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把创业者和风险承担者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不管他们“失 败”与否，除非他们在承担个人风险时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他认为创业者和风险投 资者都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应该放置在顶端，但是他们不能让别人去风险。
学者、空谈者和政客则都应该被置于金字塔的底端。
大家把学者，空谈者和政客都看得很高，但作者认为他们应该放置在金字塔的底端。为 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伤害他别人。现在社会做的事正好相反，赋予空谈者免费的选择 权。
对尼罗来说，胖子托尼从涌向逃生出口的愚蠢的人身上牟利，相当不妥。从他人的不幸 中受益——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可憎——绝非高尚的生活态度。但是，托尼承担了一定的 风险，而且一旦结果不利也会招致伤害。
胖子托尼没有代理问题，这使得他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如果情况相反则将带来更糟糕 的问题：有些人只会空谈、预言、纠结于理论。胖子托尼他是承担着风险的，有些人是 不承担风险的。
事实上，投机性的冒险不仅应该被容许，还应该是强制性的。
不承担风险就不要发表意见，这就跟大家在工作当中，你不要直接说问题没有答案，你 要提出问题，得有答案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就在胡说八道，你没有答案，你为什么总 是指责别人呢？所以作者说你不承担风险就不要发表意见。
没有人在承担风险时不期望有回报。如果胖子托尼有自己的意见，那么出于道德上的原 因，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你就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不 会持有真正的意见。
如果你看到某个人并不为自己的观点承担任何风险，那么请将他归入一个特殊阶层，也 许得比普通公民还低一层。评论家的地位也应低于普通公民。因为他们比较可耻。毕 竟，普通公民至少还得面对发表观点所带来的不利因素。
比如说我们昨天血管SPA第三期开始了，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个问题，在理工聊食养向思涵老师推荐时，首先我第一反应是她做没做，所以她做了你就相信，她没做这里有可能就是骗局。
思涵老师昨天听海树云霞在群里讲这个原理真的很棒，同样她在讲的过程中，我们会问一下，她做没做，有人马上告诉思涵老师她在做，结果一会儿发出来，她昨天使用的神仙水之类的，也在做。大家理解了吗？她跟你享受同样的结果是很重要的。
与知识分子和评论员这种高高在上、高枕无忧的社会群体的整体观念相反，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黄，言行不一，不承担受到损失的风险，不在游戏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险，那么就是极不道德的。如果你表达你的意见可能伤害到别人，但你自己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公平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是，这是信息时代。转嫁脆弱性的影响可能贯穿整个历史，只是如今由于现代化带来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影响变得更为严重了。如今的知识分子远比以前更为强大和危险。所谓的“知识世界”会导致知识和行动的分离，并导致社会的脆弱性。
在过去，负起责任的人才享有特权——他要负责任才能享有特权，除了少数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服务于封建领主，或在某些情况下，为国家效力。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封建领主，那么遇到事情你就是第一个赴死的。想要打仗，那你得先上战场。
让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宪法》所说的：总统即是三军总司令。恺撒、亚历山大、汉尼拔都亲自上战场——据李维所说，后者总是第一个冲入战区，最后一个撤出。
乔治·华盛顿也亲自上战场，不像罗纳德·里根和小布什，他们只会一边玩游戏，一边谋划如何威胁他人的生命。
即使是拿破仑也要亲自承担风险，他现身战场的威慑力相当于增派一支25 000人的军队。丘吉尔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战斗勇气。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为各自的信仰而战；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必须冒的风险。这是在过去，在现代像小布什这样的就不一样了。
在传统社会，那些承担风险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比那些无须面对风险的人的地位更高。
在达沃斯，作者一看到脆弱推手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深感厌恶，正是他那篇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文章煽动引发了伊拉克战争，而他并未因此付出任何代价。
真正让作者感觉不舒服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因为我看见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邪恶和有害的人，他只是因自己看到了错误却无能为力而感到难过，这是一种生理反应。看到是这个人造成的，他还在逍遥法外，他有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很难过的。
言语很危险：事后预测者总是在事情发生后对其进行解释——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空谈——让自己看上去总是比预测者聪明。事后诸葛亮。
那些骄傲、夸夸其谈的舆论制造者将最终赢得辩论，因为他们是写文章的人，而由于阅 读他们写的文章而陷入麻烦的愚蠢的人，以后还会再次阅读这些文章以寻求未来的指导，然后再次惹上麻烦。
夸夸奇谈写文章的这些人他们最终不会管自己干的事情有多糟糕，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赢得了辩论，是他天天在写，但是看的人倒霉了，比如告诉你房价在现在的基础上会腰斩，结果你没买房。
但是你却发现了房价在往上涨。等等，再等等，结果越等越高。这个写文章的人你去看一下他怎么样了呢？他自己受到惩罚了吗？他没有，但是你倒霉了。你再去看他的文章，发现他的文章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他换了一种说法，由于某种什么什么原因，房子还是要上涨，所以到底听他哪个。就这个意思，他最终赢得了辩论，因为你根本没法跟他辩论。
过去是流动性的，充斥着选择偏见和不断修正的记忆。愚蠢的人有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所以容易上当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局限。怎么办？读书吧朋友们，你要让你两耳之间的六英寸变得发达。
不对称性（事后预测者的反脆弱性）：事后预测者可以采用过滤式选择法来挑选他们的意见为人接受的例子，并将失误的预测抛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一个免费选择权——对他们来说是这样；我们却必须为它付出代价。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愚蠢的人，只要看看实际记录和行动就知道了。行动是对称性的，不允许过滤式选择，因此消除了免费选择权。当你看到某人行动的实际历史记录，而不是他在事件发生后发表的想法，事情就一目了然了。选择权消失了。现实消除了不确定性、不精确性、模糊性，以及让我们显得更聪明的心理偏见。错误的代价是昂贵的，它不再是免费的，但是做对则能带来实际的回报。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其他测试来评估生活的组成部分：通过人们自己的投资来判断其决策。
所以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抱怨世界。你需要主动迎接挑战，战胜困难。托尼坚持要尼罗定期看看实际的战利品（比如银行账单），这是很正确的。这些获利，正如我们所说的，与财务价值没什么关系，也与购买力无关，只是象征性的价值。
讲得口沫横飞的人出头了。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只说不做的人越来越多，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是现代主义和分工的产物。
只说不做，比如说没有直播，开播的人，他告诉你直播会怎么怎么不好，未来会怎么样，你现在就知道他在胡扯。因为他没有实践过，他哪儿来的结论呢，所以我们大家要应用，处处都能体现出来。
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因为缺乏惩戒而带来的教训。比如，许多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种观点，在另一篇论文中又提出另一种观点，而并没有因为在第一篇论文中的错误观点而遭受惩罚，好像他的论点只需贯穿于一篇论文，而无须在不同的论文间保持一致。
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人总是要发展的，会推翻早年的一些想法，但如果是这样，早 先的这些“成果”就应该停止传播，代之以新的观点，就像用新的修订版书籍取代之前的一版书籍一样。但是现在，惩罚的缺失使得他们获得了反脆弱性，而社会却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我们都知道庸医和蛇油推销者会带来医源性损伤，江湖郎中这些人可能会骗你，但此类人多少有些自知之明，被捉住后大多老实认罪。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更为恶劣的医源性损伤是由专家造成的，他们依仗自己备受推崇的地位在事后声称，他们早就对伤害发出过警告。
由于这些人并不知道是他们自己造成了医源性损伤，因此他们还用医源性损伤来医治医源性损伤。然后，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就行。
比如，大家看股评，天天告诉你推荐股票，但是你不要听他，他同时还告诉你股市有风险，遇事需谨慎。
所以很多人就听这个去做，那么作者告诉你的意思，你应该怎么做？你不要去问他们的意见，他建议怎么做，只要问他们的投资中有什么或没什么就行。让他给你截个图，他买了什么。比如:思涵老师告诉大家一只的时候，思涵老师就会截图看看是不是思涵老师买的，风险是共同承担的，而不是说完之后自己根本没买。
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就行。也就是说，说的人要负责任，你才不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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