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北京西城区马路边的小单间时，很想吟「陋室铭」。
公寓在一楼，出门就是斑马线，毫无小区的氛围。一楼，时常听见窗前的脚步声，或是一大早扯着嗓子的京腔对话，还有「克铃、克铃」自行车驶过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清早醒过来，会一瞬间以为自己睡在马路上。
在一楼，即使我把头发留得再长，也没法把长发放下去拉情人上楼；再者，「我欲乘风归于，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自然感受不到；亦不能像一些小说女主角一样，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
一楼终结了这些幻想。
小北漂住进老房子以来，洗热水澡成了一件幸运又奢侈的事。千估万算，老天爷眷顾，才能等到电热水器烧出刚刚好的热水。但很多时候，花洒只会滴滴答答地流几滴眼泪，用拳头敲打热水器——发出一声轰隆隆的凄怆的哀鸣。
幸好和朋友一同挤在这个6平米的房间里，不然合租男人深夜的咳嗽声，邻近门的脚步声，洗澡的流水声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等到外面都静悄悄了，我才敢踏出房门，撒一泡憋了很久的尿。但每次进门出门都会像一只「小蜥蜴」，在缝隙里滑来滑去。
我的隔壁房客是个人物，留着一头长发的七尺北方男儿，是个搞音乐的艺术家，野性又儒雅。在我摸黑做饭的时候，他默默地给我打开隐蔽的开关；再者，不厌其烦地帮我们领送货上门的快递，有时候一天三四个快递员来敲门，之后我会想，这些快递会不会中断许多灵感？好容易写出几个哆来咪，一声「咚咚咚！」 ，回房间好不容易进入创作状态，又一声「咚咚咚！」……那歌也许就从舒缓的民谣变成了暴躁的摇滚乐吧。
艺术本来就是依环境而变的。
有时不免会撞见他洗完澡只穿着裤衩在房间里换衣服，房门大开，放着性感的爵士乐。我只好赶紧掉头，像无头蚂蚁一样钻到厨房里去，等几分钟再冲进自己屋子里。真是一个香艳的房客，「赤裸的艺术家」，听起来有些「行为艺术」的调调。
我一直以为艺术家是不用吃饭的，也一直以为长期独居的单身汉是不修边幅的，但冰箱里他的隔间总是放着西兰花，鸡胸肉和各式坚果，有时还会蒸一些紫米杂粮饭，原来从冰箱也能基本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他的门有时候会咧开一条缝，期间会有像香薰的味道飘出来，s说那香有股大麻味，想他会不会在吸毒…这很符合颓废艺术家的人设，但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我会控制不住自己地往里面瞄，他为自己铺上了彩色的地毯，还有一架放着乐谱的电子琴。
人类天生的窥私欲。
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里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在出租屋里，长的是寂寞，短的是欢愉。
我们一搬进来，过道里就摆满了各式女鞋。朋友s让我收一双进来，不然人家会不高兴的。我心里想，「我们是女性，而且是妙龄的，人家怎么会嫌弃妙龄女孩的鞋子呢？」如果s知道了我的想法，一定又会责备我变成了不健康的女权思维。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算有素质，穿着睡衣把一箱垃圾搬出大门口，「嘭」的一声扔在绿皮垃圾桶里，心里暗爽：「离开台湾，终于不用垃圾分类了。」但把过道里的几双鞋收进屋里，外面的过道显然宽了一些，我头顶又一瞬间生出了圣母的圆光。
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在出租屋里总会升起奋斗的感觉，因为这毕竟不是你的家。「回家」两个字充满了无数情感洋溢的联系，但在北京这个神奇的地方，很少让人有想要回家的感觉，这座城市迫使你认同自己是个成年人，迫使你收住自己多余的感情。
像是被装进了一个蜗牛壳里，再扔进河里，摇摇摆摆，飘零不定，但只要夜里有空间让人能平躺下来，也着实是件满足的事。什么「知足常乐」，什么「苦中作乐」…这些生活哲学真实地在这间蜗牛壳里被悟得彻彻底底。
人不仅要会享受，也要会将就。
公寓外似乎凌晨深夜都有人。不像一些“不睡觉也不起床”的朋克城市，北京深夜里有嗨玩的年轻人，也会有哐蹚哐蹚施工的建筑工，抑或是深夜工作的洒水车。但至于到了清早，五六点钟，就会有扛着红圈长焦单反打鸟的大爷，从西城机关事业单位家属区走出来，可能随便一个都是惹不起的身份，大概就是将领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感觉；再晚一点，许多西装革履，或踩着高跟鞋的男女白领似乎就从蜗牛壳里爬出来了，「蹬蹬蹬」地出现在了各大地铁口附近，神采飞扬地准备开始一场「冲锋战役」。
无论蜷缩在怎样的蜗牛壳里，人们总能光鲜亮丽出现在自己的岗位，雄赳赳气昂昂地和工作对象斗智斗勇，这就是北京。
红豆，就讀於武漢大學文學院，曾遊學於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生活美學博主，運營公眾平台「放空的紅豆」；《孤獨星球》雜誌作者、編輯；簡書、知乎專欄作家。懷舊的上世紀少女，善於捕捉生活的浪漫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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