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比才干更重要

勿因人之短护己之短，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长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景：

“ 张三闯红灯过马路，交警给他拦了下来要处罚，张三辩解道，“我看见前面一个人也闯了过去，你怎么不罚他？”然后就和交警争吵起来。如果遇到一个笨嘴拙舌的交警，说不过他，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争执升级，甚至动起手来。”

我十几年前有一次到交通法庭上去旁听庭辩，就遇到类似的纠纷。

“ 被告的一方抱怨那天大家都在高速上超速，他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而已，警察没有抓领头的却抓了他。

法官问他，“你是否超速了？”

他对此没有否认，但依然辩解道，是别人的超速让他不知不觉开快了。

法官说，“你自己有责任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在限速以内开车，现在讲的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别人超速了，你就可以超速”。”

我们今天经常看到有人理直气壮地说，“凭什么只抓我”。

他的道理在一个“只”字，因为别人逃脱了，所以他也理所应该地逃脱。

如果和美国人打交道多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逻辑完全不是这样，而是“不要管别人是否受到了处罚，现在是在讨论你的问题，你如果没有错，就Okay了，如果有错，按照规定就该罚”。

上面的例子其实在一个单位里会经常遇到。

比如小高做错了一件事，你要是指出他的问题，他会说你上次还做错了，或者李四上次也错了。如果你跟他争，这交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

小高打了李四，当你要因此批评小高并惩处他时，他会说因为昨天李四先打了他，或者刚才李四先骂了他。

言外之意，如果没有前面的原因，就没有后面的结果。我们有时讲，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这种想法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断往上找原因，永远有找不完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事论事。先把当前的事情解决了，之前的事是另一件事，以后再说。

有一次，我在Google路过一个办公区听一名总监在批评下面的人，因为这名总监（权且称他戴维吧）和那名员工（权且称他强纳森吧）我都认识，便停下脚步听了几句他们的谈话。

原来，起因是这样的：强纳森的办公桌在一个较为开放的办公区，他平时说话嗓门很大，不免干扰到周围的人，同事就把这事反映给了戴维。

当然，我估计大家给强纳森提过意见，但是没有用。因为根据我的接触，强纳森属于智商极高，能力极强（一个人干了全组一半的工作），但情商一般的人。他常常我行我素。而且他的级别其实和戴维一样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

那天戴维让强纳森讲话轻一点，强纳森辩解道，“我那天听你讲话嗓门也很高”。强纳森其实是在强词夺理。

但如果戴维讲，“我的嗓门哪儿高了，不信你问问同事们”，这个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

戴维那天只是说，“你提醒得很好，如果下次你发现我讲话嗓门高了，请给我指出，我一定注意。但是今天你的嗓门确实高了，这件事和别人无关，请你注意”。

强纳森无话可说，接下来只好降低嗓门说话。

对比较理性的美国人来讲，通常不问是否有理由做错事，而是确定当前某人是否做错了事，如果是，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至于其他人之前造成的原因，那是另一个case，属于两件不同的事。

中国人中也不缺乏有这种智慧的人。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反省自己错误的必要性。

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也就是说，不因为别人做得不好，就是我们做不好，或者应该往坏了做的理由。

网上不少人为中国式过马路辩解，有从情理上分析它的合理性的，有从经济学上分析的，更有很多站在自己利益上胡搅蛮缠的。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些解释都没有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式过马路其实是违规的。既然违规，就不要去做它。

再说说“勿以人之短炫己之长”。

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

“ 某个人讲，今天我赢了两位世界冠军。当然别人会觉得他在吹牛，不过他一解释大家也只能承认所说非虚。

原来他在国际象棋上赢了网球的世界冠军，在网球上赢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于是有人说，他真聪明，以己之长克人之短。”

是这个故事细想起来有点问题，没有人会因为他在网球上赢了国际象棋的冠军就给予他什么褒奖，甚至不会高看他一眼，因为所有人喜欢看到的是更高的象棋棋艺，更精湛的网球技艺。

在我们的工作中，这种人并不少。很多人会标榜自己是“最会写程序的产品经理，或者最懂产品的程序员”。但最后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作为工程师存在，还是作为产品经理存在。

作为工程师，如果自己的工程技能只是二流，做事情比同行中一流的人相差甚远，别人不会因为他们懂得产品就自动给他们加分。只有当他们能够在工程水平上不输给任何人，产品意识为他们的工程水平进一步加分后，那才有意义。

反过来，对产品经理的要求也是如此。一个产品经理，如果会写两行代码，但是又没有机会让他们写，这种技能毫无意义。

我们要比的是超过他人的长处，而不是满足于超越别人的短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美国人多少对上帝有些敬畏，即便不信宗教，不去教堂，也不会刻意亵渎神明，宣扬人定胜天。因此他们做事的心态比较平和，凡事尽人事，听天命。

肯尼迪在196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演讲堪称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总统就职演讲中的佳篇。他向全人类展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前景——探索太空，治愈各种疾病，消除贫困等等。

听众在激动之余，不免有所疑问，这些美好的愿景真能实现吗？

肯尼迪说，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最终，肯尼迪自己是壮志未酬，他没有看到他所批准的“阿波罗计划”成功，但是他在自己的任期内尽了该尽的人事，也就问心无愧了。

为什么要尽人事，这个重要性不必讲，大家都明白。但是听天命这件事是我们前后这几代中国人从内心很不愿意接受的，我们不妨看这样三个事实，就能体会这一点。

1

对死亡的态度

在中国，只要有条件，通常临死前要不惜代价地抢救和延长生命，哪怕是毫无知觉的生命。这不仅让家庭背负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让中国本来就不够用的医疗资源更加紧张。但是如果不抢救、不延长没有知觉甚至极为痛苦的生命，家庭又担负了巨大的道义负担。

相比之下，大多美国人到这个时候就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甚至从医院回到家里照看，使用一点镇痛剂，平静地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2

对于各种失败的态度

在中国如果高考没有考好，会背负一辈子的负担，很多人到了50岁还和我念叨当年差了两分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这一类的事情。相比之下，美国人显得有点“没心没肺”，只要自己努力了什么结果他们都接受。

当他们进入一个二流大学后，要么等到读研究生时努力进入一个好学校，要么干脆为自己的二流学校自豪。

对于比赛的失败，也没有哭天喊地，要死要活，而是接受结果。

对于法庭上输掉的官司，如果能上诉就上诉，如果不能上诉就坦然接受结果，不会拒不执行法庭的判决。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在输掉了和高通的官司后，没有怨天尤人觉得法庭不公平，而是自责自己太在意官司的输赢，以至于晚进入人工智能领域。正是这样的反省和自责，才让英伟达今天执人工智能芯片的牛耳。

3

对成功的态度

美国人在成功后大多要感谢上帝，或者感想命运，认为是命运的垂青使得自己能够成功。

中国人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当然也会感谢领导，但是通常把成功单纯看成是人的因素。人的努力对成功自然很重要，但是，大多数时候，成功或多或少有运气的因素。

不能接受天命的问题在于，难以正确地审视自己，审视形势。

为什么要听天命呢？因为世界上稍微难一点的事情都非常复杂，超出我们有限的认知。我们的努力，解决了成功一些维度上的问题，但是依然有很多维度的因素我们没有控制。当然，如果不尽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维度也把握不住，自然一事无成。

在承认天命的作用之后，我们在做人时就不会恃才傲物。世界上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

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有来自全世界的英才，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自己水平上的不足。

“

我的成绩相比我弟弟相差甚远，他从清华一个系的第一名，到斯坦福电机工程学的第一名，算是成绩不俗了。

但是据他讲，比他更早的一个印度学生水平和聪颖程度比他强多了，斯坦福的教授们在对他进行口试时，给他出完题，问他会不会，只要他说“我会做（yes，I can）”这三个字，教授二话不说就认为他这道题做出来了，给他这道题满分，根本不会怀疑他。

于是，我弟弟问他的导师查菲博士（世界著名的通信专家，也是DSL之父）：“这个学生是否堪称天才？”

查菲教授讲，“他相比我过去教过的一个学生差远了”。

我弟弟又问，“您过去那个学生现在怎么样了？”

查菲教授不屑地讲，“现在一事无成”。

我弟弟进一步了解才知道，那个天才因为缺乏见识，一辈子在做些妄想的事情。

”

这说明见识比才干更重要。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时，觉得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的才智和知识面远非我能比，当然他相比贾里尼克教授又相差甚远。可见世界上比我们有才能的人简直是太多了。

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见识。

他非常高兴我能做得还不错。我说这一来是你辅导得好，二来只是我运气好一些，赶上了Google、腾讯这样的好公司而已。

但是，我的好运气并不能增加我的能力，因此对于能力不及的很多事，我一律推却掉，以免最后出丑。

在美国你能看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像英特尔、微软或者思科这样带有垄断性的企业，总要留一个或几个不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像碾蚂蚁那样把它们碾死。

原因是一来免除一些反垄断的麻烦，二来是培养一个不太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不断倒逼自己的创新，这便是见识。

我父亲生前总是和我讲，“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yi）乃亡”，说明很多时候事情单靠我们的能力是做不成的，明白自己能力的局限性，才有长远的发展。

明白见识的作用超过能力作用的不仅有美国人，很多中国的智者也是如此。

曾国藩是很多中国人的偶像。

他是一个全才，上马能带兵，下马能治国，既能做学问，又会写文章。但是他深知自己的不足，比如不能亲自带兵打仗，于是后来干脆不上前线，不干扰前面将军的指挥。

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并不精通天文历算，他因此为耻，并让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数学。当他的幕僚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翻译了《几何原本》请他作序时，他知道普及几何学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但又自知自己不懂数学难以胜任，便推却了，并推荐自己的儿子曾纪泽作序。

到了晚年，他精力不济，自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便力推自己的学生李鸿章继承自己的衣钵为朝廷效力。

像他这样，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事，而且并不因为那些事利益大、诱惑力大而勉强承受，真是智慧的表现。

最终曾国藩能全身而退，这在古代功臣中并不多见，这便是见识。

两年前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找我，询问如何规避潜在的风险，我给他分析了一下形势后，他果断地花了18个月重新安排了所有的投资组合。

今天当很多重量级的投资人陷入两年无增长的困局时，他的投资又涨了好几倍。

在投资上，会操作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有见识、真正懂得规避风险的人非常罕见。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下来，很少能看到常胜将军的原因。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人民邮电出版社”，内容源自吴军老师在得到APP专栏《谷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