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作家写本书,有这个想法的年龄似乎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而且这想法萦绕在脑海中也有了近50年,至今付诸于行动的星星点点的文字也只能仅供自己享用。这种要以文字记录点什么的冲动有来自我们儿童少年时对文学作品的崇拜,更因为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沧桑文学的百花齐放和文学贫脊时代向繁荣时期过渡中所掀起的一股强劲的文学浪潮。
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起初也并非都是出于兴趣,有时也掺杂着某种虚荣的成分。阅读有意思的书籍会彻夜畅读,一本砖块厚的典籍经常三五天读完也是很平常的事,从阅读的娱乐性和世事情感的滋养上都会让自己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少年的阅读回想起来也许囫囵吞枣式的浏览更多一些,这个年龄的感受是文字本身所烘托的那种氛围和文字表面所展现的意思,这种无声的思想传输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青年时期的阅读是带着批判的态度而进行的阅读,先是就书论书再是以现实论文学直到以自我的认知全盘否定,这样一来而去的倒是学会了思辩。中年后阅读是全方位目标的阅读,集对文字欣赏、认知提升、思辩明理于一体更广泛深入的去读懂理清作品并找到某些共鸣和启示。随之能抒发自己的胸意,以象喻理喻现实,写作的冲动也如潮涌般付储了指尖。
用文字记录有意思的人和事往往是要能触景生情的,缺乏了对人和社会的阅读文字间的链接会生僻无聊,所以文学基于生活。中年后的阅读不再局限在文字本身,会波及身边人身边事,会触动你走向远方的那根神经,这根本上是在践行着更开阔的阅读。中年时期的阅读浩瀚无垠,也是一种有辩识度的人生积累。除去天赋往往成名之作大多诞生在一个作者的中年以后甚至是暮年,也基于此吧。
写作是用来感恩的,写作本身是记叙和归集,写作对于作者自身讲是从认知旁人旁物到认知剖解自身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作者能做回到人而非神,能真实平和朴素的表达出原有的状态。
读梁晓声的感言引来我的共鸣也给了我某种启示,由感而发。想起王蒙的一句话:我是世界的情人,用文字向世界抒写我的情书。因了这句浪漫的创作自喻,文字的记录再现于我而言便成了孤独者的热烈而浪漫的生命之旅!
2020.1.5晨写于圣隆家中
梁晓声:用写作来感恩回报
我是否该去读读《人世间》成为老师以后的我,总在叩问自己——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因为学生们大抵会这样问。即使那些不问的学生,内心里其实也是有疑的。
于是我每每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大体梳理为如下阶段。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创作的时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欢并且具有些能力,为什么不呢?我的命运也确实由此发生改变,每年参加一至两次兵团创作学习班,还遇到好人上了大学——这是我应该感恩于文学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特别是在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的创作进入了证明自己创作才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长,往往以责任感、使命感为动力。与此同时,自我证明的意识也还是存在的。
60多岁时,我做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已快10年,在不断自我叩问下,终于猛醒——作家之创作,始于改变自己的命运绝不可耻,持续地自我证明当然也是一种动力;但万不可终于自我证明。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要证明自己的什么给别人看吗?都是教授了,还想把自己的命运改变成怎样的呢?
进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于文学,那么是不是该回报文学了呢?由该不该回报文学,进而想到该不该回报时代(如果时代不是翻开了改革开放之新的一页,我的命运将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该不该回报各个时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个时代都遇到他们,使我感受到人世间不同温度;该不该回报我来自的阶层呢?表面看它给予我的不多,但往深处一想,不对了,我从它的肌理中吸取过大量的创作营养啊,而它总是默默地任我吸取,从没有索取什么。回报它,实际上也即是回报生活。
我的学生们都会记得,关于文学,我对他们最经常说的是:
“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有能力,则通过人物写时代。须知时代本身也是看不见的‘人物’。若能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则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倘无后者,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只有一面并且只照一个方向的镜子。后者以一些可敬可爱之人的真实存在为依据,写他们是文学的本分;写到了他们的文学,对读者的营养也便多了几许。”
我创作《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回报式的写作。所秉持的理念,与我对学生们说的话相一致,并且,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使我更愿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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