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熟了的建筑物站了起来,抬着脑袋,卸了灰色的睡衣,江水又哗啦哗啦的往东流,工厂的汽笛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夜总会里的人们的命运!
醒回来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文/八月初六
1923年3月22日的清晨,一艘从日本长崎始发的轮船缓缓驶入了上海的黄浦江。
甲板上,有个名叫村松梢风的日本二流作家,对映入眼帘的这个颇具西方现代文明特色的大都市,难以掩饰内心的激情澎湃。
随后的二个多月里,他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怀着无比新奇的心情在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里开展了一系列兴趣活动 ──到菜馆品中国菜,上茶馆喝茶,去戏院看戏,进跑马厅赌马,入赌场赌博,在舞厅里搂舞女……
虽然这段期间内,他曾一本正经地参观了上海的几所学校,又拜访了田汉、郭沫若以及创造社。但出于岛国男人的本性,他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奉献给了逛花柳场所上,顺便还搞了场自认为“名正言顺”的婚外恋。
归国后,他意犹未尽地花了五万字左右的笔墨,表达了对此次上海之旅的感受,并在次年将其出版,取名为《魔都》。
没错,这便是如今我们经常使用的“魔都”一词的由来。
或许村松梢风自己都不会想到,这个当初由自己创造的含有贬义意味的词汇,在隔了九十多年后竟成了中国人心中上海的代名词。
1924年出版的日文版《魔都》的扉页1889年,村松梢风生于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从中学时代起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凭借处女作《琴姬物语》踏上文坛,代表作有《残菊物语》等。
和那时候许多日本人一样,“中国”这个名字,最初留给村松梢风的印象是恐惧的。
由于受中国志怪小说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在日本人心中的模样是可怕、狡猾的。他们经常以阴险狡诈的形象出现在日本的一些“壮士剧”里。致使日本的大人通常会以“天黑了不回家,就要被中国人逮去了”这样的话语来吓唬孩子。同样也给村松梢风留下了不小的童年阴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于1914年占领了青岛。那时村松梢风正处于对自己未来的困窘期,曾一度想来这片神秘陌生的土地闯荡一番,但在友人的劝说下暂时放弃了念头。
而真正使他下定来华的决心,得归功于芥川龙之介所撰写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游记。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罗生门》、《鼻子》等,他与森鸥外、夏目漱石被誉为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的三大巨匠。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归国后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等一系列游记类文章。
这些流淌于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冰冷的、神经质的、带有歧视性的文字,像一道道闪电击中了村松梢风的神经。他毅然动身前往中国,并认为中国之行将会是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事实证明,这个举措使他之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都和中国密不可分。
村松梢风当三十四岁的村松梢风初踏入上海滩时,对外表充斥着高大上的“东方巴黎”,是近乎于痴迷的──
城市里到处都有漂亮的欧式建筑,给人一种艺术上的享受;每条道路都是用水泥铺设,比日本的泥泞路不知高级多少倍;商业兴隆的大马路上(即今日的南京东路),鳞次栉比的高级商店令人目不暇接;夜夜笙歌的舞厅里,翩翩起舞的场景使人沉醉……
不过很快,他便发现这座看上去“明亮又华美”的大都市,只是“物像的一面而已”,隐藏在繁华背后是深不可测的黑暗。
彼时的上海,在光华美丽的虚幻表象下,到处都笼罩着光怪陆离、黑暗阴森的诡异景象。
大批海外投机者从世界各地前来淘金,造就了传说中的“冒险家的乐园”。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常年兵荒马乱,各地的难民纷纷涌入沪内,因而形成了多种族并存的局面。
多种族并存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畸形的租界割据状态。在市区范围内,真正属于中国的只有老城厢一小块地,其余都是外国的租借地。每个租界各自为政,只对所管辖范围内负责。马路上各种肤色的警察多如牛毛,但形同虚设。法租界的治安更是混乱得毫无制度,已然成了犯罪者的“温床”。
走在街上,几乎每天都能目睹犯罪:洋人明目张胆地在路上绑架妇女;遍地都是扒手、骗子和“碰瓷”;妓女们在街上成群结队卖弄风骚;强盗团伙和帮派势力的淫威遍布于各个角落;鸦片贩卖和赌博业泛滥猖獗;连最底层的“苦力”黄包车夫都很有可能是拉皮条或是贩毒的……
这些隐藏在明亮光鲜下的罪恶,令村松梢风不寒而栗。他在《魔都》一书中这样写道:从前的日本有句话说江户是个不可大意的地方,一不小心马的眼睛就让人夺走了,在上海岂止是马的眼睛,稍不留神连人的眼珠也会被夺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松梢风的恐惧感也慢慢淡去。渐渐,他也开始接受起这副“上海的本来面目”了。
旧上海的南京路当村松梢风流连在九十多年前的夜上海,无疑惊讶于这里的生活竟不分白天与昼夜:饭馆、咖啡馆、酒馆通宵达旦地营业,娱乐场所的高潮狂欢要从十二点才开始。达官富豪们夜夜沉湎于纸醉金迷中,已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
在“纸醉金迷”的浮华之外,则是另一个丑陋的世界:黄包车夫们像鱼鹰一样对来往的行人虎视眈眈,兜售小商品的小贩们如黏胶般死死纠缠路人,而随处可见的妓女拉客现象,更令他不禁感叹:上海就是一个卖春女如此之多的城市!
在《魔都》中,村松梢风还特别提到了一家位于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上,名叫“青莲阁”的茶馆。白天是一个喝茶聊天、谈生意的地方,一到夜幕降临就变成了下等妓女的乐园。妓女们放浪形骸地穿梭于其中,肆无忌惮地招揽生意,不知廉耻地向外国人献媚,仿佛羞耻心已不复存在。
不难想象,作为旧上海的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迫于生活的无奈,不少妇女不幸沦为了娼妓,很多无知幼女被逼迫去卖淫养家糊口。而本应作为保护伞的男人,却在贫穷、愚昧、自私、麻木的环境熏陶下,成了皮条客、大烟鬼和赌鬼,与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
可见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华丽外衣下,那时上海呈现给世界的面貌是繁荣、摩登的。而这种繁荣、摩登却不属于“中国制造”。一旦掀开华丽外衣,里面尽是百孔千疮、脓毒遍体,更像是造在地狱上的人间天堂。
正如村松梢风在《魔都》中所言:上海具备所有文明的设施……而最关键的构成生活基调的精神文明,上海却没有……尽管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中国的国民在这里却过着既非中国也非西洋的生活。在这样芜杂混沌的空气中,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文明和良好的生活。
那座颓废、糜烂的上海滩,终究成了后来村松梢风创造“魔都”一词的始源。
四马路上的青莲阁茶馆《魔都》出版以后,因村松梢风的知名度不高,在日本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随后的十几年中,他又数次访问上海,写下了长篇小说《上海》和其他一些著作。不过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他对中国的态度便不再热情,而随日本当局的变化,变得恶劣起来了。
然而把上海比喻成“魔都”的现象,却随着他的作品,在当时和中国有关联的日本人群中,一点点传播开来了。
当年鲁迅的日本好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起初对“魔都”二字并不认同,觉得“说得好像上海是只有恶人聚集的城市一样”。但后来在亲眼见证了光天化日下,大街上乞丐的恶意抢劫行为后,他痛心地大呼:这类的名字都有点客气了!
而芥川龙之介对于上海的评价更加冷漠,他在《上海游记》中写道:据说上海是中国第一“罪恶渊薮”。要之各国人种麇集于斯,恐怕自然而然地更容易如此吧。仅我所见所闻,风教确乎恶劣。
相比内山完造的痛心和芥川龙之介的冷漠,村松梢风在“魔都时期”所留下的那些褒贬分明的文字,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客观的。
不过换言之,他选择了带有贬义色彩的“魔都”来形容当时的上海,尽管如实反映了曾经那个被各种罪恶、各种混沌所包围的黑暗时代,可作为承载着千百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竟被外国人以妖魔化的词语来比喻自己的城市,并在海外流传了几十年,实在有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意味。
新上海浦江两岸的迷人夜景时至今日,一个与九十多年前完全不同的上海,在经历了无数次变革后,脱胎换骨般地以全新的面貌,正在朝越来越好的趋势发展。但不得不说,其内心的魔性是依然存在的。
近年来,在被一些相关的日文著作、报道和二次元文化成功引进“魔都”这个词语后,一些尚不知其真正由来的人们,惊奇地发现用“魔都”来形容此刻的上海,倒也十分贴切。
现今的“魔都”,和村松梢风笔下的“魔都”,“魔”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魔”,更多体现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飞速进步上,纵然依旧披着“魔幻”的面纱,但它无法再成为构成罪恶的渊源。
更值得欣慰的是,新时代的上海人民,早就摆脱了昔日苦难的束缚。在积极稳步的政策和不断完善的法律体制保护下,逐步走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存的幸福大道。
“魔都”,这座曾经造在地狱上的人间天堂,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华丽绽放。
参考书目
《魔都》(日)村松梢风著 徐静波译
《魔都》译者前记 文/徐静波
《魔都上海》(日)内山完造著 康桥编
《上海游记》(日)芥川龙之介著 施小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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