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文学中流放的恐怖

死屋——文学中流放的恐怖

        要体会文学的力量，或许没有什么比文学家娓娓道来的亲身经历更令人深切的啦。在这些文学家质朴的文字中，我们似乎可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沙俄时代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开疆拓土、劳动改造的囚徒们经受的悲惨境遇和人性泯灭的人间炼狱：

        托斯托耶夫斯基在描述他在西伯利亚被放逐地厄木琴斯克刑罚堡的生活场景时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刑罚定居点，也是工作最繁重的刑罚场所之一。这里的苦役犯会在大盐他辛苦地劳作，从海水中蒸馏出盐。而这里定居点住处的情况更糟，是居点的营房是一座破旧、衰败，早就应该拆除的木制建筑。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天花板会漏水，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营房里有一只炉子，但从没有产生足以取暖的热量，只产生难以忍受的烟雾，屋子里甚至还结着冰。犯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营房里，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人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房里放着一个木桶，臭气熏天。在这里，木板就是床，没有被子，屋里有大群的跳蚤、虱子、蟑螂。”

        契柯夫在描写西伯利亚沙哈林这个女性人数比例较高的典型刑罚定居点女性生存境遇时这样写道：“在这里的女人们，无论是罪犯还是跟随丈夫、父亲翻过乌拉尔山而来的自由人，她的人格尊严、女性身份和谦虚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顾及。在沙哈林，女性是囚犯中的囚犯。从流放途中开始，流放者的妻子就会遭遇强奸，或者被自己的丈夫送出去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当她们到达沙哈林时，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营地行政部门甚至会组织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把关押女性囚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妓院。在办事员和看守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女性罪犯后，其余的女性罪犯都会被带到一个定居点，进行类似于牲畜市场一样的交易。当地官员决定着，哪些流放者和农民可以得到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名存实亡。许多男女既使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很多年，也不知道对方的年龄、来自俄国的哪个地方。妇女在没有正式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象物品一样不断地被转手。一些流放者会快速花掉女性带来的钱或物品，然后逼迫她们去卖淫。而且，通常是用拳头逼迫！”

        同时代的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在描写流放西伯利亚的儿童时这样写道：“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儿童的境遇也同样悲惨。在流放途中，哪怕是只有十岁的女孩也不得不每天步行三十公里。仅1875年一年，就有多达1030名儿童在流放途中死亡。而活下来的孩子，遭受到性侵是常事儿。等他们侥幸到达沙哈林时，他们的父母也因旅途的折磨而堕落了。当地甚至有父亲在用女儿作交易时流露出的是轻松又淡然的神情。这里的生育率极低，不及当时沙俄欧洲部分的一半。对于这里的母亲来说，孩子是一张又需要吃饭的嘴。”

        契柯夫则写道：“在这里，每个亲生儿的降生都不会得到家庭成员的热切欢迎。他们的母亲不会为他们哼唱摇篮曲，而只会发出不祥的悲叹。父母会说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喂养孩子，孩子在沙哈林岛上永远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仁慈的上帝尽快地将他们带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啦！”

        千万不要过高评估人性的高贵，在极端的摧残之下，有多少曾经傲慢的灵魂也会果断扯掉华丽的遮掩——生存，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一口食而生存，而放下身段、摇尾乞怜。亦或贱卖自己的一切，甚至不顾廉耻地站街献媚……直至乞无可乞、退无可退！亦或贱卖自己的一切，甚至不顾廉耻地站街献媚……直至乞无可乞、退无可退！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被迫害者”们的觉醒和抗争下，如同沙俄时代野蛮露骨的流放、驱逐、改造现象或已一去不返。但谁又能说每个时代“被流放、被驱逐、被改造”的社会行为本质依旧阴魂不散，只因变换了方式，或更文明些、或更隐匿些、或更人性些，亦或悄然将当事人视作“异类”边缘化，令其自我颓废；令当事人的配偶子女因不堪拖累而自我墮落呢？毕竟，男人的本能是尽可能广博地散播自己的遗传基因；女人生来寻求物质和安全的保护，确保自己和孩子的生存……为了荣誉和生存的“墮落”，任何时候都会被宽容。所以这种精妙的操作，如同“温水煮蛙”，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浑然不知。或许，只能借助前人的文学在网络这块“当代流放地”才能体会到个中感悟了吧！

既使人们宁死都不愿再思考，我仍坚信这个世界定将越来越美好——不过，是那种并非“谁想要”就能“与之有关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