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过得有些不快，一来这三月的娃娃天造成的作天阴影响了我的心情，二来就是有些时候没有联系了的张洁君一早发来信息表示对我文章的不满。
他觉得我贬低作为我父亲的母校的科大是为了发泄内心深处的不安，觉得我行文太随意，完全从主观臆断出发不去考证。
然后就是我一系列的辩解，这个过程必然是唇枪舌剑的一番，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争辩中，他说如果我再说科大半个字不好他必争辩下去，然后扔一句“不与愚者争是非”，再然后把整群人解散，搞得我在风中凌乱。
我想起微信圈有个经济学家邹横甫的学生微信名叫“养猫人”的，我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中科院结构分析实验室的一名员工。
当他用基尼指数来描述现代的财富分化时，我表示了小小的质疑，结果他也是扔给我一句：“不与愚者争是非。”
当然这里可以用一句更著名的话解释就是：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现实，我跟你讲现实，你跟我讲道理。
这是不是说明理论和现实很难统一甚至是对立的？我是用丰富的人生经验跟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的理论相抗衡，然后他们则获得了某种学识上的优越感。
但我觉得这种优越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甚至反而走向了真实的反面。
这样的争辩自然和优雅无关，因为充满了火药味。
张洁君是我去年认识的有着科大和北大求学经历的极少数的一个智商和才华并举的优秀的人。
他除了有数理化方面的理科功底，文章写的也不错，而且还擅长古体抒情诗。 更难得的是他还热爱音乐，而且还成功的创办了科大学生合唱团和北大学者合唱团。
他能主动认识我，我自是有些开心，我的微信公众号还是他帮我开通的。
但我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和很多人一样，把我想象成了某种符号里的人：会写文章，会弹钢琴，出生于科学院知识分子家庭，那绝对是优雅的代名词。
说到优雅，那个采访两会火了的的气质姐张慧君就是。她家庭优渥，名校毕业，父母从小把她当淑女培养，她自己也刻意往这方面靠。
但通过这次事件，好像很多人并不买她的账，觉得她只不过是一个装腔作势言之无物的绣花枕头而已，获得好感的反而是对她翻白眼的真性情的梁相宜.。当然，挺她的人也有不少。作为一个动不动要真性情示人的人我自然是挺梁相宜了。
话说回来，在我的回忆性的文章中，对过去的一切是不大有好感的，当然也包括科大。
就像我跟一个音乐系同学说的那样，我也好想像她一样那么会捧人，例如写一些锦绣文章，但我偏学会的是骂人。
我想了想，也许是有我爹死的早我所生的时代又早的缘故。这必然让我的人生更艰辛，面临的困境会更复杂，世态炎凉看得更通透，又因为在跌落中人事更复杂。
还有，我有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排行，又有着性别歧视和排行歧视的双重压迫。
当然，最主要的是我的天性使然。当有一次张洁调侃我搞得像鲁迅似的，我道：不是学鲁迅，而是性相近。这让他很是无语。
大家都知道我很反感清华子弟高晓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就住他家隔壁的故事,这让他赚足了人们的好感，觉得他生下来就带着满满的知识味，这几乎成了他吹牛的资本。
这女的拼优雅，那男的自然就吹牛啦！
对于我这个年少楼上楼下都住着父母是北大清华的同学父母的人，这样的故事自然不会打动我。而且我知道的是北大的父妻可以互相不理睬，清华的夫妻也总是吵架，至于知识味是什么却不曾知道。
况且，林徽因1955年就去世了，1969年出生的高晓松与她可是连照面的机会也没有。
当我父亲去世时，老科学家葛庭燧曾经来我们家给了我母亲200元钱，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家和葛老又有什么关系？
在这之前，由于我们家多子女的关系，我们家在科学岛上是受歧视的一个家庭，除了我的同学的父母有很多都是名校出身，而且工人家庭当时在社会上地位仍然很高，反衬的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样的存在。
也是在多年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大家对知识的重视，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同学的父母是那么牛，我的父亲的学校也不差甚至越发的被重视。
我想起先前父母工资上的紧迫，这跟现在对高校的重视根本无法同日而语。时代变化得——简直太可怕了！
所以，父亲宁愿把我们都送进工厂，也不愿意我们像他那样去读书而受穷。这可以说他目光短浅，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说到优雅，我的二哥在外表看上去就曾是个优雅的谦谦君子，可是暗地里什么坏事好像都离不开他。这让我更加地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一个光注重里子（当然并不是说我里子就有多好）而外在一塌糊涂的人，无论外表，还是作文，或者别的什么。
对于张洁君对我的失望，我是有些介怀的，毕竟是他肯定了我的写作且在写作上给与了我不少的帮助，有一种知遇之恩。他没有想到的是我是一个如此不留情面的人，有时甚至把炮火对准了他和他背后的科大，以及他对科大子弟美好的设想。
其实，人生的实相大体都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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