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给我身边的每个人写篇文章，其中第一个想写的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康义箱，闽南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死了三十年了，而我今年三十岁，我们俩擦肩而过，只有几个月的交集。他抱过我，喂过我，哄过我，但我对他毫无印象。关于他的一切我都是从上一辈的口中得知的，而且，还加上了我自己的很多想象。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个卑微的普通人，即使他是你的先祖，能流传下去的只能是只言片语和后人追加的想象。
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至今家家都还有祠堂，有族谱，我家也有，族谱上写着我们是唐朝末年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但绝非什么名门，往上翻二十代都是种地的，而且据说风水不好，净出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我曾祖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成天砐双破鞋四处游荡，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凑，没米下锅了就卖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地都卖完了，他就卖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道理他懂，可是他有两个儿子呀，卖掉一个又何妨？他想卖小儿子，可是买家坚持只买大的，小的夭折风险更高。
所以，我爷爷五岁时候被亲爹卖给另一户人家延续香火。我儿子今年三岁，每次我回家，他远远看到我都会跑过来扑进我怀里。我不知道我五岁的爷爷当年有没有扑进过他爹的怀抱，身为人父，我也不敢想象当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怕我一想，眼泪就会流下来。
他在养父母家一直长到十八岁，养父母对他怎么样已经没人知道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日子很苦，因为养父母也是最穷苦的人家，无儿无女，才倾尽所有买了他。那年代本来男子十六岁就该成家了，可是养父母掏不起彩礼钱，他几乎是注定要一直打光棍了。然后，他十八岁那年，养父母突然一病不起，双双故去了。
这时候，我曾祖父找上门去了，希望爷爷能跟他回家。曾祖父的二儿子继承了我家的优良传统，十几岁就成了标准的二流子，吃喝嫖赌，四处浪荡，最后惹下官司，连夜跑路去南洋，从此音讯全无。曾祖父正愁要绝后了，一看养父母都死了，觉得简直是祖宗保佑。没想到，爷爷拒绝了。曾祖父那阵子恰好赌场得意，手里攥了几吊钱，就跟爷爷说，我给你娶老婆，走不走？
爷爷拒绝不了这样的诱惑。曾祖父用很便宜的价格买来了我奶奶，她很小的时候被土匪不知道从哪里抢走，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养大后主人家不满意，就又把她卖了。
我奶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农妇，勤劳，善良，坚忍，任劳任怨，一生不幸，却又默默地忍受着最沉重的苦难。
也许是在别人家长大的关系，爷爷一点不像我家的人，他极其勤劳，起早摸黑，恨不能成天都在泥里水里泡着，干得跟牛一样。
当然，他再勤劳，日子都还是很苦，尤其是当他有了几个孩子之后。爷爷最后一共有八个孩子，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在他日子过得最困难的时候，整整一年家里没有一粒米吃，有人跟他说你把那个三小子卖给我吧，这样你能赚点钱，家里也少一个人吃饭。爷爷一口回绝。
三小子是我爸。
爷爷没有兄弟。在农村，人多就是硬道理，人丁不旺的家庭在农村是很容易被人欺负的，所以他家就是整个村子里最没地位的家庭，对谁都得客客气气。被欺负多了以后，他想了个主意，没亲兄弟就去结拜几个把兄弟，把兄弟虽然没有亲兄弟靠谱，遇上什么缓急的事多少能给自己撑撑场子。他的一个把兄弟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某天拉着他一起去割了手指喝了血酒，把他发展进了组织。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加入的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小时候我听说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我的爷爷是个老游击队员，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们那是闽南，离闽北的中央苏区远得很，历史课本上一个字都没提到过我们那，所以所谓的游击队十有八九是群小打小闹的土八路。后来，很偶然的在厦门市图书馆看到了本中共闽南革命简史，翻开看看才吓了一大跳。当年最早在我们村牵头闹革命的竟然是几个马来西亚共产党员，他们下南洋谋生时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结果被马来西亚驱逐回来。后来中共华中局又直接派遣了几个秘密党员来领导革命，接着厦门大学和集美师专的秘密党员也化妆成小学教员潜入了进来。我们村一时竞成了闽南地区革命的中心，建立了几百人之众的游击大队，大队长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名叫康明深，本是个流氓无赖加黑帮分子，抗战期间加入军统，受训后到被日本占领的厦门开展敌后斗争，表现卓异，抗战结束时被晋升为少校，他却突然弃官回乡，凭着自己复杂的背景成了控制好几个乡里的实力派人物。他的枪法极好，曾叫自己的姨太太在咯吱窝里夹个竹筒站着，他在五十米外用手枪射击，子弹正好从竹筒中间穿过。这样的人欺男霸女的事自然是没少干的，但另一方面见过世面的他又做了不少值得称道的事，例如修公路，开煤矿，规划街道。他在我们那个山窝里仿照厦门著名的中山路建了条小街道，两边都是中西合璧的骑楼，极有味道。他还把自己的西洋别墅捐出来做学校，别墅楼顶有个钟楼，每天正午报时的时候临近的几个村落都能听钟声。到了1948年的时候，这个见过世面的乡下土皇帝也知道国名民党不行了，就在地下党的争取下投机了革命，迅速拉起一支队伍来，我爷爷便是其中的一员。
党在我们村发展革命武装是因为我们村位置极好，一来在大山深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二来处在闽南到闽西闽北的咽喉要道，革命力量壮大后可以猛虎下山一般直取泉州厦门。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垮得太快了，解放军没几年就打过长江，打进福建。为了策应解放军，地下党决定立即行动起来，解放县城。游击大队半夜从根据地出发，徒步奔袭县城，除了少数人有枪外，大部分人拿的都是自制的长矛。他们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赶到县城，早已是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宪兵、警察放了几枪就四散逃命，县城宣告解放。但是很快他们又退出了县城，因为有一个师的国民党溃军正朝县城赶去。后来该师在与游击大队周旋数月后明智地选择了放下武器投诚。
游击大队随后又被派去剿匪，一股悍匪盘踞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头上，游击队员们拿着长矛从山下往上攻，土匪从山上往下放枪，枪声爆豆一样响个不停，好几个游击队员牺牲在了那场战斗中。好多年以后，我四姑提起这个事都还不停感慨，她爸爸当年怎么也不知道怕。
解放后，原地下党领导人全部调走了，他们中有好几个后来成了省部级干部，游击大队则在裁汰老弱后改编为军分区独立营，大队长当了营长。爷爷属于裁汰人员，他年龄太大了而且不识字。这对他倒没什么影响，还是接着种地。到了土改的时候，大队长在乡下的财产都被没收，他预感自己以前干的坏事肯定也要被清算了，竟然叛变了，带着几个铁杆马仔跑回村里，将12个村干部活埋，然后纠集起一帮人上山当了土匪，台湾方面还给他空投了一个少将的委任状。可惜少将的瘾没过几天，解放军就赶来了，顽抗几天后，他开枪结果了自己。
好多人受这一土匪事件牵连，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历尽磨难，但爷爷没有卷入这一土匪事件，他一心只想好好种地，别人哄他一起山上的时候被他严词拒绝。虽然他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但是我相信大字不识几个的他理解不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和什么是先进什么是反动，他只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晕头转向地寻找着自己和妻儿的活路。后来政府给他发了一张老游击队员证，那张证可以让他的孙子辈考大学时降十分念师范和农校，可惜他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不是成绩太好就是成绩太差，没人沾到他这个光。
全村最穷的爷爷在土改的时候被定为中农，因为拼命干活的他终于攒出了一点钱，把曾祖典卖掉的一小块河边地给赎了回来，命运就是这么爱戏耍可怜人。又几年过去，村里开始搞集体化了，爷爷知道像他那种一个顶三个的壮劳动力，吃大锅饭肯定是吃亏的，所以他不想参加，他跟生产队领导说家里小孩太多，怕入社后分的粮不够吃。生产队的几个领导都是本家人，虽然不是一房的，他们同意他不入社。到了第二年，该交统购粮了，爷爷去交粮的时候被抓了起来，生产队本家人领导们说他交的太少，爷爷不服，跟他们大声争辩，他们拿出一个账本给爷爷看，可是爷爷不识字，根本看不懂，他只知道人家让交的数，比他一整年收的粮还多，这怎么可能呢？最后他被民兵用枪托狠狠砸了几下，押到土楼关了起来。
六神无主的奶奶带着几个孩子，一袋一袋一袋地把家里所有的谷子都拿去交了，一颗都不剩，爷爷才被放了出来。他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奶奶，打得特别狠。
那以后，只要他在外头受了气，他就回家打奶奶，奶奶总是一声不吭地让他打。
几十年后，我父亲赚了点小钱，在村里有了点地位，他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那几个生产队领导看爷爷独门独户，没人帮衬，又不识字，就把自己家要交的公粮都记在了爷爷名下。父亲去找其中一个生产队领导问:“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我们全家的粮都交了都还不够！”那人当时已经八十多，瘪着没牙的嘴笑道：“有便宜谁不占。”
爷爷是个很倔的人，他想想自己累死累活，辛苦半生，到头来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得让人家这样欺负，一怒之下跑到到山上吃下一种叫“柑檬”的毒草。
他被人发现抬回家的时候已经僵直了，奶奶和八个孩子吓得嚎啕大哭，哭声从那两间牛棚一样的破房子里传出去，半个村子都可以听到，可是没有人上门关心一下这个农妇的悲恸与绝望。哭到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她带着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们动手给爷爷换衣服，再穷再苦，也得干干净净地走。结果，三姑姑给爷爷擦脸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珠子突然动了一下。三姑姑今年已经六十多了，去年她一边跟我讲这个事，一边擦着眼泪说：“我就那么喊了起来，阿妈阿妈，阿爸没死，他的眼珠子动了！”
爷爷真的没死成，不过在床上整整躺了半年。那段时间全家人靠奶奶到处求告，借来木薯粉煮糊糊吃才熬了过去。
爷爷自杀未遂后脾气更差了，不仅继续打奶奶，还开始打孩子，而且下手特别狠，跟不是自己生的一样。我父亲说他开始的时候还任爷爷打，后来一见他要动手就赶紧跑，不跑怕被他打死。
“他就是心里太苦了。”父亲回忆这段的时候叹了口气：“我也是后来才懂得他心里苦。”
不过，有一个人爷爷从不打，我大伯，因为大伯学习成绩特别好。爷爷自己吃尽了目不识丁的苦，所以即使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他都要供几个儿子读书，而大伯最争气，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最后成功的考上了地区师专，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这大概是爷爷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可是，在差半年就可以毕业的时候，大伯突然退学了！他说肚子太饿了，念不下去，不念了。这是个无比荒谬的理由，他在学校有伙食补贴，有白馒头吃，家里才是真正揭不开锅了，可饶是如此，全家人还是忍饥挨饿每个月省出来三五块钱寄给他。从此他开始在村里四处游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充分展现了我家祖传的二流子基因，而对爷爷来说，他一生的努力，他与命运的抗争，他的拼命干活，他的扛着长矛闹革命和他的培养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至此全部失败了。
他向命运屈服了，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脾气古怪暴躁的老头。
然后奶奶去世了，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在床上躺了几天才断气，终年53岁，她的一辈子先是被土匪掠走，给人当童养媳，又操持这个穷苦的家庭，让自己暴虐的丈夫当出气包打，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她平日最喜欢吃猪油渣，就是肥肉榨油剩下的肉渣，家里穷成那样，自然是没多少机会吃的。几个姑姑见她不行了，一边哭，一边到山上砍柴卖钱，买回来一小碗猪油渣要给她吃，她却已经吃不下了。她一直在流泪，含含糊糊地念叨：“你们还这么小，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她咽气后，一直神情呆滞的爷爷突然放声大哭，呜呜咽咽，哭得像条受伤的老狗。年纪最小的四姑姑刚刚12岁，本来最怕爷爷，这时却跑到他跟前骂道：“活着的时候天天打人家骂人家，现在死了，你才来哭！”
奶奶不在以后，这个穷苦的人家更穷，更苦了。可是年年难过，年年过，熬着熬着，他的孩子们终于都长大了。女儿们陆陆续续出嫁，儿子里，老大是个二流子，老二是个和他一样勤恳的农民，老三老四种了十年地后赶上改革开放的经商大潮，扔掉锄头去当个体户，没想到真的赚到了一点钱。
老三，我的父亲，从小最不受爷爷重视，没想到长大以后性格跟他最像，勤劳，节俭，倔强，要强，还有脾气暴躁。父亲跟爷爷交流不多，那时的他年轻气盛，看不上爷爷那副窝囊样，他们的和解还要等到很久以后。对了，他们俩还有一点很像，就是对生孩子特别执着。我二姐，父亲的第三个孩子，超生出世后，村里要求我妈去做绝育手术，父亲不动声色听完通知，心里却已经决定要去逃计生。逃计生就是躲到外地去，生完小孩再回来，但是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走了，房子会被扒，财产会被没收，当时父亲做着日用品批发生意，在那个万元户已经响当当的年月里月入上万，仓库里满满当当屯满了货，根本带不走。然而他不在乎，他要走，平日里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他说：“钱是个屁，人才是最重要的。”
爷爷赶来劝阻他，跟他说，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每个月能赚这么多，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跑了，这么多货就不要啦？以后赚不到钱怎么办？”父亲对他爱理不理，冷冷地回答道：“我才三十，赚钱有的是机会。”
父亲带着母亲在外省的一个矿区里躲了三年，每天去当黑工，用板车拖煤矸石，肩膀被勒出了一道道的血痕，但是如愿以偿地生下了我和我弟弟。
真是感谢父亲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后来父亲开始做采矿设备的生意，虽然没能成为大富豪，但是也让我们过上了小康的日子。
1988年3月我出生，父亲带着我偷偷回了趟家，因为爷爷病重了。他长期抽自己种自己做的劣质旱烟，肺早就抽烂了，不停咳嗽，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把全家人召集起来，拍了唯一一张全家福。脾气暴躁了一辈子的他最后那段日子却特别温柔，每天“阿国阿国”地叫我哥哥（哥哥名字里有个国字，就像台湾人叫陈水扁阿扁一样），给他找来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我回家后他则成天抱着我，逗我笑，他自己也笑。
1988年年底，他去世了，终年72岁。
每年正月初二家族都要祭祖，我们成年后父亲就要求我们一起参加，我二十岁那年，祭完祖后父亲心情很好，拿出族谱跟我们一起翻阅。他用手指捻起发黄的纸页，一页一页，一个一个地点评，从第一世到第二十一世，大部分让他一通臭骂。“全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说。到了曾祖的时候他尤其激动，大骂道:“这种不肖子弟，才两个儿子都要卖掉一个，真是废人，下脚料，垃圾！就不应该祭祀他，做鬼都应该没吃的！”
然后到了爷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你们阿公啊，他尽力了。可怜啊，命不好。。。。。。你们要记住他，他爱吃甜糕，将来我不在了，你们记得给他做。”
那一刻，我想，一个父亲能够得到自己儿子的肯定，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吧？我能理解父亲对他的父亲的感情，父亲这辈子做成了好几件让乡邻眼红的事，成为全村最有钱的人，盖了最漂亮的房子，把五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和国家干部，都是爷爷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他很聪明。”这是父亲对爷爷的另一个评价。
我弟弟念的是军校，现在是个上尉军官，连年立功受奖，有一次他执行任务时候认识了一个当年曾在我们村领导革命的离退休老干部，副部级，老干部对他特别热情，给他讲了当年的许多传奇故事，他说：“那个大队长康明深啊，是个人物，就是太坏了！”弟弟壮着胆子问他：“那您记得一个叫康义箱的游击队员吗？”老领导摇摇头，说：“不认识，那会人太多了。”
这就是我的爷爷，大时代浪潮里最最卑微的一滴水。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他来过了，努力过了，又无可奈何地走了，没有人记得他。
但是我想记住他，用这篇文章，他是我的爷爷，一个好老翁，他叫康义箱，他像每个普通人一样，来过了，努力过了，又走了。
呜呼，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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