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八三：鸡犬为什么要“被升天”

《传习录》一八三：鸡犬为什么要“被升天”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加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得道”者为什么要带上“鸡犬”呢？

透过王阳明写给聂文蔚的这封答信，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其中的缘由。毕竟，“得道”的路上从来都不会拥挤，因为真正坚持到底的人少之又少。既是一个并不拥挤的环境，带上些有缘的、相熟的，实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王阳明不敢声称“以夫子之道为己任”，他表明，自己只是因为循着圣人之道，不断存养“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以至于“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天下有人陷入病狂便是“我”之病狂。因为“我”有这病狂之痛，需要满世界寻找医治这一“病痛”的良方。由此，才有了“良知之学”，才有了通过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致自己“良知”来实现天下大同，从而彻底医治自己的“狂病”。

殊不知，这恰是“圣人之道”。所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不过也是如此。

不肖如我才疏学浅，怎么敢声称以光明孔子的圣道为己任呢？只是我的心里稍微知道自己身上的“病痛”，所以心中急切彷徨，四处寻找能够帮助我的人，通过相互讲习讨论以了却我身上的“病痛”。现在，如果真能有同道豪杰之士肯扶持帮助我，共同使“良知之学”昌明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知道致自己的“良知”，来互相勉励安抚、启发存养，摒除自私自利的障蔽，清除诋毁、嫉妒、好胜和易怒的习气，以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的狂病就能不治而愈，而最终免于丧心的忧患，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呀！

哎！现在真要寻求天下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除了文蔚你，还能指望谁呢？像文蔚你这样的的才华、志向，确实足以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人。现在既然知道“良知”就在自己心中，无须向外探求，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就会像江河决口奔涌入海，谁能抵御得了呢？文蔚你说“一人信之不为少”，那一个人你还能谦逊地推让给谁呢？

“龙场悟道”时，王阳明所处恰是贵州蛮荒之代。他所能“讲道”的对象，大多是尚未开化的当地民众。不幸的是其中底蕴深厚者寥寥无几，幸运的也是其中受迂腐荼毒的也寥寥无几。

试想，当一个自认为“得道”的人欣狂地拉着身边人“讲道”时，身边那些人比他更为舌灿莲花、头头是道，甚至滔滔不绝地把唾沫星子溅在“得道”者脸上，他能怎么做呢？

“鸡犬”缘何会“被升天”，首先，你得在得道者身边，其次，你得是鸡犬。

笔者当然无意贬低聂文蔚的地位，人家后来的官可是做到了兵部尚书。又是几百年过去了，记得王阳明的人固然不多，记得聂文蔚的会有几个呢？

圣人之道，何其广阔。孔门弟子三千，有名有姓的弟子，皆入贤人之列。哪里需要消尖脑袋往里挤？

王阳明的书信之中，聂文蔚俨然就是传道、弘法的不二人选。只是，圣人招手时，我们中的多数人会因为执念与虚妄，对之熟视无睹罢了。

圣人之道就在那里，你要站在哪里，悉听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