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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主义：竞争 冲突 危机》
货币缓慢孕育于正常的交易过程之中，从私人货币过渡至国家货币的历史过程痛苦而漫长。最初，交换起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交换的范围足够大，其组织结构便需要立法进行规范。而货币的产生正是这种需求的物质表现。并不是政府发明了货币、铸币、付款义务或债务。恰恰相反，是人们自己不断发明与再发明出交易、货币、铸币、信用、银行乃至政府本身。从一般等价物到铸币、可兑换与不可兑换的代币、银行信用，直至最后的法定货币，这条历史演进道路可谓相当复杂（见第 5 章）
债务不过是一个还款承诺，它就像其他许多承诺一样，可以轻易被打破。主权债务违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这些货币代币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可以兑换成具有更高的一般性的货币：人们接受地方银行的银行券是因为它们可以兑换成城市银行的银行券、国家银行的银行券甚至黄金；人们接受城市银行的银行券是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为国家银行的银行券或黄金；人们接受国家银行的银行券是因为它可以兑换为黄金（直接兑换或通过外国通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代币都是以更高等级的某种货币作为后盾的。
资本主义规律性爆发的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客观事实，并在突然之间揭示出那些本应可兑换的代币事实上是不可兑换的。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索取税收并不总是奏效，它即使可行也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暴力，或者说至少威胁要使用暴力，非常有效，但也并不总是管用。法定货币，即强制推行的不可兑换的代币，是现代货币的一种特有形式。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之所以发明法定货币，正是因为各州无力向其易怒的民众征税。而发行法定货币便成了替政府开支融资、支付政府债务以及最终为美国独立战争自身筹措资金的一种替代方式。
21 世纪初的全球危机便是对“左翼”和“右翼”教科书式幻想的尖锐驳斥，他们以为，睿智且乐善好施的政府掌控着货币和金融，使其为大众利益服务。历史已然足够清楚地证明，在这个不算美好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当流通之轮遭遇经济衰退的阻碍，或通货膨胀使之旋转得过快时，信念便开始动摇，此时人们便会以飞涨的比率将国家法定货币兑换成更加安全的外国通货或超国家资产（如黄金）。
在二战后的德国，纸币的总量较战前水平增加了 4 倍，而战争已经大大消耗了国家的年度货物供应。为了遏制最初的通货膨胀，政府实行了价格控制，这意味着商品持有者不得不按人为制定的低价进行销售，而这往往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货币基本上不再履行其支付手段的职能”，因此私人商品开始与其他商品直接进行交换，其中香烟崛起成为广泛流通的支付手段。私人商品货币再一次出现并取代了国家授权的货币。旧货币体系崩溃了，对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补救措施便是在 1948 年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取而代之（ Morgan 1965 ， 30-31 ）。最终，货币得以行使其职责是因为它在实际中可兑换。倘若一种货币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就必然会出现另一种货币。所谓“不可或缺”的货币，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中。
现存对货币历史发展的解释，有时会将礼物馈赠和物物交换（简单交换）、付款义务和债务以及债务和货币混为一谈。这种错误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货币”似乎自人类社会之初便已存在。
往好了说，古巴比伦的证据资料与对货币发展的两种可能解释是一致的：一种是从商品货币到铸币再到银行，这正像我们已有详细资料记载的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另一种是从商品货币到银行再到铸币，这如同戴维斯的结论。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即使是在古巴比伦，商品货币的出现都远早于银行业。
法定货币带来了将国家从预算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它曾成功地为美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支持，但也导致一些主权货币崩溃。后一类事件和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对货币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是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都禁止用印钞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即为它们超出税收和借款的超额支出筹措资金（ Ritter ， Silber ， and Udell 2000 ， 347-350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部要花钱必须先借钱或征税
央行通过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将这些新创造出来的钱转移到财政部，从而为政府支出提供新生资金。也就是说，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创造货币，然后把它借给另一个部门花，即通过将政府债券货币化，用“后门”印钱为政府支出融资
新国家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假设之上。第一，国家可以通过固定最后雇主项目的工资设定私人部门的货币工资。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工资等于最后雇主工资加上一个固定的价格加成。第二，价格稳定性论点假设价格水平由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决定，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也是在成本之上增加一个固定比例的利润。第三，国家可以将私人银行的流动性和国债的利率都维持在一个期望的水平，其中隐含着某个关于不同利率间关系的理论（即收益曲线的决定因素理论）。最后，它并未考虑产出和就业的总体路径，特别是其动态变化。
进口缓解了本地投入品的压力，但这当然也会增加外地投入品的压力。从长期来看，技术变革会减少某些投入品的使用，而增加其他投入品的使用。由于任何给定行业的增长都需要其投入品同步增长，因此没有哪一个主要行业可以长期偏离其“内在的”增长率。
通货膨胀的古典理论根植于真实竞争的实践中。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的假设，像很多新自由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假设一样，典型地基于完美竞争的缺失上，而后者则来源于各种各样的“不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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