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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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进步的人总是接受不了退步的事实，更遑论是主动退步。退步和进步就如矛盾的两级，把退步看成进步的要素，简直是指鹿为马，至少也是阿Q式的自我欺骗。
在影视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将军拼死抗击敌寇与城下，士兵们忍饥耐寒地挥洒热血，用生命与鲜血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将敌人阻挡在国门之外。可是一转头，安坐于朝堂的皇帝权臣却轻易把将士们拼死守住的城池割让出去缔结和谈。别说将士们心寒血冷，我们观众也义愤填膺。早知要退，又何必让鲜血白流？
如果皇帝权臣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私利而做出的后退的选择，自有现实教他们做人，懦弱后退只能换得一时苟安，一时之退将会发展为一退再退，直到退无可退，军队没了，人心散了，国家亡了。为了逃避亡国，反倒加速亡国。
然而会不会在某些场景中，先苦战后退让是合理且必要的呢？634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求婚，唐太宗未许。松赞干布以此为由讨伐吐谷浑，大肆劫掠之后，大兵屯于松洲西境。638年，大唐军队于松洲大败吐蕃军，于是吐蕃遣使求和，退出了侵占的吐谷浑、白兰羌、党项等地，并再次向唐朝求婚。于是有了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故事，唐朝和吐蕃暂时进入了和平期。
唐高宗初期，唐朝集中兵力攻灭西突厥国、百济国、高句丽国，放松了对吐蕃的压制。663年吐蕃趁机吞并了吐谷浑、白兰羌，人口扩张，军力大增。670年唐高宗派兵攻打吐蕃，大非川之役唐军大败，吐蕃乘胜占领了安西等地。此后20余年间，唐朝和吐蕃为争夺安西的统治权频繁进行战争。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北亭、安西等大片地区，国力进入鼎盛时期。
从吐蕃来看，拼死打下了吐谷浑等地却又退让出去，那之前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但若是不退，可能当时吐蕃就为唐朝所灭，哪来一百年后的国运昌隆。
从唐朝来看，拼死打了胜仗为何不一股作气灭吐蕃，反倒同意和谈，那之前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但大唐疆土辽阔，倾举国之力去灭吐蕃自然可以，其它敌人伺机而动又当如何应对。
从短期来看，吐蕃曾放弃过吐谷浑等地，看似是一场失败；从长期来看，一时退让为他们赢得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才有后来版图扩张的成功。
局外人一眼就能看穿，战争中的进退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强进弱退。明明打不赢还要硬抗，注定是必败之战。尽管有些必败之战不得不战，但在被逼到别无选择的极端境遇之前，是否能主动作出战略后退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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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成长领域，不愿放弃的场景比比皆是。考试时在一道题上耗时太久，以致于没时间做完整张试卷；投资时已露颓势的生意，不惜挪用老本往里填；学习时宁可放水完成诸多计划，也不愿放弃一些认真做好一个。
没有人愿意退后，倘若已经付出了代价，则更无法接受退后。这不仅仅是沉没成本效应，更关键的是目标和行动的线性决策习惯。前进才能进步，后退就会退步，这种逻辑一目了然。
然而现实情况复杂的多，事物总是往返曲折，而不是径情直遂的。进步中既包含前进，也包含后退。前进和后退确实是一对矛盾，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战略后退是从全局角度出发暂时、局部的后退。退是为了进，和有退无进、不战而退完全是两码事。战略后退的作用有二方面。
一方面，短期后退是为了长期前进。此时的后退是为了保存实力、赢得时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遇到了攻克不了的难题，暂时放下，因为以现阶段的能力无法解决。把省出来的时间投入于更低级的困难上，逐级攻克，随着个人能力的逐步提升，之前搁置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另一方面，次要目标后退是为了主要目标前进。此时的后退是为了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追两兔则并失之。主观力量是有其边界的，客观条件也是有其边界的，因而我们只能在限制之下作出决策。当目标无法兼顾，就意味着我们抵达了能力边界，分清主次之后，在次要目标上后退，前期的投入都已成为沉没成本，不应该作为当前决策的依据。
以不能半途而废当作不能后退的理由只是形式主义。如果在能力范围内当然要坚持下去，可是已经超越了能力边界却死磕到底，要不会全盘皆输，要不早已荒腔走板。敷衍了事的坚持就像注水猪肉，一经手就要露出马脚。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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