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鹰/文
以下内容来源于：
【NO.1】
2019年8月5日“梅山故事”发布的《新化——曾经的“民国一流县城”、“楚南望邑”》：
原城厢团花山村陈氏家族广有地产。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清末陈迪蒙家有良田50万亩，他通过新化人、湖南省清理湖田总局局长曾继辉的关系，收购了大量湖田和州田；曾参与创办“三味书局”，刊印了大量医药书籍。民国时期，陈氏家族中陈湘仲在县内有佃户800余家，年收租谷5000余石。因而被称为“土地菩萨”或“泥菩萨”。当时有民谣：“陈家的谷子、段家的锡，杨家的金子、马家的笔。”即陈家多田，段家开锡矿，杨家开金矿，马家多读书人。其中陈家就是指陈迪蒙。
【NO.2】
2017年2月16日“品略 · 图书馆”发布的【历史传奇】清末民国时期新化四大家族之杨家：
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梅山新化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杨家的金子、段家的锡，陈家的谷子、马家的笔。”这里指的就是那时新化县显赫的四大家族，其中杨家指的是城厢团（今上梅镇）花山村的杨培甫，以办金矿著名；段是指安集乡的段楚贤 [1] ，以办锑矿著名，新化过去把锑说成锡；陈是指城厢团的陈迪蒙、陈御丞 [2] 、陈湘仲为代表的陈氏家族，田产最多；马是指新化县永固镇长鄄村以马子谷 [3] 、马非百 [4] 、马少侨 [5] 等为代表，才子众多的马家。
《新化县志》（1996年版）也载：民国时期，县内以“三大菩萨”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占有全县大部分土地。七星村的“泥菩萨”陈湘仲家族，在县内有佃户800余家，年收租谷5000余石；花山村的“金菩萨”杨培甫，以开采金矿起家，在县内占田2000多亩；漩塘湾的“银菩萨”段楚贤，除占矿地数千亩外，还有农田2000多亩。
残存的杨培甫寓园一角
“金菩萨”杨培甫
杨培甫，新化县城厢团上下村岭背后（今上梅镇花山村）人。贵州补用知县杨公清藩嫡长子，受家世影响，培甫从小工诗书，有才略。清庚子年，培甫随舅魏公景桐于蒙自道署，当是时中法合办铁路，奉委铁路局委员，后由魏公以官费派出留洋，留学日本三年，入法政警监专科，卒业返湘，旋入云南海关任事，適河口之役，滇督锡公良，以培甫经在事出力，得保为云南候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魏公升任粤臬，而清廷预备立宪，谋司法独立，臬司有专责，调培甫往，赴粤任，清理积案九阅月旋，奉云贵总督锡公电，调任蒙自關道路警筹备处长，与龚公磋商就绪，定名为“国际交通警察”，由中国主持，以杜法兵，培甫被命为滇越跌路巡警正局局长，几附路数十百里，名刑皆隶之。
黎元洪起义武昌，各省响应，滇长吏震恐，纷纷送眷安南。培甫绾警士数千一身，系全滇安危，昼夜动劳，他国无一兵入境地方，支残局者半载，稳定了边境形势，间接地支援了国内革命。迨蔡公松坡入主滇政，即与培甫同学，稔悉其聪明才智，仍委铁路局督办。
民国元年三月，民庭长李根源惎其能，遇事龌龊，有所掣肘，培甫遂辞督办，挈眷行。行抵安南之东京，蔡公惋然惜其去，犹派龚得胜御帛固请返滇，任四川招抚使，畀重兵二十营俾资调遣，培甫以国事新更，眷已在途，恭人又力劝急流勇退，婉谢而归。不久返籍，在锡矿山开办“一而十”锑矿，并与县人合资兴建畴富公司。民国23年（1934），根据李金山（新化水车人）建议，筹资办金矿，在桃源县冷家溪南竹坪、罗家冲一带购矿地40余亩，从新化招去一批采矿工人开采金矿，定名为桃源长江金矿公司。开业之初，各项基本建设开支浩繁，资金耗尽，无以为继，乃回乡向同村的陈舆学借得巨额资金，又往滇中将昔年所购地产贱售，得贰万金，悉以注入之长江，矿窿始采到黄金。旋即成立股东会，杨培甫占70%，陈舆学占20%，钟笃予、李华南各占5%。杨自任董事长，李文续任经理。同时在新化招去-120人，成立矿警队，兴建4座碉堡，以保矿井安全。修筑洗金坝4个，每坝定额，日夜两班各需洗金12盘（次），每盘洗粉碎后的矿石800市斤，4坝每日共洗矿石96盘（次）。民国25～30年，为其鼎盛时期，采矿工人多达1500人，管理人员40余人，日产黄金16～18两。当时新化人开办的利华、富华、三才等公司及省建设厅开办的桃源金矿局，皆不及长江金矿公司；甚至认为，太湖以南，长江首屈一指。日本投降后，产量下降，物价暴涨，入不敷出，加之管理不善，而逐年亏损。据一些在桃源长江金矿公司做过工的新化籍老人回忆，杨培甫在今桃源县冷家溪建立了庞大的庄园，成立了拥有1000多工人的选矿局，而大部分工人皆来自新化，多为逃避兵役、逃难、躲罪之人，杨培甫矿上拥有6架机枪，300多支步枪，因而新化过来的捕役明知道追捕人已进杨矿，也无可奈何。
杨氏族谱
杨培甫办金矿以致富，县人戏称“金菩萨”。在原籍兴建“寓园”住宅，纵横26栋、190间，面积5070平方米，围墙高筑，四面修有碉堡，有警卫30余人，日夜放哨巡逻。其所占田产，年收租谷5000担，全由其妻掌管。后来，他在老县城之东南角南墙边又建“彬彬堂”，与杨笃武的“南园”相邻，规模较大，法国式建筑，八角楼状，以木质为主，结合砖瓦，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征用为县委会，一直使用至2005年搬迁。现为上梅镇人民政府办公场地。
杨培甫发家后为当地做了不少善事。为支持邬干于 [6] 创办五年一贯制的妙高峰中学实验部，于民国30年上、下两学期各资助4000银元。邬先生一辈子也没忘记杨先生这次以及后来的资助，在长沙建校时，还将杨培甫资助盖的两栋楼取名纪念他：一曰承谷堂（杨先生字），一曰祈年堂，后者意为杨培甫祈祷祝福之意。1942年冬，杨培甫决定进一步赞助邬干于，捐出1200担租，创办一个新的学校，完全由邬干于主持，继续中学改革实验，开办费为30万元。教育部门亦希望此中学早日出现。1944年，邬先生率学生迁回新化。其时实验班已增至五个，学校设施亦初具规模，于是取《中庸》中“君子素位而行”之义，学校正式定名为“行素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邬先生以杨培甫资助的田产，在长沙北门外丝茅冲置地兴建校舍，1947年春学校从新化迁入新址开课，从此行素学校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和永久校址了。此外，他还捐款修建花山茶亭、地母庵。
残存的寓园一角
1949年7月，恰湖南解放前夕，杨培甫病逝于桃源冷家溪。当时杨家正在准备大规模的道场法式活动，光扎纸马就扎了三个月。
补充资料
[1]
段楚贤：又名自立，别号震寰、蚩安。湖南省新化县安集乡椽木山（今冷水江市矿山街道办事处椽木居委会）人。曾经营铁厂、锅厂和煤矿；1920年起专营锑矿，此后一生之大部分时间，均在锡矿山经营锑矿业，成为远近闻名的“银菩萨”。锑像银子一样银白闪亮，而他作为当时锡矿山的垄断者和暴发户，全盛时期日进银元二万以上，他就像用银子铸成的菩萨一样，富甲全省，因而得名。1949年7月迁居香港，经营灯泡厂，创办过电影公司。1954年病逝于香港。
[2]
陈御丞：辛亥革命先驱陈天华族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助陈天华入读资江书院。光绪年间，陈御丞与陈石擎一起合办“三味书局”，该书局雇工200余人，其中刻工100余人，在其所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书口下端就有刻工姓名36人，并在长沙、衡阳设有分店，只销售自刻书籍；先后出版发行了《元史新编》、《三通考辑要》、《读札通考》等精美书籍；所印之书，以精审驰名全国，成为唯一与各省官办书局能够竞争的民间书局，深受藏书家重视；其刻书数量之多，版刻之精，在湖南刻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上内容来源于2018年3月8日“湖南辛亥革命网”。
[3]
马子谷（马式材）：又名世材、轼材，派名永菽，字任之。出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1919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干事，五四运动后深入工人运动并任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师，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相继参加广州起义、淞沪会战、浙赣会战、闽海抗战，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汗马功劳。自1926年起，历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专员，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国民政府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的特别支部），华北民族革命同盟成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员，国民革命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培训班教官，国民革命军第70军驻长沙、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主任，民国福建省政府顾问兼干部考核专员，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民革命军第25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统战策反小组成员，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湖南临时省政府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等职。自1919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有袁伯杨、周方、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女）、匡互生、夏明钢、王光临、王荷波、陈伯达、潘祖彝、陈希周（陈昭礼）、李黎洲、徐琛、李培桐、潘谷公、戴任、陈应中、毛泽民、盛世才、刘峙、汤恩伯、陈立夫、陈果夫、周恩来、杨匏安、刘清扬（女）、吴玉章、刘少奇、李维汉、杨献珍、雷瑜、方鼎英、邹鹏振、鲁涤平、彭湃、杨殷、刘珍年、杨献珍、王昌明、于右任、马维孝、潘汉年、陈独秀、彭述之、朱蕴山、吴成方、叶挺、许德瑗、朱江户、管长镛、何键、李觉、刘建绪、羊枣、王亚南、余志宏、陈公培、胡邦善、周里、欧阳方、程潜、陈明仁、邓飞黄、刘公武、刘岳厚、蒋昆、唐文夑、唐星、程星龄、文于一、唐生智、陈采夫、蔡杞材、刘人奎、姜和瀛、刘鸣球、伍光宗、魏镇、刘寿祺、谢淑周、张严佛、袁朴、肖劲光、黄克诚、黄曾樾、章士钊、李石曾、张大千、徐悲鸿、林伯渠等。
[4]
马非百（马元材）：秦汉史名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毛泽东和郭沫若深受他的影响，曾多次引用观点和言论。派名永旦，号若村。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新化永固长鄄（今隆回长鄄）。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念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参与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国民杂志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北大书法研究会等系列实践活动。自1919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有袁伯杨、罗元鲲、周方、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女）、葛健豪（女）、蔡庆熙（女）、刘千昂（女）、蔡麓森、蔡蓉峰、文七妹（女）、杨昌济、蔡元培、徐宝璜、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沈士远、胡适、邓中夏、罗章龙、杨人杞、易克嶷、张国焘、刘仁静、萧镇湘、梁漱溟、罗隆基、傅斯年、李济、赵元任、丁文江、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夏鼎、梁思永、冯友兰、陈寅恪、余嘉锡、吴晗、郭沫若、成仿吾、方鼎英、周恩来、邓颖超（女）、何香凝（女）、徐特立、林伯渠、刘峙、汤恩伯、程潜、陈立夫、陈果夫、邓拓、嵇文甫、萧楚女、冯玉祥、李德全（女）、郭春涛、邓翠英、邓飞黄、张敦讷、王同庆、陈伯君、顾毓琇、刘季洪、杜元载、朱家骅、陈垣、余嘉锡、章士钊、姚从吾、尹达、李文、袁朴、胡宗南、刘肖愚、胡寄聪、傅振伦、宋云彬、叶世昌等。自1926年起，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普通学历史教官（少校）、校本部政治教官（中校），中国国民党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国革命史教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中州通讯社主任兼总编辑，国立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干事，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河南省政府秘书，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历史系教授，苏鲁豫皖边区学院院长，国立北京大学秘书处秘书，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哲学组编辑等职。在黄埔军校期间，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联系密切；积极支持并参加广州起义，许多革命者都在他的住所乔装参加巷战，其住所成为重要联络点，起义失败后，利用其身份掩护营救过邓拓、嵇文甫等许多共产党人。1943年进入中央训练团。1949年谢绝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台湾大学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任选”邀约。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前，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桑弘羊及其战时的经济政策》、《桑弘羊传》、《桑弘羊年谱订补》、《桑弘羊年谱》（有德文和日文译本）、《管子轻重篇新诠（套装上下册）》（郭沫若曾引用100多条）、《秦始皇帝集传》（《秦始皇帝传》出版后被誉为司马迁“史记”马骕“绎史”后之巨著，称“三马三史”）、《秦史纲要》、《秦集史（全二册）》、《秦汉经济史料》、《西汉时代的吏治》、《盐铁论集注长编》（《盐铁论简注》）、《诗 · 桃夭新证》（手稿）、《秦书》未完稿等。马非百治学领域广泛，建树颇多，特别是在秦汉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贡献。他的治学思想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从而使其历史研究能够在资料翔实、考辨精湛的基础上有着独特的见解，较之前人研究更加深入。他是第一个肯定秦始皇功绩的学者，毛泽东多次和他一起探讨秦始皇和秦史，胡适赞誉他“非百百非而不非秦” 。其博大精深的专著，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5]
马少侨：原名远兼，字政交，号啸樵，又号剑霞。1920年出生于隆回长鄄。1943年毕业于华中艺专。中国苗族史研究的鼻祖、梅山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楚辞文学研究的创新者、宝庆人文研究的推进者、当代湖湘诗词的泰斗。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政协委员、邵阳市政协常委、民盟邵阳市委会主委、民盟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诗词学会副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湖南省岳麓诗社邵阳分社社长、“南社湘集”社员。创办过《邵阳诗渊》和《双清诗词选》两个刊物。主要专著有《清代苗民起义》（为英国剑桥大学《剑桥晚清中国史》所引用并列入参考书目）、《湖南苗族人民革命斗争史略》、《邵阳历史钩沉》、《楚辞新证》、《魏源故居访逸录》；主要论文有《窜三苗于三危新释》、《〈天问〉“犬体”新证》、《太平天国前夕湖南天地会李元发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民起义》等约60余万字；主要诗词专集有《马少侨诗词选》和《马少侨诗词续选》，收录诗词作品1000余首。据不完全统计，他入选的辞典和书籍有：《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教育家辞典》、《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家辞典》，《当代八百家诗词选》、《中国当代诗词选》、《当代诗词点评》、《历史教学》、《史潮》等。（补充：《马少侨集》被收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邵阳文库 · 甲编030》。马少侨15岁学诗，17岁已能吟咏成章，这一年他写了《陇上行》 等近50首诗；19岁时，师从进士、两江总督樊增祥的弟子宗子威教授，成为“臾江诗社”最年轻的社员；与章士钊、刘海栗、徐悲鸿、马万里、张默君（女）、程星龄、黄道奇、陈云章、黄士衡、杨第甫、陈新宪、徐君虎、羊春秋、马积高、曾玉衡、周磊村、粟实、周令钊、陈白一、姜今等名流交往密切。）
[6]
邬干于：又名朝宪。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于湖南新化永清团虾溪村西家湾（今桑梓镇）。邬家世代书香。外曾祖父李郁华是道光年间的翰林；祖父邬祖绶在光绪年间历任云南省大理、平彝等县知事；父亲邬石藩为清末廪生，不仕蛰居，在家乡设馆授徒，自得其乐。邬干于少年聪颖，在父亲的督导下，勤奋学习，刻苦用功，熟谙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曾先后到日本、美国等地留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1942年秋任五四中学校副校长；1944年创办行素中学；1947年春迁至长沙；1956年入北京编辑社，从事编译著述，同年底，被聘为湖南文史馆员；著有《崇德初级中学设立实验班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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