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制药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以研发攻克中国特有绝症的新药品。
图：Novartis在上海的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研究广泛困扰中国南方的头颈癌药品。 来源：bloomberg
瑞士制药商Novartis AG正在研制可用于治疗频发于中国南方头颈癌症的分子。 美国巨头Johnson & Johnson 正在为中国地方病，即肺癌和乙型肝炎，研发新型药物。法国制药公司Sanofi SA也在努力找寻治疗中国最普及的癌症——肝癌的好办法。
这些公司转变了过去十几年间向十几亿中国人出售现成药物的策略，转而想要在这个西方公司未涉及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站稳脚跟。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可知，中国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肺癌、肝癌和胃癌这三个“头号杀手” 。 日本和韩国每年也有成百上千个的死亡病例，这给制药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向中国的周边国家出售那些“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药物。
大量未饱和的需求并不是驱使这些公司来中国研发新药物的唯一原因 。监管障碍让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很难推出他们最新的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阻碍是因为这些药物是在海外被研发出来的。
近期的贪污丑闻加大了这些医药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推销已获许可旧药物的难度。2014年，中国法庭以贿赂医生为由向英国制药公司GlaxoSmithKline PLC罚款近5亿美金。去年， 瑞士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被控向中国医疗保健专家行贿以提振销售业绩，不得不同意支付超过2500万美元达成民事诉讼和解。
西方制药公司发现中国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涨势正在衰减，近几年，许多公司正在由来中国出售成品药物向在中国研究新型药物的方向转变。
2012年，Johnson & Johnson在上海设立研究实验室，为肺癌、血癌和乙型肝炎研制新药物。而丙型肝炎才是在美国较为常见。该实验室计划于明年将其首个实验性突破运用于临床试验，并希望能从其肝癌或乙肝项目中提取到有用的复方药物。
在2009到2014年间，Novartis共投入了10亿美元，将其在上海原有的医疗机构转为科研中心。同年10月，它开始在中国，韩国和台湾等地区开展首个在中国研发的、治疗鼻咽癌药物分子的临床试验。
Novartis在中国的研究部主管李恩表示，公司将会在不久之后将另一个用来治疗肝纤维症的复方药物投入临床试验。他手下由600个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同时还担负着至少十几个个其他疾病的药物研发项目，其中治疗针对肺癌和胃癌的产品。
中国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人才稀缺直到几年前才得以缓解 。但过去十年间，在政府项目的鼓励下，许多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到了祖国，这也鼓励了大型制药公司在中国做更深入的药品研究。
在药品生产方面，西方公司与中国工厂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以降低生产药品的成本。与之相同的是，药物研究的成本在中国也要低许多。Bain & Co. 亚太地区医疗保健部门总管Vikram Kapur表示，这意味着公司会更加以来中国的实验室来推进他们的研发流水线 。
Johnson & Johnson和Novartis公司指出，尽管他们新研发的药物是针对的是中国患者，他们也会在西方病人身上做临床实验。若有需要，他们也有机会在西方国家出售这款药物。例如针对肺癌的药物，也是可以广泛分布于美国和英国的病患。
负责Sanofi公司中国地区研发工作的Alex Zhang表示，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能成功的研发出一种新的药物。三年前，因项目被临时叫停，公司一种用于治疗肝癌的新型药物分子的临床试验惨遭搁浅。
进行临床药物试验的过程同样存在风险，项目在这一步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要大得多。贸易组织生物技术创新组织表示，2006年到2015年间，大概每10个项目中仅有1个能够成功通过测试，最终得以进入市场。
除了在实验室内研发新的药品，Sanofi与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张先生表示，现在公司正在运行着近10个 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寻求肝癌、乙型肝炎和糖尿病的治疗方法。这些合作尚处于早期阶段，两年内可能还不会有明显的成效。英国的制药公司AstraZeneca PLC 也在与中国大学合作，研发针对胃癌和慢性肾脏疾病的药物。
当地的制药巨头也紧追其后。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中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在争取该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药物许可，该复方药物将用于治疗结肠（直肠）癌。公司正在计划将此投入胃癌和肺癌临床前，进行额外的试验。
“不论是大型制药公司或是我们这样的（小）公司，现在这些药物都是专门为中国患者量身打造的。”Chi-Med的执行官Christian Hogg 表示，“患者将是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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