻木的表情,又暗示了她们接受了自己是对方亲人的彩礼。
细思极恐的还在后面:婚礼当晚,平娃的弟弟,凶手之一的狗娃,醉醺醺又急吼吼地跟哥哥说,“你咋还不睡?你要不去我可去了啊!”而母亲拦住狗娃叮嘱道,“柴房先凑合一晚上,明儿再说!”也许这是张国强的筹码之一,你看,我姐嫁给你们兄弟俩,你也没吃亏。
影片对女性群像的刻画让人叹服,明光的未婚妻永芳,在得知明光与红杏“有染”后,关心的是自己以后还能跟谁;红杏母亲在意的永远是自己的儿子是否能传宗接代;明光的女学生在课堂上要照顾襁褓里的弟弟;还有逆来顺受的永芳娘,早起炸果子的盆嫂……这个村子里的所有女人都是男人的物品,男人的附庸,天经地义,无可辩驳。
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在影片的结尾,凶杀案的调查完美结束。李平娃被处死刑,李狗娃终身监禁,同时,红杏也投水身亡。然而村民们颇有微词,“就为了一个教书匠”?!
但村民们的反应又不足以让人痛恨,盆婶用珍藏的好酒拖住兄弟俩,小女孩不惜挨骂也要通风报信,就连平娃在伏法时,也认真地叮嘱母亲,“买化肥的钱在炕席底下。不够你再跟人借点儿!”他们是凶手,但不是恶人。陈世骧先生对《天龙八部》的评论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何尝不是《血色清晨》的浓缩呢。
伴随着调查员无奈的离去,村庄又恢复到了昔日的模样。只是,曾经作为学校的破庙如今真的成了古庙遗址,两个陌生人正将一块写着“静慧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的牌子挂在门口。断头的佛像无声地注视着这一切,佛祖没有渡化痴人,文明没有照亮贫瘠,愚昧生生杀死孩子们的明天,而这竟然让这古庙恢复了本来的名声,这是何等的黑色幽默!
也许是出于母性的怜悯,或是对未来的期许,亦或是事实就是如此,李少红导演留下了一抹孩子们的纯真和质朴,这是影片最为明亮温暖的部分,我宁愿相信,明光的去世对于他们的人生只是一种形式的暂停,而不是游戏结束。毕竟,他们保存着对未来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对老师的尊重。他们会在墙上静静写字,默默吟诵老师留下的诗篇,他们也会一起欺负一个落单的孩子,理由是“都是你,说李老师的坏话,李老师才被杀的。”
1990年是个迷惘的时期,八十年代的文艺井喷余波尚存,人们凭借直觉释放压抑的理性和激情,而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的农耕文明的淳朴、单纯,也让所有的东西牢牢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李少红导演用精准的视听语言,以马尔科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为核心,完美地创造出一个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用一场荒谬的凶杀案折射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乡村的现实,毫无遮掩的揭示了人们的愚昧无知,留下了一个以“文明与愚昧冲突”为主题的深刻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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