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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家麒:燕京大学时期的朗润园与镜春园的喜乐悲愁

关家麒:燕京大学时期的朗润园与镜春园的喜乐悲愁

作者: DeltaSunshine | 来源:发表于2022-01-24 11:57 被阅读0次

    朗润园与镜春园的喜乐悲愁

    关家麒

    (原载于《燕大校友通讯》第47期  2006年9月)

    燕大时期的朗润园、镜春园保持了清代古园的面貌,与南面的睿亲王园即后来的燕园浑然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燕园的后花园。

    朗润园、镜春园与睿亲王园、鸣鹤园(在宁德楼、校景亭一带)、蔚秀园等号称清代的八大古园,几乎都是皇族亲王或公主的赐园。如同蔚秀园是醇贤亲王奕譞(七王爷、光绪皇帝之父)的赐园一样,朗润园则是六王爷恭亲王奕訢的赐园,它不如京城内后海的恭王府及其花园那样有名,但是奕訢在被慈禧太后罢官的十年赋闲期间,经常在朗润园内与七弟奕譞、友人宝鋆和差恂等人唱和赋诗,在他所作的《朗润园感怀》中,曾有“实事渐消虚事在,他生未卜此生休”之句,表现了宦海失意后的无奈心情;也曾为李鸿章写了《赠李少荃相国十二韵》诗作。镜春园是庄敬公主的赐园,她居住过的小院有一座很显眼的垂花门,如今还在,只是摇摇欲坠了。

    燕京大学租购朗润园以后,给这两座本已荒废的古园带来了生机,也使晚清的园林古迹得到保护和修缮,成为一大幸事,也是学校的一件大喜事。当时朗润园的园主是爱新觉罗·载涛,人称涛贝勒,朗润园也叫涛贝子园。整个朗润园除湖心岛部分的主体建筑---“正所”不卖以外,其余都卖给了燕大;“正所”算是租给燕大,里面还住着涛贝勒的福晋。管园人是位叫做白姑娘的旗人妇女,家丁叫德包儿。燕大派进居住“正所”的住户需经过福晋的同意,也就是说要有较高的身份才行。镜春园当时是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别墅,燕大从徐家买下来以后,连同朗润园一道经过修缮、疏浚河湖,被划为教职员住宅和单身教授宿舍。接着就是大批的燕京人搬了进来,他们惊喜地发现居住环境是一座有山有水的大花园,特别是外籍教师尤其喜欢住在朗润园、镜春园。据不完整的回忆,先后住过这两所园子的人有:吴雷川、郭绍虞、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潘昌煦、钱穆、李民、张东荪、容希白、桂美德(Martha Kramer)、周学章、李安宅、翁独健、威尔逊(Wilson)、蔡一谔、郑林庄、孙楷第、丁荫(Samuel M. Dean)方贶予、阎简弼、梁思庄、邵可侣(J. Reclus)、耿耀西、黄维德、卢念苏、张茵陈、李欧、王平、师树简、朱锡爵、邵祖章、李敬唐、关长庆、高一平、高达、赵世增、于慧、李梦萍、韩愚、徐振德、王九光、郭沛田、廖泰初、张隆栋等,还有陈梦家、赵萝蕤一家他们都经历了燕园生活中的一次乔迁大喜。

    另一件大喜事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老一辈小说家、散文家的许地山(笔名落华生)于1929年在外文系教授包贵思的朗润园家中和周俟松女士举行订婚仪式,由冰心致祝词,茶点后大家欢乐地歌舞,极一时之盛。

    1940年12月4日,镜春园内喜气洋洋,热闹非常,原来是裴文中教授筹建的“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正式开幕。在开幕典礼后,人们参观了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独一无二的史前陈列展品,其中大部分为裴先生在周口店挖掘所得,对史前考古的教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进入镜春园,走过一个石桥,迎面看到一个很气派的院落,大门上的对联是“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这恰好是对住户的真实写照,大家都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教授们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作着他们的学问,燕大同学们则三三两两或全系出动,到朗润园、镜春园野游,合影留念,可见当时的野景给他们带来的乐趣。

    前清翰林、民国教育部次长、燕大校长吴雷川先生“夙性恬淡,寓居校北朗润园池南,低椽数间,校中迭次吁请先生迁居西式宿舍,先生以朗润园涵翠微之秀,傍筕竹之清,屋虽陋而正为君子之所居,不愿迁徙。”“有仆文子,事先生至谨,先生令其全家同寓朗润园。文子家累甚重,先生咸抚育之。每届残阳余晖之时,文子全家晚饭,先生辄微笑立旁,瞰其子女竟饭欢会之情,盖幼我幼以及人之幼之心,至恳且切也。”①吴校长是启明团契的顾问,经常约契友到朗润园家中聚会并设宴招待,拿出珍藏多年的御赐宫廷好酒叫大家品尝,给大家讲讲科举殿试的经过,幽默而有趣。

    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和前清进士、法学教授潘昌煦,1930年同住于朗润园单身教授宿舍。他说:“余居燕大朗润园,园之后半为房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之胜,余每在此散步。读于斯,游于斯,绝少外出。”②

    住在镜春园的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住在朗润园的教育系主任周学章先生,常请同学们到家里吃饭,在优美幽静的环境中,师生纵情谈笑,其乐陶陶。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燕大时期,朗润园、镜春园还曾有过一支篮球队,取名叫“镜朗队”,由邵祖章先生领头,成员为这两园的园民。记得打过两场比赛,一场对“海联”(海淀联队),另一场对当时在燕大集训的中央体训班队,李汉亭等篮球国家队员都上场参战,开始国手们并不重视,球打得漫不经心,而憋足了劲的“镜朗队”却使出了浑身解术,连灌了好几个球,这才使国手们如梦方醒认真对待,结果可想而知。但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镜朗队”居然能和国手们交锋较量。

    朗润园、镜春园的最大悲剧发生在清咸丰年间,1860年英法联军在焚毁圆明园的同时也焚毁了一水之隔的朗镜二园。虽经劫后重修,但难以恢复原有风貌。燕大接手以后,对这两所荒废的园子进行了整修,也疏浚了河湖池塘。燕大的规划者们深知保持原貌就是对文物最好之保护的道理,不过多兴建新的建筑物,只是因地制宜地适当点缀,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野外风光,也才有燕大的学生们到这里来“野游”。当年园子里确实是野花盛开,遍山坡的酸枣树,水中有红莲绿荷,水下有鸡头米、藕,水面有野鸭戏水,偶尔也能见到苍鹭(俗名“长脖老等”),岸上野兔见人就在野地上飞快地奔窜,林中的布谷鸟声声争鸣。耿乃光校友曾捕捉到一只“知了”,形状奇特,经专家辨认,原来是一种生物学界认定在亚洲早已绝迹的蝉的一个稀有品种,不料在朗润园内发现,可见朗润园、镜春园实在是生物之园,生态环境保持得相当好。

    朗润园、镜春园遍布河、池、塘、湖,水源充足,水网密集,因水成景,以水取胜。镜春园有一处“岛上人家”,位于园中偏西,这个小岛上有一排小屋,四面环水没有院墙,只有一板桥通向南岸,住在小岛上的一户人家是美籍的丁荫先生,这位工科的土建专家设计过多少大楼,却宁愿住在侷促的三间小屋里,因为他和夫人喜欢这里的幽静和美丽的小岛。朗润园也有一户“水上人家”,坐落在镜春园通往朗润园去的小木桥的西面。这是一座水榭,半在水中半在岸上,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家政系主任美籍教授桂美德就住在这里,她景仰中国文化,对中国有感情,所以连居所也纯粹是中国化的古典建筑。不过她的厨房是在池塘的对面,每次做饭都要走过小木桥,别有一番情趣。提到小木桥,还有一件险事,某日黄昏,一位姑娘骑车经过小木桥,桥本来很窄又没有栏杆,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入水中。当时笔者正与一二同学在附近划船,听到响声立即前往施救,使之安全脱险。但是也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大约在1950年前后,机械系黄维德先生的幼女在住所屋后的湖中溺水身亡,黄太太(燕大校友、蒙古达尔罕王的三公主)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常在岸边呆呆地望着湖水,见者无不叹息和心酸。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2006年年初,北大将在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进行大规模拆迁工程并建立“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消息传来,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反响强烈。校方不得不举行新闻发布会,解释称,规划方案只是拆除违章建筑,治理脏乱差,是为了保护古园林云云。但是仍然难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七王爷奕譞的蔚秀园已经被北大破坏了,那么六王爷奕訢的朗润园命运也不容乐观。已有前车之鉴,按说可以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人们仍然有理由质疑北大在朗润园、镜春园身上所做过的一切:

    1. 1952年接管燕园伊始,即把镜春园东南角的一片山清水秀之地辟为材料场,破坏了山形、水系与地貌,工业用途与园林风景格格不入;

    2. 在朗润园东北角的湖东岸,盖起了五栋火柴盒式的宿舍楼,严重破坏了朗润园的整体风貌,这组建筑难与周围环境协调,显得不伦不类;

    3. 园内居民私搭乱建成风,小屋小棚比比皆是,垃圾成堆,校方疏于管理,控制与制止不力;

    4. 河床完全干涸,湖底滴水皆无,池塘杂草丛生,江南水乡风光已成遥远的过去。若系缺水造成,那么西校门至西侧校门(汽车进出之门)一带的水景为何如此充盈?是否与该处的国际友人常来常往有关?朗润园、镜春园现已成为无水之园;

    5. 在园内新建了许多“中心”,这些仿古建筑布局过密,装饰低俗,与朗润园、镜春园原有的荒疏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须知稠密的建筑物是园林布局的大忌。

    从上述五点说明朗润园、镜春园已经和正在被蚕蚀,而且面临着更大规模破坏的危险。

    北大是一座讲究文化传承的名校,应该不会像只懂得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商”那样眼光短浅。我们欣慰地听到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先生说的话:“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之一,肩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保护好学校的文物古迹。”但愿此话能说到做到。

    最后,再来听一听与燕大毫不相干的人是如何客观地评论这件事的:“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在确定拆迁中将予保护的范围时,不仅应当考虑保护清代古典园林风貌,也应考虑上世纪50年代北大迁入之前燕京大学的历史文化遗迹。毕竟,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值。”③

    注:①《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26`—227页;

    ②《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0页,第15页;

    ③《人民网》2006年2月20日转载《新京报》的文章。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叶道纯、耿乃光、周懿娴等师友的指点,谨致谢意。)

    (载于《燕大校友通讯》第47期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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