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同样是“扯淡”的书，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表现出

吴钩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同样是“扯淡”的书，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文|黄饮冰

昨天有朋友传给我一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狗血，叫“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2018年11月21日发表于看天下微杂志，已经是一周前了）。尽管作者为文章提了一个很愤青的名字，但是我感觉到这位作者内心的煎熬。他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他看不惯中国知识分子“贬中褒西”恶习；另一方面，他也接受不了杜钢建先生喷出的“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的狗血。所以导致看完这篇文章，本人感觉很迷惑：作者到底是批杜呢还是挺杜呢？

这就让我想起来历史上的一段公案：有个民国名人，在蒋政府大厦将倾的时候，写了一篇挺蒋的文章，让国人大跌眼镜，可是此公的解释是“我太需要这3000元的稿费了”。我想高级观察员吴钩先生，也面临这个境地吧？这当然是玩笑了。

吴钩论点一：杜教授的结论令人大跌眼镜，论证过程也非常轻率。

吴文说：【杜教授的论证方法可谓简单粗暴，无非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印第安等文明体的遗迹、文物、文献记载、民谣、生活习俗中找出三两处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地方，便得出古希腊人什么的全来自中国的结论。比如杜教授发现，“印第安人的许多生活习惯、劳动工具都与湖南民间相似，如印第安人捕鱼用的竹篓至今仍和湖南人的捕鱼竹篓一模一样”，因此，“湖南人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之一”。】

实际上，杜教授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论证方法，可以归纳成“文明比较”。“文明比较”不是杜教授发明的，这种方法被经常用在“中华文明”的来源研究上，形成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一点吴钩先生显然是比我更明白的。当初发现了仰韶文化的时候，一位西方人不就是拿来几个仰韶文化的陶器与西亚的几个陶器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仰韶文化的源头在西亚吗？这个论断的影响到现在还在，但是随着中国考古的深入，仰韶文化的陶器的根源还是在中国。这个外国人的结论从而导致了另外的解读，就是“西亚文明来自中国”，原因在哪里呢？把这个外国人对于陶器的比较研究换个方向，得出的结论就是“西亚文明来自中国”。

所以杜教授【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印第安等文明体的遗迹、文物、文献记载、民谣、生活习俗中找出三两处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地方，便得出古希腊人什么的全来自中国的结论】，不是粗暴简单，而是学习的西方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文明比较”。我非专业人士，但这个人士应该很“专业”。

如此分析，那么吴钩先生发出的【人类社会早期，各个文明体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出现若干相似之处，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如东西方都有“大洪水”的远古传说，西方的“万圣节”与中国的大傩仪很像，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发明了枕头，湖南人显然也使用枕头，难道可以据此认为各个文明体都来自湖南？】反问，就很无趣了。因为根据“文明比较”，杜教授认为与湖南风俗近似的文明体【源自湖南】，是有理论根据的。

吴钩论点二：【从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出现，可能是“物极必反”的结果，是思想史“钟摆效应”的体现。】

相比近期出现的讥讽杜教授的一系列文章看，吴钩的文章显然是有深度的，这个深度就在于吴钩在极力弄清楚产生杜教授这部书的历史根源。但是“物极必反”和“钟摆效应”的总结是明显错误的。

我已经说过，杜教授的书的立论依据，是湖南考古、湖南的风俗人文。湖南的考古的确揭示出了“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湖南的人文风俗也的确在世界诸多文明体中找得到其存在的影子。所以必定会形成“世界文明与湖南”存在某种关系的认识，杜教授归纳为“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这里贩卖一点私货：其实本人归纳为世界文明起源于泛滇黔地区，湖南是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

所以不存在什么“物极必反”和“钟摆效应”。建立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的关系，完全是现代考古成果的结果。

这其中也有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中南大学黄石教授就提出了“现代人出东亚学说”，指出现代人起源于中国大西南及湖南的观点。黄石教授近期就发表过评论，指出“近年来有不少民间学者挑战西方写的编年史，业内人士常鄙视他们为民科，那么西方对写编年史的态度是严谨还是草率的呢？我个人的观察是草率多于严谨。比如把达尔文理论当成正确的历史描述，比如明知中性理论不确定，还把它推出来的非洲说当成事实。那么中国的业内人士是不是有点崇洋迷外呢？看看他们是如何全盘无意见地接受出非洲说就知道了”。

在新的考古材料、人类分子学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明起源和人类起源的新学说，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知识分子不进步，也是枉然。吴钩的【一部分学者与大众还保留着“贬中（中国文化）褒西（西方文化）”的惯性；而另外一些学者与大众，则出于对往昔极度文化自卑的逆反，生出了亢奋的文化骄傲。我想杜钢建教授应该就是文化骄傲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只是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切与“贬中褒西”无关，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这一切也不是“亢奋的文化骄傲”使然，也是科学研究的必然。

吴钩的观点三：【将杜钢建教授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与另一本神书——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比对一下，这个问题（时下知识分子圈的“贬中褒西”惯性）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吴钩文章说：【朱教授《华夏上古神系》的立意与主旨，正好与杜教授《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立意相反。朱教授想论证的，是“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上古大神的‘外来身份’，黄帝是以西亚女神为原型的异乡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湿婆，等等。道家思想原型来自印度，墨家思想原型来自希伯来，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这个结论同样是够惊世骇俗的，当然，朱教授的论证方法跟杜教授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将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你仿佛会看到两位教授在打架，使用的招式如同一辙，非常有趣。】

【但更有意思的是，《华夏上古神系》问世后，好像未见有谁出言讥讽，反而被捧上天，被认为是“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重大收获”，“具有国际学术价值，是对世界学术的一次‘东方贡献’”云云。可见，知识分子这个圈，心不是一般的偏。偏心的根源，就在于这一百年来的“贬中褒西”惯性。】

【杜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确实是扯淡，但朱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何尝不是扯淡，双方都扯一下，算是扯平了。】

对于朱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一书，吴钩先生认为“这个结论同样是够惊世骇俗的，”，但是“但更有意思的是，《华夏上古神系》问世后，好像未见有谁出言讥讽，反而被捧上天，被认为是“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重大收获”，“具有国际学术价值，是对世界学术的一次‘东方贡献’”云云”。岂只是朱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评，只要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狗血”作品，无论是谁写的，都会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评和热捧；反之，中国知识分子就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恨不能剜其心、食其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用“偏心”及“偏心的根源，就在于这一百年来的“贬中褒西”惯性”是解释不了的。

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二道贩”，一直靠“贩卖西方现成的理论和学术”混饭吃，这样必然会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热爱西方文化、仇恨中国文化的心理，建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思维和奴性性格。他们自己不敢思考，也不许别人思考。他们“贬中褒西”不是“惯性”使然，而是奴性使然。在奴性使然下，他们自然就会形成文明评价上的“双重标准”。只要西方学者哇一哇，中国知识分子就会成为应声虫，理论立马就会在中国广为传播，比西方学者还要努力。

中国民间把这类的知识分子叫做“慕洋犬”，不知道中国学界的头面人物们知道否？

一个大问题：在“慕洋犬”把持的学术环境下，象杜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突破重围，怎么办呢？

其实，目前鼓噪得很厉害的一类人物在鼓吹“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时候，使用的办法都是“相象”。这些人我就不列举了。“相象”的理论根据和研究方法的来源，就是“文明比较”。杜教授是其中之一而已。不过杜教授的狗血在于，鼓吹的是“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

学术这样写，并没有违背学术严谨的基本原则。中国很早就有一个“公羊学派”，说的是荒诞不经，但大义都在这些荒诞不经中。说实话，这样容易记。只要人们记住“文明起源于大湘西”就够了，因为杜教授这个年纪，已经不是搞详细而严谨的论证和推演的年纪了，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自待后来者。这当然是我对杜教授的猜度而已。【为什么杜教授会认认真真写出这样一部奇书。】？原因多半在此。孔子不是说“七十而随心所欲”吗？

把杜钢建教授和黄石教授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杜教授的学术推广办法很高明，这几年一波一波的对杜教授的批驳，无疑让人们记住了“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湘西”的结论，不论是支持或是反对，这个结论应该是根深蒂固了。

一位不愿意署名的学者这样评价：“文明起源于大湘西成为热门话题，就是杜教授装疯卖傻的结果，这也是杜教授所乐见的。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下，只有装疯卖傻，才能既成先驱又不被同行打压，还能吸引眼球，这就是学术推广的战略战术。看看武侠小说里的一些装疯卖傻的，武功都很了得”。

的确如此，只有高峰风这样的人，才会说根本没有何新这个人。你说他不存在，正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心生恐惧：饭碗要被砸了！

在中国“慕洋犬”把持的学术环境下，只有杜教授这样的学术风格才能突破业已形成的学术壁垒。你骂他是民科吗？不，他是正宗的教授；你骂他学术不严谨吗？不，他是正宗的学术带头人；你还骂他什么？洗洗睡吧！

一大清早起来，说了以上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费了我两包烟，真的是得不偿失。也许本文换个题目会更好，我也懒的费神。就这样吧！

狗血过后，杜教授才是高人。

黄饮冰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

注释：以上【】内的引文均来自吴钩《有一种狗血，叫“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